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与女权主义发展
时间：2021-03-20 00:04: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08年，两名波士顿女性聘请了法律辅导老师，自此开启了女性追求平等就业、参政的权利。作为人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本文就性别与平等的进化缩影展开论述，阐述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并提出了实现实质性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性别与平等；进化缩影；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01-04
平等、公平、公正是现代人们的基本权利，但这种权利目前只停留在观念和形式上，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从假设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两方面讨論的话，得出来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必须以动态的观点理解性别平等的概念，它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反映着人们不同的愿望。
一、男女性别不等
1.法学院的建立
20世纪初，两位波士顿女性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聘请了Arthur Win-field MacLean 作为她们的辅导教师。这一看似简单举动的背后意味着女性对进入法律界的追求，该举动最终促成了波西亚学院的建立，也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新英格兰法学院。[1]在新英格兰法学院诞辰100周年时，学院以庆典的方式欢迎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法学院，并在法律界担任要职。女性学习法律，任职律师或与其他人合作开律师事务所，或在法学院承担起教师的角色，这在1908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也可以说是女性在追求性别与平等方面取得的初步胜利。
作为女性必须明白，在父系社会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在20世纪初是几乎争取不到任何政治权利的。女性若想改变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仅仅依靠社会道德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以社会法律为支撑。1908年，两位波士顿女性聘请了Arthur Win-field MacLean 作为法律辅导老师，拉开了女子进入波西亚学院的序幕，也为日后女性在追求与男性平等权利的路上奠定了基础。法律以时代和社会发展为依据，对社会行为和道德进行规范，推进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
2.男女性别不平等案件
男女性别差异与不平等待遇不仅存在于老牌西欧国家，像美国这样一个新大陆国家在20世纪初，性别歧视也根深蒂固。他们假定女性生来就与男性不同，不具有男性身体和生理上的优势，因此带着这种假定区别地对待女性，并拒绝在政治和专业以外的领域赋予与男性平等竞争的权利。当然，这种区别对待让女性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他们将女性看作是弱势群体，认为女性本质特征和性情比较适合护理、幼师、烹饪、服务这样的行业，所以在一些普通的法律条款中注重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权利。
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件（以下简称穆勒案）发生在波西亚法学院成立的那年，该事件之所以闻名世界是由于不仅促进了劳动保护的立法，而且对女雇佣者的工作时间作出规定，该事件在立法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由穆勒案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后来的立法工作方面，由于女性处于弱势，将女劳动者和男劳动者区别开来，对女性劳动者特殊保护。值得一提的是，新立法保障了劳动者的权利这是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区别看待仍显示出男女性别的不平等。
在穆勒案之前，有一闻名于世提出性别差异的案件——洛克纳纽约案（以下称洛克纳案）。[3]该案件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劳动保护立法重点是保护了女性的权益，在论述时也特别强调了女性处于弱势群体这一观点，男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洛克纳案之后，有人用长篇大论阐述了女性健康保护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关系，提出女性在出卖劳动力时，国家有权利限制签订劳动合同自由，而对男性不限制，理由是女性在身体和生理上都处于劣势，社会角色弱于男性，女性在照顾家庭方面要分担更多的精力，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不论20世纪初立法的说辞如何，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是比男性要低的，并且因为这种劣势，与其说在立法中受到保护，不如说在工作中选择上受到歧视，事实上女性所获得的报酬与男性也不是对等的。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岗位，一般都是男性承担，社会对女性的能力存在疑虑，认为女性更适合照顾家庭。相对于女性立法保护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改革热，出现了立法对男性劳动者的保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才真正意义地出现“去性别化”的宪法，这可以说是男女性别平等在立法上的突破。
二、性别平等的悖论
1.性别平等悖论的提出
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文中提到的穆勒案所揭示的性别平等的悖论，一直到现在还会被提及，这是因为由于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区别所致。一方面，争议指出，现实的社会情况下，一些底层的女性劳动者在参与工作时，确实会因为身体和生理的原因会遭到或多或少的剥削，而且女性本身又要照顾到家庭和孩子，所以从立法的角度对女性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生育使命和家庭角色，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一致的结果，虽然通过穆勒案并没有彻底地改善女性被剥削的现状，但总体来说提高了当时底层女性工作和生活的待遇。[4]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无论一国的政体如何，必须首先保障人权，所谓的人权最起码的就是男女性别的平等，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正常参与政治权利和社会工作的权利。[5]如今的女性可以顶半边天，无论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女性崭露头角，但在20世纪初并非如此，穆勒案引起了男女性别差异的争论不休，基于社会发展又必须抽离出男女性别平等的这一概念。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至少争取了女性在工作方面享受与男性同等竞争的权利，虽说穆勒案一方面强调了女性本身的弱势，需要社会及立法给予特殊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有可能会导致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低于男性，在参与社会工作时处于底层位置，而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是以牺牲这种特殊保护为代价的，这点大家必须认同。关于女性参与到政治的权利，直到1908年2月28日《纽约时报》裁定该案件时才将劳动保护和妇女参政两种思潮联系到一起，现如今看来，女性参与政治事物的处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