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时性描写研究
时间：2021-07-02 08:0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译者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孙子兵法》；英译本；霍姆斯；图里；历时性描写研究；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87-05
霍姆斯(J.Holmes)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图里(G.Touryl对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描写翻译学主张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翻译是一个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译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理论主张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现象及功能。具体而言，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历时性描写适用于研究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跨越百年，有33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很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研究。
一、对《孙子兵法》英译历程进行描写性研究的必要性
问世2500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最富哲理性的兵法，其思想已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外交、经营管理、体育竞技等各个方面。《孙子兵法》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掀起了全球的“孙子热”。本文试图将百余年间出现的33种《孙子兵法》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意图，并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归纳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变迁。全面客观地描写《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伟大兵书英译事业的重大意义。
二、《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
(一)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分段描写
我们将《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挑选出各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译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第一阶段：1905年-1910年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英译本：1905年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的译本(1908年修改后再版)与1910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的译本。卡尔斯罗普是一位当时在日本学习的英国上尉，最初他选用的底本是日文“十三中文底本进行重译，新增吴起兵法，并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批判卡氏译本，认为其“不能处理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难题……这个译本不仅有严重错误……而且省略也比比皆是，难译的章节还被有意曲解或一带而过。因此在1910年，翟林奈选择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作为底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其译本是汉英对照，基本遵循中文版式并分段编号。译文与注释同页编排，注释紧跟译文之后。翟林奈还逐一介绍了各位注家，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富有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对孙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个译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译者身份不同，所以翻译目的不一。卡尔斯罗普在重译本序言中指出，他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有关。日俄海战中，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孙子兵法》，他在布阵和实战中借鉴了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开战前日本战舰就集结于作战海域，组织演习，最终将远渡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军舰队一举歼灭。卡尔斯罗普看到了日本人灵活应用《孙子兵法》的效果，因此有意将该书介绍给英国军方。而翟林奈是位汉学家，他出生于中国，受其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1900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图书部就职，负责管理东方书刊与手稿。他对卡尔斯罗普译本的质量非常不满，遂决定重译。他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受到战争历史背景的影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第二阶段：1943年-1969年
这一时期共产生六种英译本。二战期间，马切尔·科克斯(El Machell-Cox)与萨德勒(A.L.Sadier)各译了一个版本，但由于译得仓促，且随意调换章节，所以质量不高，发行量也不大。郑麐在194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兵法——约公元前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不过因为“郑麐对英文知之不多，所以其译本没有太大价值”。1963年，台湾出版了葛振先(chen-Sien Ko)翻译的《孙子兵法》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也出版了一部英译本。该书风靡西方各国，当年就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此后多次再版，曾连续100多周成为亚马逊网站上榜畅销书，并取代了翟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1969年，台湾出版了唐子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该译本与葛振先译本境遇相似，发行量有限。
本阶段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有的英译本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译目的在于指导当时西方军事界对战略战术的调整。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升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军事理论和实践暴露出自身局限性。西方一贯强调要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不太重视谋划与灵活运用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中朝军队挫败，60年代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这表明“以力取胜”的作战原则归于失败。格里菲思致力于寻求对付游击战与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曾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来源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译本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很好地诠释了孙子思想，论述了孙子战争观，并讨论了《孙子兵法》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而在翻译策略上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
第三阶段：1983年-1988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间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这一阶段的四种英译本均在美国出版。1983年，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