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研究综述
时间：2021-05-25 04:02: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33年至1934年，中共在苏区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失败告终，被迫西进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的漫漫长征，成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对此做出了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加深，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学界对此都做了进一步分析。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学者从经济、外交等角度考察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由于新的分析出现，为整理归纳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故作此文进行总结并简要评述。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 中共 国民党 综述
80年前，中共带领红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长征，虽雄伟壮观但路途曲折艰难。有果必有因。1934年，多年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机关以及红军主力为何选择冒死转移，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共产党自身实施的错误军事战略，还是国民党的强大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就此对学者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分析。
一、败走麦城 错在中共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奋起抵抗，经过一年苦战，终以失败告终。对其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错误加以探讨。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认为，“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p377。并进一步指出如能正確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以往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1]p377。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1]p386之后，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p20并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2]p21。具体表现为：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对红军自身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过分地估计堡垒主义的困难。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但抗日当前，所以并未深究此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直至1941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开始全面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进一步深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思想、政治根源。《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誤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3]p967此次“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及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恶果。所以，在传统观点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共领导的“左”倾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主观原因的仍占据大多数。李辉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不懂阶级分析，反对中间阶级；在军事上，抛弃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方式；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党员，干部；等等。他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所以最终导致了反‘围剿’失败。”[4]毛立红以东方军入闽作战为视角，说明博古等人“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给反“围剿”带来的恶果。文中指出：“两个拳头打人”造成兵力分散，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中共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继续提出“反对一切中间阶级”，导致错失良机；变主动出击为被动挨打，导致最终败局的形成[5]。林天乙通过历史真相的分析，批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指出：“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6]邓林静指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以博古为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影响了正确战略战术的发挥。”[7]陈舒颜、俞歌春通过分析“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即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团”运动使得党员干部左娜逃离队伍、叛变投敌，群众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化，从而初步削弱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以上这些学者对于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比单纯军事较量更为致命[8]。
对于失败原因，薛宗耀和徐联芳展开争论，但本人认为并无实质上的差别。薛宗耀通过评述出击闽浙皖赣边区（以下简称“出击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敌军采取堡垒战稳扎稳打的情况下，我党应该利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契机选择“出击方案”，并非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再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实施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击时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因否定“出击方案”而失败。[9]随后，徐联芳针对薛宗耀的观点做出回应，指出：“纵观第五次反‘围剿’全过程，我们认为不能把红军的失败单纯归结为没有实行‘出击方案’。‘出击方案’是反‘围剿’过程破敌的一个很好方案，但并非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我们应依战局的变化作出适当的选择。”[10]他认为在战争前期我党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并非主动出击。两篇文章虽针锋相对，但只是作战方法“主动出击”应在何时运用的争论，实质上都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者的错误战略问题。二者都在揭示王明“左”倾路线所导致的恶果，突显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所以结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