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
时间：2021-07-05 08:0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分散社会的组织化是构建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历史前提与逻辑起点，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革命性的，但整体的转型过程是相对有序而平稳的．其基本经验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主导机制。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在组织化调控体系中培育与成长制度化调控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体系重构与再造的基本趋向。
关键词：组织化调控；制度化调控；社会转型；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1-0094-05
1978年以来发生的整体性与结构性的“双重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促使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类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的前提下．经历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政治奇迹，这种政治奇迹集中体现为：在实现革命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如此巨型的政治体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基本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本文试图在国家治理层面总结中国经验，并对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及转型的内在机理作出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化解转型中国的秩序危机
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单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变幻莫测：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性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很多风险。在富裕的现代工业国家，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度时空压缩型的发展，也是一种发展使命复合型的发展，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极其复杂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型、文化重建、社会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转型对社会秩序必然产生深刻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秩序模式的更替，而社会控制主体与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控制资源的流失是转型社会出现秩序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但是，适度的社会失序不一定是发展的坟墓，而可能成为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契机，并且往往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和必要代价。当然，社会的本质与社会对秩序的内生性需求表明，社会秩序既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秩序重建是任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因此，转型社会的秩序重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整合成为高度组织化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效治理国家的支柱力量。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市场机制日益主导社会运作的过程，是一个人们行为的动力机制日益由革命理想与激情向现实的物质利益转换的进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日益递减的过程。在传统的全能主义体制日益松弛后，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漏洞与缝隙日益增多。作为社会匀质化力量的市场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的“蜂窝状结构”特征，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地区化和部门化。在全新的国家治理情境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会成为西方学者所谓的“碎片化的威权政体”?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或者运用新的国家治理策略来实现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
复杂而艰巨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社会日益步人一个利益大分化的时代，随着贫富分化的日益显著，社会底层民众滋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日趋激烈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成为转型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同时，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现代性刺激的消费欲求，都对中国的社会调控体系与政治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培育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化解转型中国的秩序危机，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二、分散社会的组织化：理性化社会调控体系的构建
组织维度在现代社会具有位居中心的、第一位的重要性，为集体行为的发展和有效性提供了路径和可靠的支撑。亨廷顿认为，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社团缺乏，组织发展层次低下，乃是政治混乱而动荡的社会的特点。组织是现代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和工具。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充分表明，整体性社会危机导致底层社会的全面溃散，组织真空与制度真空造成的秩序与规范真空是近代中国动荡不安和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中国地域的广博和人口的众多客观上决定了对组织化的需求是极为强烈的，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支撑社会结构的组织资源不断趋于衰竭，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实质是将人们重新纳入到组织化的轨道上来的过程。在中国，通过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来实现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迫切要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国度建立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政党来解决组织真空这一世纪性难题，这种组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力量一直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实现分散社会的再组织化是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前提，组织化成为国家最基本的调控手段。单位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就适应了中国特殊的“有组织的现代化战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同样，受制于国家治理资源的贫弱，国家力图实现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进而通过权威的社会化设计来转嫁社会管理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基层社会组织成为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神经末梢”，既是政党一国家依靠社会力量来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载体，也是国家在推进社会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治理对象有效调控的组织载体，组织建设和组织创新一直是决定中国国家建设成败的关键。
在中国，作为现代政治力量集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党政平行的双轨结构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组织架构，借助政党权威确立现代的政府官僚科层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各级国家政权组织成为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建立了各种政党外围组织作为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比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把大多数社会个体纳入政党体系，或者使其或多或少地与执政党发生联系，这些政党外围组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单位、基层党支部、村(居)委会等组织形式，实现社会成员的有组织化，依托权力组织网络来调控社会个体，形成完整的组织化调控模式。因此，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执政党组织网络强大的社会渗透能力，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