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时间：2021-04-22 20:0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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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绍光认为1958-1961年的死亡率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正常情形。
　　真相到底怎么样，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当时的档案。但是，公开的相关档案至今仍然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大饥荒的官方信息？为此，笔者查阅了数百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官修地方志，再结合部分已经公开的档案的内容，以展示官方资料所披露的大饥荒情形。
　　地方志如何处理大饥荒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胡乔木、习仲勋、曾三、邓力群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一轮新修地方志的热潮。修纂地方志需要利用档案，但档案涉及保密问题。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提交中宣部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强调“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求“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要求：“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地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经过审批手续。省、市、县志经各级编纂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涉外、保密等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送上级党委审查。”“新方志的出版工作，由各地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地方志指导小组“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1988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同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提交《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提出保密法公布实施，“这使各地新编地方志在保密工作上有了明确的准绳”，建议对1983年提出的新编地方志暂限内部发行的规定做适当修改：省志经省级党委或政府验收合格、审查批准后可以公开发行，市志、县志经同级党委或政府审查、批准，并报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后，亦可以公开发行。中宣部于次年1月28日批复同意该意见，但表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由于这一原因，新修地方志（第一轮）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
　　由于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反映“辉煌成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还要“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则要“及时请示报告”，还要遵守保密规定，修完后要经过层层审查，如此等等，致使地方志在处理1958-1962年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时显得异常谨慎。
　　地方志专家、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仓修良先生曾特别关心过地方志里如何处理大饥荒的问题：“80年代初修志工作刚开始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有一定市场，大家都还心有余悸。因此，有些内容不敢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记得当时萧县志办的同志曾经问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是否要记载？我回答说当然要记载。那么如何记载呢？我则回答说那就用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的书法来反映吧，即用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来反映吧。可见当时我也没有要求他们直接把饿死人的数字明确记载下来，因为当时的气候确实不可能这样写。”他举了新华社四位记者1980年的调查报告《告别饥饿》1998年才得以出版，副标题取名“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自然也要反映到修志上面，有许多内容就不记载了，有的记了也含糊其辞，内容则尽量减少”。
　　就笔者查阅数百种地方志所得出的印象，仓修良先生的所说的“不记载”、“含糊其辞”、“尽量减少”等情形，是修志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不过，对有的修志者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河南信阳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惨重，被称“信阳事件”。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曾昭辉曾经撰文透露，《信阳县志》出版后，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尖锐地批评我们在志书不能‘秉笔直书’——回避了‘信阳事件’这个敏感问题”，“原县水利局副局长周九皋曾多次在有关会上或在大街上，当众质问我：你老曾写的啥信阳县志？为什么对‘过粮食关’（信阳事件），在书中只字不提！？信阳县在1959—1961年饿死五六万人，你们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曾昭辉“甚感狼狈”，同时又感到“十分委屈”，终于吐露了实情：“时在1988年前后，我和时任县志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杰民、副主任兼总编的付良征，以及全办10多名编辑们都十分重视‘信阳事件’的编写工作，为此并收集了大量有关‘过粮食关’的材料，但是在数次信阳地区史志办开会时，领导多次郑重、严肃地专题提出过：‘信阳事件不能写’，并一再强调我们的志书观点，要与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志书，这是组织纪律，丝毫也不能含糊。老实说，我们全办同志当时对此决定和说法是有意见的。认为文件上又要我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又限制我们不要‘乱写’（指信阳事件），给我们设置‘禁区’，还说‘这是纪律，否则要犯政治错误’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下级，我们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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