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娜：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改革
时间：2021-06-28 16:02: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和国家干预行为要遵从市场原则，以及依据自身局限性制定扬长避短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务实精神，是中国经济领域未来脱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
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响深远的日本经济奇迹研究著述中，以这样的话作结：日本经济导向型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创新和实践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建构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制度。这句话让我喜不自禁，既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浸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约翰逊耗时十数年证明了日本的成功绝非西方化、市场化那般简单，每个国家的成败自有内在机缘，不可模仿，甚至也难以借鉴。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统治集团或攻或守的意识形态堡——如当初的“儒家文化圈”，还关涉到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重重险境与障碍——英国、美国、日本，每个榜样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借鉴西方或者借鉴东方，实在是各国政治发展与转型中最重大的课题，须谨慎小心。
本文要讨论的是新加坡与无往不胜的人民行动党的榜样问题。作为一个疆土面积、人口、资源与市场都极其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国家，新加坡与中国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新加坡之所以能人正在探寻政治经济转型门径的中国的法眼，原因非常简单，人民行动党顶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压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权家长制的现代转型和长久执政，也许还建立起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
今日中国官学两界对新加坡政治与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严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会稳定有序与福利状况，既反衬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法治不力、腐败多发状况，也提供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但问题在于，目标可以同一，路径恐怕难以同一。本文通过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由来、特点及缺陷，来说明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榜样。
人民行动党的权力获取与巩固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人民行动党作为温和民族主义政党派系的崛起、壮大和掌控国家政权的历史，就是一部消灭左派政治集团的过程。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有两个阵营：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以李光耀和其他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们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产党。此时在自由派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组建的联合政府氛围下，左派通过组织劳工、统战策略、强调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当左派组织劳工和学生与政府的对抗活动时，李光耀也在致力于自己的统一战线。1957年，左派几乎取得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但温和派由于联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活动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后，温和派沿着两条路线巩固权力：一、在党内，李光耀引入了党员的等级制，在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之间做出区分，并允许温和派领袖长期在位。在抵制共产党渗透的名义下，人民行动党转变成了一个“用大众政党伪装起来的干部政党”。二、通过选举。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提出了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纲领，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以及与马来西亚合并。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选票的53.4％，占据了51个立法会席位中的43个。左派随后脱离人民行动党组建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选择融入更加保守的马来西亚联邦以抑制左派。凭借对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诉诸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合并入联邦，它利用劳工和教育政策来巩固政治支持，因而轻易赢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权力日益巩固，左派开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秘密警察、不经审判的拘捕和压制言论自由的压制措施，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左派领导人，并在选举过程中抵制极端分子，最终使得左派彻底衰落。但仅仪这样一些消极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不足以使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稳固持久，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民行动党策略性地运用国家资源去构筑支持基础，并笼络和控制潜在的反对派。左派在人民行动党中下层和劳工运动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李光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议会，并把城市政府的职能集中到国家层次上来，人民行动党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选区。政府和政党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党活动同级开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就取代了政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控制结构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脱离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机，工会总会也随之分裂为倾向人民行动党的全国职工总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劳资纠纷成为两者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伴随严酷压制措施的，是全国职工总会在财政上依附于政府，其领导人也由人民行动党挑选。为了应对官僚集团内部对于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动党发起·场整肃，取消了高级公务员的生活成本补贴，并引入新的纪律程序，依照公务员对党的态度来决定去留和恩罚。为了驯服官僚集团，李光耀政府还在常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国营或半国营机构，用以执行其计划，如公用事业委员会（1959）、房屋和城市发展委员会（1960）、经济发展委员会（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结构逐渐显现。政治权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性下降，“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也变得比它名义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过改组过的工会运动，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紧密的组织网络，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纳入人民行动党的势力范围。
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与严格的劳工控制
作为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行政机关，弱小而从属的立法机构，以及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们的经济政策与治理过程既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也保证了政策连续性。经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而经济决策的政治化诱惑在拉美、韩国、印度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扩展了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决策权的集中和伴随着名义上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的干预模式，核心的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另外还有投资促进部，类似于韩国与中国台湾的贸易促进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