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政界与学界对粮食统制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时间：2021-05-29 00:02: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抗战初期，政界与学界在粮食统制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偏旧偏新”倾向：一是中国素来无粮食管理的传统，而主张粮食放任政策；二是期望借鉴西方国家粮食统制模式来解决战时中国出现的粮食问题。随着政、学各方讨论与研究的深入，他们又力图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管理道路，采用政治与经济力量相结合的方法，恢复古制“田赋征实”，控量以制价。关于粮食统制问题的论争反映出抗战时期政、学界良性的互动关系，为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与选择。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该时期围绕粮食统制问题进行的讨论与研究，对中国历代粮食政策进行了总结，也开创了现代中国粮食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抗战时期，政界，学界，粮食统制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44-0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统区的粮食日益匮乏，粮价渐趋高涨，尤其是1940年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引发了各界政要、学术团体以及学者个人对粮食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其目的或是以之为抗战建国服务，或是视之为纯学术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不仅为国民政府战时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粮食史自身的学术发展和转型。鉴于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①笔者拟对该问题作初步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的大争论。由于国民政府政要的介入与提倡，统制经济论逐渐占据上风。1933年，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并于会后辗转英、美等国考察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归国后：
乃发表“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统制经济”的主张，旋经国府要人协议结果，于10月5日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②
行政院长汪精卫“曾经在中央纪念周上报告过，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论坛上也渐渐注意到‘统制经济’上来了”。③1934年，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丁文江不无调侃地说：
现在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④
就这场论争的内容而言，双方就工业、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统制进行论争，很少涉及粮食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素来无粮食管制的传统，20年代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三讲》等文章中提出粮食管制的主张，被视为“太过理想不能实行”。⑤二是政、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生产足敷需求。1939年，有“中国提倡计划经济的第一人”之称的罗敦伟力主及早管制粮食，但曲高和寡，“大家高唱‘谷贱伤农’……而且以为粮食不会成为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罗氏是“危言耸听”。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与会者也普遍乐观：“大多数省份由于去年农产丰收，消费节约，民间反而显出充裕的现象。”②国民政府于此前后颁布《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等粮食管制条例形同空文。
1939年夏秋之际，国统区大后方粮价开始上涨，至1940年酿成规模空前的粮食危机，造成军粮民食严重匮乏，民情沸腾，怨声载道。政、学各方遂检讨以前粮食放任政策的失误，而谋求管制粮食的方法。1941年，学者张梁任说：
时至今日，主张粮食自由贸易的人，恐怕不会再有了吧！事实很明显地摆着，正因以前粮食全凭自由贸易，未加管理，以致酿成今日粮价飞涨的现象。现在要使这已飞涨的粮食平抑，不得不借政府的力量加以管理。③
1942年，粮食部长徐堪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时总结教训说：
从二十九年春天起，粮荒问题，便开始发生，而且日趋严重，究其由来，实因事先未曾加以管理。管理粮食，原是战时国家所必采的手段，而我们和敌人打了两年多的时间的仗，还没有注意到管理粮食上面去，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着。④
蒋介石也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要相应地调整政策，实行“三分军事，七分经济”⑤的原则。他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讲：
经济当中最要紧的，是粮食管理问题。这本是我们革命组织首要的事项……但是我们后来把他忽略了，因为社会上都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亦不以为异……现在各省对粮食管理，虽也有注意到的，但是中央方面，尚未筹有具体办法。⑥
各方检讨的结果是中国应及早实行粮食管理政策，但对如何实行管理却束手无策。于是，政界、学界纷纷发表建言，展开了诸多理论上的争鸣，但是由于政治立场各异，知识背景、理念和方法不同，因而所设想的粮食管理模式亦不尽一致。
1.粮食国营论。即全盘粮食统制论，由政府对全国粮食的收集、运输和配销作有计划的统制，消除商人囤积、操纵粮价高涨等现象，达到全国粮食供求之平衡。粮食国营是30年代苏联采取的粮食管理模式，因其取得巨大的成就，对中国各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兴起一股效仿苏联之风。1940年，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周一志说：
我们觉得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就以现在没有沦陷的省份而言，还有一万万几千万以至二万万的人口，比苏俄的一万万六千多万人还要多，经济状况恐怕也比苏俄两个五年计划以前好得多，人家就因为能够节衣缩食，含辛忍苦地咬着牙关苦干，以十年的工夫完成了欧美其他国家百余年，至少几十年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呢？⑦
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孙科力持粮食国营论，所拟方法最为周密，由国家管理粮食机关，先调查登记各县区粮食生产，以查明各户之余粮数量予以收购，然后办理分配，实行公卖。他在立法院演讲中认为，粮食国营可以“平定粮价”，“收缩法币流通量”，“补助国家的财政”，⑧在政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附和粮食国营论者有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仲协，他认为要从就地封仓、评价收购、调查丁口、计口授粮、组织农民协会、监视地主收租、减轻佃农租额、奖励生产等方面，全盘统制粮食。⑨
2.粮食公卖论。即国家按一定价格收购粮食，然后再卖与人们，粮食不得自由买卖。1940年，孙科在阐释孙中山粮食政策时引申出粮食公卖，此言一出，引起各方的注意。徐颂平从我国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粮食公卖的四条理由：“取缔奸商垄断牟利”；“减轻人民负担，充裕国家财政收入”；“遵循我国历代良规；适应近代世界潮流”；“解除人民心理恐慌起见”。①也有人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