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中国共产党建党规模理念的调适
时间：2021-06-01 20:0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数十人的小型政党到超大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构成日益复杂。这种“数量建党”的模式曾经为中共的成功，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数量建党”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员数量对于执政的成功不是第一位的，关键要看党员的质量。因此，中共组织规模需要得到控制，发展党员的思路也要从粗放型的“数量建党”向精细化的“质量建党”转变。
关键词：政党；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转型论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6）02-0031-07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其自身的组织规模也日渐庞大，截至2013年底，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已有430多万个，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这些党员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工人，农牧渔民，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生等等。从数十人的小型政党到超大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构成日益复杂。这种“数量建党”的模式曾经为中共的成功，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数量建党”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员数量对于执政的成功不是第一位的，关键要看党员的质量。因此，中共组织规模需要得到控制，发展党员的思路也要从粗放型的“数量建党”向精细化的“质量建党”转变。
一、组织规模与政党的关系
组织规模是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变量，它的“重要性可以被认为是决定政党组织类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比如纯粹为选举目的服务的政党，通常依靠一小部分人，少数几个名流，这便是所谓的干部党。在美国，党员人数众多从来就不是重要政党的特点，相反，重要的政党依靠的是相对来讲为数不多的党的核心工作人员，因为在委任政治的全盛时期，可以依靠委任机制来控制选票。与美国不同，欧洲政党大多依靠群众性政党模式建立其组织，“一种以依赖其正式成员为组织特征的政党。群众性政党完全不同于“干部党”那类在其成员和支持者之间既无严格的条件、又无明确界限的政党。群众性政党的必备要素是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有正式的规定，党章对党员参与的决策程序、特别是党内干部的选举和党纲的制定有详尽的说明。这样的群众型政党为了确保稳定而又高水平的选举支持，往往强调谋求大数量的党员，以实现较高的“党员密度”（即选民中党员的比例较高）。
根据米歇尔斯的观点，组织规模还是解释政党寡头形成的主要自变量。他认为任何政党在超过特定的党员数量门槛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由少数人管理。这部分是由于普通党员与党内精英存在智识上的差距、大众心理（大众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大众对领袖政治上的感激和盲信），部分是由于领袖心理（个人保有并扩大权力的欲望），以及纯粹的技术——组织因素：“定期召开的拥有一千名成员的协商会议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空问和距离；而从地形学的观点看，如果成员数有一万，这样的集会将完全不可能。”这就解释了委托——代表制的必要性，以及最后，民主的终结。虽然米歇尔斯认为寡头的形成基于大众、领袖以及技术一组织三个相互的因素，但其中组织的规模明显更为突出，因为“它作为主要的因果关系要素，其他的心理因素和技术因素都源于此。”“米歇尔斯的理论，事实上是单一因果的：规模增长（而非环境或某种特定的模式特征）被认为是一个政党进行每次变迁的原因。”另外，党员数量的增长对于党内权力的分配除了产生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外，它还导致党内权力分配的复杂性增加：政党内部劳动分工增长（即功能专业化）、科层层级倍增以及官僚的发展。
最后，党员人数的增长“对内部参与/动员有抑制效果。即，部分成员的政治冷漠是大型组织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型组织比大型组织更易于参与，小规模也并非党内成员政治参与度高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很多政党那样，它们在其形成阶段倾向于动员其成员，但并非因为它们是一个小组织。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是实现其明确目标的一个“团结体系”。当政党制度化后（与规模无关），政党就成为一个利益体系了。随着“官僚一专业化（即专业化的政治家）型的参与渐增后，党内的自愿性动员就衰落了。”不过对于组织规模与政党的关系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更高”、“集团成员越多，总的组织成本就越大”。
二、党员队伍过大的弊端
但凡组织，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总是由一定人数的成员构成。因此，判断一个组织规模的大小，最直接、最直观，往往也是最简单的方式是分析其成员的客观数值。但是分析一个政党成员的数量，并不是简单做加法。因为政党党员的“客观数值包括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个维度。”绝对规模指党员总数的多寡。相对规模主要指党员密度，党员密度又称政党密度，可用党员数/人口数、党员数，选民数来测量。由于各国人口基数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党员密度的测量标准更多地被用来政党之间的比较研究。
中共自1921年建立以来，其党员绝对规模出现过三次井喷期：第一次是在1925年党的四大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期间，党员人数从994名发展到近6万名。第二次是在193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期间，党员人数从4万多名增长到448.8万。第三次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6年9月八大召开前的期间，党员人数从448.8万增长至1070万。之所以将这三个时期称为党员绝对规模的井喷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党员总数的年均增长率非常的高。在第一次井喷期，党员人数年均激增19倍。在第二次井喷期，党员人数年均猛增9.3倍。在第三次井喷期，党员人数以年均20%的增长率快速增加。上述中共历史上党员绝对规模的三次井喷是符合当时发展需要的，不管是第一次井喷期的国民革命，还是第二次井喷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亦或是第三次井喷期的建立新政权、社会主义改造，都需要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动员以及广泛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可以说，这三个时期中共所处政治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中共所设定的组织目标及其承担的组织功能，是中共建党模式长期注重扩大党员规模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