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不馁的宪法学家吴家麟
时间：2021-04-07 08:02: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家麟1926年6月生,195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任教,1984年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福建的春天常伴随着绵绵细雨,拜访吴家麟先生的当天福州就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雨洗净了空气中的尘埃,清新的空气伴着惬意的环境,笔者抵达了先生位于福州市大学城“闽都大庄园”的住所,吴家麟先生早已面带微笑地端坐在客厅里等候了,我在先生身边的仿古椅子上坐定,便闻到茶几上水仙花飘来的阵阵幽香,采访就在这样宜人的环境下进行着。
求学北大结缘恩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您是我国宪法学界的泰斗,能够拜访您,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将法律确定为自己的志向呢?
吴家麟(以下简称“吴”):我在年少时对社会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为何物,一次偶然的境遇把我与法律终生联系在一起。当时我在福州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二,学校附近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好奇心促使我走进法院旁听。我在法院看到现场激烈的法庭辩论,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间的精彩舌战令我着迷。以后只要与上课不冲突,我就跑去旁听。当时我就打算将来去做律师,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满腹经纶、博学多识、匡扶正义的雄辩之人。
记:您还在少年时期就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之后您是如何求学的呢?
吴:1947年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的好友以及同学的资助下,专程到上海报考各地的名牌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四所学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结果被四所大学同时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北京大学,那是我的首选,因为北京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北京大学又是名牌大学、国内最高学府,另外我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奖学金,学校每个月发给我补贴,保证我的生活以及学习,我从此迈开了法律人生中的第一步。
记:北京大学是国内的最高学府,当时您的任课教师应该都是法学界的精英,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吴:北平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北京,其中有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我的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志让教授1932年春天起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36年为老朋友沈钧儒辩护,并担任“救国会七君子案”的首席辩护律师;1944年与黄炎培先生等人共同创办《宪政》月刊,担任主编;1949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给我们讲授宪法学,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对张志让教授讲授的宪法学很感兴趣,并担任了宪法学的课代表,与张志让教授的接触很多。在张志让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我组织了北京大学解放后第一个学生宪法学研究讨论小组,研究国外先进的宪法制度,这更加深了我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另外,我除了与恩师探讨宪法问题以外,还谈论中国的国粹——京剧,因为他与我都是京戏爱好者,我还为他收集了许多的京剧剧照与唱片,我们很熟悉、很谈得来,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一直到1957年我们停止了交往。
青年才俊执教人大
记:您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是如何继续深造的呢?
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学校本来想让我留校,有一位教师不同意,说我意见多,不好领导,要换一个好领导的留下。北京大学的领导对我还不错,他们送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当时研究生不是考的,而是分配的。我只念了两个月,学校缺教师,我就被调到人民大学法律系当教师,教国家法,就是现在的宪法,当时苏联叫国家法,我们也叫国家法,所以我是在1951年12月走上教学道路的。
记:您还记得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吗?
吴:就我们国家法教研室来说,有开《中国国家法》、《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等课程。另外我们国家法教研室还有《行政法》、《财政法》课程,我教的是《中国国家法》的课程。
记:吴教授,建国初期您的生活以及学术研究情况大致是怎样的?
吴:1954年我在人民大学任教,全国高校第一次评职称,把我评为讲师。当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特殊待遇,有专门的交通车、小食堂。人民大学教授、副教授都少,讲师也不多,所以我就一起享受特殊待遇了,成为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中级知识分子”了。这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新宪法的热潮。为了配合第一部宪法的宣传与教育,我撰写了《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小册子,当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一共印了90万册。这是我生活以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天降厄运笑看风云
记:吴教授,当时您被错划成右派并遭到严重批判,下放农场劳动,客观上不允许您继续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您愿意谈谈这段历史吗?
吴:我爱发言,这是优点还是缺点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的“霉点”,使我倒霉之点。1957年5月下旬,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把发言任务分配到法律院系,系里很多教师都不愿意报名去参加会议,我也不愿意去,后来系主任动员我说:“要帮助党整风,你是法学会会员,你应该去。”我只好勉强答应参加会议并发言。我一向没有写发言稿的习惯,只列了简单的发言提纲,凑上几个例子,就匆匆赴会。1957年5月27日下午,有近百人参加的政法界整风座谈会在某单位的大礼堂召开了,首先发言的是兰州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文翰先生,我第二个发言。谁知道我这一发言,大祸临头。有人说吴家麟被划为大右派,一定是向党猖狂进攻,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有《人民日报》为证。根据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的记载,我在发言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三是向政治学会领导提出四条建议性意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之后我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从人民的一份子变成反动的“一小撮”,从堂堂的人民教师滑落为处处受人歧视和白眼的“贱民”。
当时我还不是一般的右派,是个大右派、极右派,成为法学界的重点批判对象。因为我这个人太天真,看到当时会场上写的是大辩论会,既然是辩论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别人批评我,我认为缺乏理由就辩解,这一辩解就因为态度问题从“一般的右派分子”升格为“极右分子”。对我采取的措施比较严厉,我被送往北京南苑农场监督劳动去了,工资没有了,每个月只有36元的生活费,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在农场,人民大学派专门工作组对我们进行监督改造,工作组的成员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学校的干部,他们对我们并不很苛刻。
记:何时才摘掉扣在您头顶上的“右派”帽子呢?
吴:在南苑农场劳动任务完成一大半的时候,人民大学就采取措施,将在南苑农场劳动的人都抽回人民大学的校办农场去了,那时候已经比较接近要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了。后来幸运的是,我在国家采取更严的措施前被解放了。我是一个很乐观豁达的人,对这些我看得很轻,在农场劳动的时候还经常一边劳动一边唱京剧呢。特别是“文革”,那么多老将帅、老革命都被打倒,何况我是一个教员呢。
记:吴教授,您扎根于宁夏大学三十年不变,被人称为“开拓了边疆的现代文明的学者”,当时您是怎么到宁夏去工作的呢?
吴:1958年,我爱人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宁夏工作。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在征求我的分配工作意见时,我想回福建,毕竟是福建人,但是福建方面不愿意接受我,我就被安排到宁夏的中学去教书,当时宁夏大学的领导知道我在法学方面有些研究成果,是个讲师,就将我留在了宁夏大学,之后我就在宁夏大学教书。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管得严的时候就把我安排到资料室去工作或到农场劳动,较松的时候就让我去教逻辑和说理文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