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村民自治的“捧杀”与“棒杀”
时间：2021-07-03 20:0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于目前中国农村蓬勃开展的村民自治，知识分子中大约有两种典型的反应：一种是满腔热忱地予以关注，对它的前景满怀期望；一种是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对它的现状满腹抱怨。由此，他们对村民自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尽管说好得很未见得就完全正确，说糟得很也未见得完全错误，毕竟今日不同于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派，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就是反动派的那个年代，但是，有两种倾向特别值得我们这些一向自以为最崇尚民主，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们注意。这两种倾向，简单地讲就是“捧杀”与“棒杀”。“捧杀”往往是好心与无意的，而“棒杀”则是无情与故意的。
先说“捧杀”。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全面铺开以后，国内就有某些知识分子断言，村民自治的实行象征着民主的蝴蝶破蛹而飞，它将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一步一步地由村而乡而县而省以及到中央，自下而上地推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就是把农民当成了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火车头，是宏观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之源，是中国政治走向高度民主的希望之光。知识分子如此地恭维农民，如此地看好农村，是否意味着他们不再轻视“泥腿于们”了?依我看，不然，这实则是一种对村民自治的移情式赞美，是一种变相的“捧杀”。
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几番曲折，越来越严重地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这种僵局令那些热切希望中国尽快实现高度民主的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当民主理想与热望屡屡受挫之后，他们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一段沉闷的蛰伏期。环顾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在城市里，工厂、商店以及所有的企业都在体制改革之中实行了重组、改造，昔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单位”，现在变成了董事长、老板们说了算的地方，工人们成千上万地下岗、失业，有的连基本生计都成了问题，哪里还顾得上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再看看知识分子大量蛰伏栖身的地方——大学、研究所、新闻出版单位等等，哪里不是被市场机制冲击得斯文扫地，哪里不是被官本位体制浸淫得不成样子?这时候，传统知识分于“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策略特别能帮助民主理想遇挫的现代知识分子找到心灵的慰藉。尽管有的人忙于“下海”，有的人忙于跳槽，有的人忙于“为学术而学术”，有的人忙于“为职称而称职”。但是，仍有一些人执著地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比如人文精神，民主理想，自由诉求等等。然而，依本人的观察发现，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谈民主，多有好高鹜远的习气和叶公好龙的心态。在书斋里、讲坛上、文字中他们激情澎湃，头头是道，而面对身边校长、院长、所长哪怕是教研室主任、课题小组长之类不入流的“领导”层层由上级领导部门指定任命等种种不民主现象，人人都习以为常、心安理得，谁也不敢公开说，民主要“从我做起，从本单位做起”。他们最多只有在背地里骂娘的勇气。总之，在城市里，民主仿佛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奢谈。
好在中国农民有首创精神，他们总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口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当“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基层组织出现混乱无序的“权力真空”的时候，当家族势力、地痞流氓恶势力横行乡里闹得鸡犬不宁之时，他们自发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新型组织，实行了村落范围内的自治。本来，一向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只是想通过建立自己的“村委会”来调解民间纠纷，维护乡里秩序，保持一方平安，他们并没有想到什么“基层民主”、“制度创新”、“组织再造”之类高深的问题，但经过知识分子们一挖掘、一发挥、一提升，就变成了“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践”、“政治体制改革新的突破口”、“高度民主的新生长点”之类“宏大叙事”的东西。尽管我本人也并不否认，经过《村委会组织法》的规范与完善、经过政府的介入与引导，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确实具有了促进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实质，但是，我不同意把它夸大到“火车头”、“突破口”之类宏大叙事的层面。因为，许多把村民自治赞许为“好得很”的文章以及宏篇大著读后，总不免令人产生一种知识分子是在借它说事，寄情托物的感觉。很多人不是真正关心农村的事情本身，而是说着说着，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这属于一种移情式的赞美。说这是一种移情式赞美，是因为在某些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近于完美的“民主理想”，它根深蒂固，挥之不去，但在城市的工厂商店看不到它的踪影，在大学校园、科研院所也难觅它的足迹。就在此时，农村风风火火兴起的村民自治很自然就成了部分知识分子谱写民主咏叹调的素材，不抱住它把情抒个够，怎一个好字了得!
问题在于，当目下中国只有一个村民自治可作为知识分子们借以畅快淋漓地谈民主、谈自由、谈公开、谈透明、谈竞选等话题唯一素材的时候，天真烂漫、充满乌托邦气质的人们也就特别容易说过头话，写过头文章，恨不得让村民自治变成解决中国一切政治问题的法宝。恰恰是这种一厢情愿的移情式赞美，它在好心与无意之间，容易造成对村民自治的“捧杀”。这种“捧杀”具有难以预料的不良结果。试想，明明各地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压制民意、操纵选举、有名无实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各种规章制度在运行中还很不完善，你却说广大农民已经充分享有了民主权利，农村选举真正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农村民主已经蔚然成风，那它下一步还怎么发展，怎么完善?今后农村基层真实的情况如何再让最高层去相信去重视?难道这不是“捧杀”?还有，广大农民之所以拥护实行村民自治，只是想靠自己选出个办事公道、年富力强、敢于为民请命、乐于为民造福的“当家人”、“领头人”，把自家村子里的事办好，并未想过要将村子里实行的那一套推广到乡、县、省及至中央，并未想过要有朝一日由自己来直接选乡长、选县长、选省长乃至选国家首脑，而我们知识分子硬是把它说成是“火车头”、“突破口”，还有什么“蝴蝶效应”，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迟早会引出大问题，提出大挑战，惹出大麻烦。这不也是在“捧杀”?有鉴于此，我要提醒一下那些村民自治的热情讴歌者：过分的移情式赞美同“捧杀”并无二致。
再说说“棒杀”。比起“捧杀”来，“棒杀”属于“直接故意伤害”。对村民自治采取“棒杀”态度的知识分子俨然一副正宗民主守护神的姿态，总是以极为轻蔑的口吻说农村村民自治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这里是假的，那里是吹的，总之，“糟得很”。村民自治这个政治婴儿在中国农村诞生不久，就遭到了某些知识分子无情的当头棒击。在众多的“棒杀者”中，他们对村民自治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理由大概有三条：第一，农民素质低下，其民主能力值得怀疑；第二，农村贫穷落后，其民主程度必定是低水平的；第三，农村问题复杂，靠民主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我读到类似的文章，听到这样的高论，就会下意识地去揣摸言说者的身份：这家伙是官僚分子还是知识分子?若是官僚分子，我还可以不把他当回事；若是教授、研究员之类的知识分子，我心中不免感到难过。
村民自治的“棒杀者”往往是条件论者，他们或多或少接受过一些西式民主观念，有的甚至读过一些洋书，喝过一点洋墨水。按他们正宗民主理念的逻辑，在农村讲民主，必须等到农民文化水平、思想素质提高之后，必须等到农村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必须等到农村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只有这些条件满足了，才能造就真正的民主。这样的观点，看似深刻严谨，实乃迂腐可笑。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批评晏阳初、黄炎培等人主张在农村先发展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后搞村治的观点时就指出：文化与教养不高同农村的落后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主要原因。文化教养提高并不能改变农民目前所受的痛苦。若要等到把农民教会了阅读再让他们去做惯常的工作，到头来必定落得人财两空。其实在今天，农民需要民主、农村需要民主，也不过是梁先生所说的“惯常工作”而已，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神圣目标，它并不需要等经济、文化条件都达到了完善的阶段才去实现。恰恰相反，中国农村面临的迫切现实是，如果不及时地实行村民自治，满足农民的民主需要，农村就难以取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顺利发展。“棒杀者”们大概不知道，这是中国的逻辑，它同所谓的“英格兰模式”、“美利坚风格”大相径庭。
村民自治的“棒杀者”也是至善论者，他们专门以搜集全国各地村民自治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乐事，还煞有介事地开展实证研究。在他们“棒杀”性的文字与言论中，不仅有统计数字，而且有访谈笔录，俨然客观科学的样子。但是，他们对村民自治越是苛之严，责之厉，就越是能清楚地暴露出他们至善论的尾巴。由于“棒杀者”们深受至善论的影响，他们把民主看成神圣价值和终极目标，一概反对把民主作为工具理性和操作手段，他们要求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同步发展、同等完善。只要不符合他们的这些价值尺度，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棒杀”。
村民自治的“棒杀者”还是优越论者。在“民主”、“自由”之类的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总是在心智和能力方面将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优于其他社会群体。甚至有批评者指出，自五四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当成了启蒙的先知和导师，把农民作为最主要的启蒙对象。而事实上，知识分子以对农民的启蒙来代替对自己的启蒙，以启蒙导师的身份来掩饰自己的虚弱与无能，无疑是一种逃避与放弃。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之后，知识分子尽管实际上以懦弱、卑微、值得同情的形象生存于芸芸大众之中，但仍有一些人看不起普罗大众尤其看不起农民，总以“社会中坚”、“社会精英”自居；尽管知识分子在近20多年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精神指引作用，没有为社会发展发挥良好的楷模作用和先锋作用(恰恰这样的角色由农民扮演了)，但知识分子们仍保留着良好的道义上的优越感。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作祟，所以，一些人面对“泥腿子们”发明的村民自治这一关乎民主、自由的新玩意，马上表现出一种不屑：“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过去比你们高明，现在和将来也还是比你们高明。”
尽管遭到城里这帮知识分子的百般嫌弃和无情“棒杀”，但村民自治宛如乡下一个虽然命贱却生命力顽强的孩于，总能在粗茶淡饭和棍棒呵叱中长大成人。面对它的茁壮成长，“棒杀者”们也只好徒唤奈何。
对村民自治“捧杀”和“棒杀”两种倾向在知识分子中的存在，再一次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探索中思想立场和问题意识的缺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力量，既不能很好地引导社会变革，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知识分子越来越具有沦落为“多余人”社会角色的可能性。看来，要避免这样的沦落，知识分子有必要在新世纪里放下“导师”、“先知”的架子，虚心地当一回学生，好好地接受自我反省与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