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未必无外交：以顾维钧为例
时间：2021-07-02 08:0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有一种论调在中国一直比较有市场，那就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流行的论调何时开始兴起已不好考证，可以证实的是：
《秘笈录存》载，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曾联名致电政府表示：“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
外交官陆徵祥晚年在《回忆与思考》中曾总结说：“弱国无正义，弱国无外交。”
1932年10月9日，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心情复杂的蒋介石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8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
总之，原本发端于晚清和民国的“弱国无外交”，在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作为一种定论被广为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兴的1990年代后，已然成为庙堂和民间在解释特定历史、外交失败等问题时共同信奉的法则和辩护词，并被赋予狭隘爱国、极端排外和拒绝现代文明的堂皇借口、挡箭牌。
然而，过往历史和外交问题真的可以这样诠释吗？或者借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惊天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倾情演绎，自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其背后是成熟的现代思想理论。如对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顾维钧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就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反思。
在分析民主政治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中，顾维钧认为，“首先是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代议政治传统”，而传统在中国又很重要。简言之，“中国古书中的光辉箴言并没有建立付诸实施的正常制度”，有的却是“皇帝身居宝座，统治一切，理论上不仅有无限的政治权力，甚至对其治下全体百姓的生命财产也拥有绝对权力。人民很难有任何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孔孟的“民为邦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箴言、理论“从未完全实施过”。
第二个原因是传统中国虽然存在着士绅式的民主精神，但“其效果仅仅是地方性的，并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北美城镇会议中美国式民主的基础”。民国的建立，“只是推翻了存在多少个世纪的一成不变的政权体制”，之后“国家分裂成许多个军事长官统治下的政治势力范围”，“却从来未能理解民主为何物，或应取何种形式”。
另外，“中国难以有系统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互谅的精神和不能正确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在中国，任何公开集会都不能容忍批评和反对意见”，中国人的心理就是出于礼貌和规矩，不应该公开反对上级或长辈的意见，这种民族文化“根本就不习惯于承认言论自由是基本原则，至于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更说不上了”，“相反意见之间的相互容忍和对民主原则的理解”，是中国人“尚未培养起来的品质”。因此，议员们“并不总是忠于其作为人民代言人的职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的或个人的利益”，“不理解赋予国会这些权力是一个有秩序的立宪政府的必要部分”，他们这种以宪法特权为政治武器的倾向，“使得国会的信誉扫地，并妨碍了这一立宪机构的正常工作”。而政府成员“对于国会的立法职能的理解相当差”，“不把国会看成是憲法规定的机构”。最终导致国会、内阁和总统府之间的冲突不断，难于调和。
还有就是“缺乏对法治的重要性的认识”，“法律指导这一意识，还没有在人民当中扎根，还不足以促进代议政府的建立及其职权的行使”。
在透辟地指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后，顾维钧并没有悲观绝望、丧失信心，他说：“这只不过是时间和训练问题。必须教育人民使其懂得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则。除非我们全民族决定不走民主的道路而回到专制政治的道路上去，我想就该采取步骤朝着民主方向教育人民。民主不能在一夜之间产生。我并不认为中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面临的民主政治问题仅是由于中国的情况特殊，因而其经历也就独特，而是相信在亚洲甚至非洲一般都会是如此。毫无疑问，民有、民治、民享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它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尽管中国在历史传说上有统治者必须尊重民意的说法，但实行民主和承认民主原则则属实际问题，决不是作一篇演讲的学术问题，需要有良好的训练、纪律和实践经验才能使其行之有效。”他还进一步建言道：“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这些低年级中，不仅应向青年人讲授代议政治的原则，而且也应讲授如何实行，使他们在长大后能够理解。不论在私人聚会、公开集会，或在委员会讨论中，言论自由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应被承认。如果存在正常的意见分歧，总会找出可行的妥协办法，要使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正常程序。”
关于民国外交家的评判，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也予以坦诚的专业性的评说。
例如，关于外交家陆徵祥，顾维钧非常认同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外交部，聘用的外事人员均需要受过专门训练，以制度化的举措为民国外交奠定基础，以及“外交上的练达和熟谙礼仪”等。对于陆徵祥说“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顾维钧也极表赞同。但是，顾维钧同时发现，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陆徵祥身上的缺点：“从未受过辩论的训练”、“完全没有受过代议政治的训练”、“他的经验仅限于面对面交谈的老式外交”、“无面对人数众多的人民团体的经验”等。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缺点，导致作为内阁总理和作为袁世凯发言人的陆徵祥，面对众议院几百议员的演讲完全失败，不得不提出辞呈。
关于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多有评判。
在巴黎和会上，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第二代表，王正廷却计较自己的排名，内讧起争议，甚至使出完全不配称外交官的下作手腕，导致代表团不能同心协力，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完全不顾及大敌当前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例如与施肇基合作排斥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蓄意与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在座次上并列，越权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甚至挤兑陆徵祥；造谣说顾维钧与曹汝霖的女儿订婚，并指使人在国内报纸上发布，还嫁祸伍朝枢。当顾维钧将这些情况跟汪精卫陈述后，汪精卫勃然大怒说：“咱们一起去见王，我要当你面打他耳光。他怎么竟能如此卑鄙、蓄意制造这类谎言。”“他太下流了――他的品质，他的行为都太下流了。”）同为外交官的颜惠庆在1946年完成的自传中含蓄地批评道：“代表团内重要代表的意见分歧，自始即难望和衷共济，……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此种行为，岂特令人齿冷，实为国事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