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奇观理论观照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
时间：2021-07-02 20:00: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内在的文化批判性使得媒体奇观理论对嵌套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时空图景中的奥运会有着充分的解释力。奥运会在现代媒体的表征下与技术资本和信息娱乐共同构筑了互文性的体育文化话语场。媒体重新建构的拟态真实，图像消费对理想主义的僭越形成了奥运会的符号化；民族国家与重商主义者在赛场内外的争斗合谋，媒体的权力生产及技术性伤害建构了奥运会的权力化；感性的身体性别叙事和审丑的社会文化心理催生了奥运会的娱乐化。应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模式中审视媒体奇观和奥运会关系的复杂面向。
关键词 媒体奇观；奥运会；文化批判；体育话语；符号消费；传媒产品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2-0026-08
国际奥委会始终致力于向国际社会提供具有鲜明体育特色的全球公共产品，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其中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产品。现代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与稳固的流转系统构成了奥运会从欧洲之角传遍五大洲、影响全世界的重要推动力。以北京奥运会电视媒体传播为例，根据资讯服务机构尼尔森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的数据表明，有47亿观众收看了该届奥运会的各项赛事活动，人数约占全球人口的70%，中国本土有94%的观众收看了奥运会。此外，电视转播权的销售也逐渐成为奥运会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石，1948年，英国广播公司仅以1000万美金就购买到了伦敦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而2010年与2012年两届奥运会打包销售的价格就增长到了38.5亿美金，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市场价值已不可同一而语了。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将媒体运行作为每届奥运会组委会的责任和义务写进申办合同和举办手册，进一步体现了媒体运行在奥运会组织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正如莫里斯·洛奇在《大型事件与现代性：全球文化演进中的奥运会与世博会》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奥运会俨然成为了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s）。”
除了数字描述和感性认识之外，本文试图接着莫里斯·洛奇的评价，在学理上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该如何定位媒体奇观及体育媒体奇观？该如何认识奥运会所呈现的媒体奇观景象？又该如何拓展具有文化批判特质的媒体奇观理论在奥运会中的解释力？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构成了本文的立意基础与主旨内容。
1 媒体奇观与体育话语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盖·德堡、道格拉斯·凯尔纳为首的文化批评学家们用奇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形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并将媒体奇观定义如下：“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等。”当然，媒体奇观不仅是对社会的现实写照或夸张描述，抑或媒体赋予人们若干影像的堆积，它还以视觉影像作为中介，逐步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媒体奇观本身构成了一个实施权力影响和抵制霸权共存的话语场。这种共存的话语场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舆论评议等宏达叙事中，更多的时候也渗透到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场域中，如影视传播业、快速消费品业等。
然而，在奇观理论当中，体育文化话语场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层面。实际上，当代体育运动通过与商业主义和媒体文化奇观的结合，并与体育明星的偶像叙事共同书写了互文性的体育文化文本；另外一个显著的现象也正在电视媒体领域发生，即越来越多的体育节目制作方愿意延展以体育赛事为主体的传播内容，通过体育与娱乐节目的跨界整合，催生了电视体育节目的新形态，即以竞技运动为主导元素的电视娱乐节目。如央视的《城市之间》、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以及当前受到追捧的《奔跑吧兄弟》等都体现了这种娱乐竞技融合类电视节目的媒体奇观景象。这些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共同展现了体育媒体奇观的鲜明特征：“媒体运用高科技/魔法将体育运动转化为最高级别的媒体豪华场面的铺陈。它反映了传媒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将体育运动转化为出售产品、名人价值、价值观和媒体消费社会机制的一个奇观。”
作为人类体育活动的精华与集大成者，奥运会更能体现媒体奇观的种种特征。约翰·麦克隆认为奥运会属于奇观、节庆、仪式和游戏的综合类型，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文化表演，他还以人类学的通过仪式切入奥运会的研究，指出：“奥运会具有仪式的阈限（中介）阶段的特点，而奇观是形容这个阈限阶段的最好代名词。”当然，如果仅仅从类型上加以确认，就无法深刻探究奥运会如何被媒体重构为奇观表演并逐步具备奇观特征的，而这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
2 符号化：奥运会的文化重构
2.1媒体表征与拟态真实
作为传播的客体，体育活动的符号化构成了媒体关注、遴选、加工的第一步。符号学对体育活动中能指与所指脱节关系的分析为后人研究体育奇观现象留足了空间，这个空间其实就是运动员在观众面前展示拟态体育样式与真实体育内涵的鸿沟，而媒体的放大效应加速了这个符号的持续性生成。布尔迪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奥运会如何被媒体表征重构、从而呈现了能指与所指的脱节：“进一步当我们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它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表面的所指是一个真正的盛会，也就是说是一个纯体育的盛大场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在普遍主义理想的旗帜下进行的较量……隐含的所指是电视录制并演播的整个盛会的情景。是展现在运动场上表面看去没有任何民族区别的（因为比赛是国际性的）材料经过各国选择处理后的情景。这是经过双重遮隐的客体，一是谁也看不到它的全貌，二是谁也看不见它没有被人看见，因为每一个电视观众都可能错认为看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盛会。”显然，上述批判的认识与布尔迪厄一贯的文化与符号权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思维进路无疑提示我们，如果研究者要想理解能指与所指脱节的发生历史，就必须首先对奥运会包含的体育竞赛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同时也要对围绕奥运会所展开的相关文化表演形式，如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社会结构进行探讨。这就意味着“体育运动中的各种神话意指变得丰富多元，已经开始打破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符号传递意义的能力被重新定义”。为了找寻理解奥运会符号化的一条关键通道，就必须按照布尔迪厄指引的方向，从媒体传播奥运的外部关联性特征来探究奥运会如何被媒体重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