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
时间：2021-05-25 12:04: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长征途中党内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激烈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第二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摆脱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对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初步解决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十分必要。
[关键词] 红军长征 党内矛盾 军事路线
一、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由来
长征途中，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当时党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在制定和执行军事路线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产生了两次激烈的军事路线矛盾和斗争。
1.第一次军事路线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的争论上：
一是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1]p5，毛泽东等人认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2]p31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了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①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2]p31其结果导致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等人因军事指挥接连失利又变得畏首畏尾起来，加上负重前行，“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地进行攻击战，即使口头上常说主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当时有人指出：“在华夫（指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3]p15撤退。
二是长征组织准备问题。长征准备时期，博古等人认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4]p89因此，“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5]p56。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做好军事保密工作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8万多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需要统一的军事组织和人员准备，过分地强调“军事保密”易造成军事行动的盲目性，显然不利于党和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
三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问题。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计划是促使中央红军到湘西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个战略意图早已被蒋介石集团识破，并在中央红军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2]。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等人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多红军硬往几十万强敌的虎口里送。
2.第二次军事路线斗争
1935年6月至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又称南下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次斗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四川小金）会师后，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提出了为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红一、红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战略方针，指明了两军会师后的前进方向和战略目标。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却极力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在《干部必读》第127期上发表的《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中着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进驻“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民族语言不通”的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即所谓的“川甘康计划”和“西进计划”。[6]p119
二是建立根据地问题。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消除党内分歧，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继续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目前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详细的报告：川陕甘地区道路宽敞，不易被敌人封锁，利于红军的反攻；群众基础好，人口众多，是汉族人口集中居住区域，便于红军的扩大；川陕甘地区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具有长远的发展前途。[7]p144会后，中央领导人还指出：“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意义。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8]实际上否定了张国焘关于向青、新、川等地的退却路线。但张国焘却阳奉阴违，拒不北上，仍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定红军北上抗日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北上的战略方针，批驳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强调了红一、红四方面军需要加强团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张国焘不仅寻找借口拒绝北上，而且致电党中央，劝其放弃北上计划，实现其“南下计划”；当其无理要求遭到否决后，他又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进军时间，致使党中央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落空。
三是进军路线问题。9月初，红军右路军积极响应中央路线，迅速到达班佑、巴西，克服草地沼泽的困难，成功到达包座②地区，并站稳了脚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适时提出了“集中主力向东北之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9]p55的主张，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去电张国焘，及时地汇报了右路军的情况，并建议“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其并进，以免力分”[10]p920-921。但是，张国焘仍借口水深不能渡河和草地不易通过，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反而提出回击松潘的荒谬计划，以对抗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