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革:学术研究要跨出专业限制
时间：2021-03-10 12:04: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高校行政化的改革，就是要把不同的东西放到不同的位置，做行政的就是做行政的，做职员的就是做职员的，做教师的就是做教师的，各司其职。这些行业的定位要清楚，不能搞乱，不然最后什么都在做，却什么也做不好。……教学也好，学术也好，都是有规律的，我们要尊重规律，然后来探索到底怎么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学法律的人要多走走，多看看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87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在大学四年中对哪些事物印象比较深刻呢？
曾文革（以下简称“曾”）：大学四年，虽然西政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校舍也不漂亮，但我觉得西政的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上自习往往要抢座位。老师们也非常敬业，当时我们教室不多，有时就不得不在宿舍里讨论案例问题，老师们也经常来宿舍指导我们。我觉得西政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的案例并重，这种教学方法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我收获很大。而且西政的学风是比较开放的，一直延续着兼容并蓄的传统，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记：老师您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一直到获得硕士学位，当中跨度有12年之久，能谈谈这段时间的经历吗？
曾：我毕业后去了重庆工学院的前身，当时的重庆工业管理学院任教。这期间还到彭水县支教一年。
记：您为什么选择出去支教一年呢？
曾：支教一年是国家的规定，而且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年纪很轻，阅历不深，就想出去锻炼锻炼。这样锻炼一年，对我之后教学帮助很大，在如何控制课堂节奏、备课、组织课堂讨论等环节都有很大的提升。
记：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有哪些非常难忘的老师？
曾：印象深刻的老师实在是太多了。本科时的张孝烈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让我学会如何收集资料，如何修改论文的框架，如何提炼观点等。在硕士阶段，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昌麒老师，他是我导师，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对我影响很大。经济法实际上是非常难研究的学科，研究材料很多来自于经济学领域，要求学者运用法学的思维对其进行解读，但是我觉得李老师在这方面比较专长，很有学术天赋，他讲经济怎么跟法律结合，怎么从法律角度来研究一些经济现象，怎么研究农村问题等等，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时我考博士之后，就面临选导师的问题，昌麒老师劝我一定要换一位不同的老师，这样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非常有帮助。因为每位老师的研究思路不一样，这样对学生而言可以博采众长。
博士阶段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的导师种明钊老师，他是学经济学出身，所以强调的和李老师强调的又有些不同，他认为经济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第二位的。他常常告诫我一定要把经济的问题先弄清楚，然后再去分析研究。
记：老师您博士毕业之后又是如何来到重庆大学任教的？
曾：我硕士毕业后就来重大了，原本我毕业后准备回重庆工学院，但当时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我太太生病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去重大，那里离我太太的单位近，可以照顾到一些。我从1999年6月份到重庆大学一直工作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时光。
记：您曾在香港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能谈谈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吗？
曾：当时有一个香港法律教育基金的项目，在全国选了五个人，我作为其中一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有金融法的一个项目，也有很多优秀的金融法老师，我在那边主要也是做一些外资银行法方面的研究。
当年下半年我去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主要也是研究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我利用那段时间把佛罗里达大学的国际法课程听了一遍。学校还开了一门很有趣的课程，是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将国际贸易、劳工和环保合并在一起教，让我开了眼界。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使我产生了双语教学的想法，回国后我就开了法律英语的课程。
记：这两段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曾：我觉得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作为访问学者，我不仅去听他们的课程，也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非常细致。比如有一次佛罗里达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到法学院开讲座，关于佛罗里达的农产品贸易，甚至具体到了WTO对于佛罗里达柑橘的出口有何影响。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大。
在教学方面，美国非常注重案例讨论，这是他们的传统，能让学生更多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讨论。我觉得他们这种讨论式的学习，对培养研究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回国之后，就经常开展读书会，一段时间推荐读一本书，读完后在一起讨论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提高很大，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教学相长。
美国的法学注重精英教学，他们的师资配备、硬件条件也都非常好。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理念，比如佛罗里达大学每年从全世界招50个学生，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的学生，有些学生基础并不好，但也招进来，主要是为了注重学术的多样性。这个理念我认为是国内很多大学不具备的，所以现在我带研究生也趋向这样的理念。因为学生都有专长，比如以前学过金融的，学过计算机的，那么当他们经过法律的学习之后，竞争性就会很强。所以我觉得，学习法律的人还是要多走一走，这不仅是做研究的问题，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对研究方法很有帮助。
不同的专业背景对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记：您从国外回来以后继续在重庆大学教书，和之前相比在教学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曾：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我教法律英语，可能和有些老师的教法不太一样。比如，一般而言法律英语都是老师讲得比较多，我增加了听力的环节，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能看懂不能听，到了国外就不能和老师交流。另外我在课程中有一个使学生压力很大的地方，就是要求学生翻译，由我来点评，这让学生提高很快。
记：您既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又从事环境资源保护法的研究，您怎么看待跨专业的研究？
曾：以前的学术基础和学术积淀，对之后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以前研究合同法、民商法的领域，对研究环境侵权是很有帮助的。如何看待跨专业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要把这个背景作为一个优势而不是包袱。
记：老师您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对国际经济法等领域的贡献有哪些？
曾：说不上什么大的贡献，现在我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做得比较多的，一块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尤其是外资银行法这块。当时我在重庆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建立我国外资银行风险防范法律机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另外一块就是国际环境法方面，尤其是绿色贸易，我应该是做得比较早的。现在我又把它衍生到了国际法中的农产品贸易，也申请到了一些课题，我在2009年也出了本关于农产品补贴的专著。国际金融法和国际环境法方面的研究我还是有一点体会，所以这两个领域做的稍微多一些。
记：您是如何看待我国目前在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呢？
曾：从国际金融法的学术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需要整个金融法学界、国际法学界一起来研究，这样才能做得更好。最好也有实务界的人士一起参与，这个领域中有许多新兴的东西，这些新兴领域开拓空间是非常大的。
从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队伍来看，我觉得研究人员现在还不是非常多。同时，研究国内法的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一些国际背景，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新巴塞尔协议出来后，有一些新的理念，肯定要引领国际金融监管的潮流，如果这些东西不去关注，而只是研究国内的东西，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会有局限性。
从国际环境法、绿色贸易这方面来看，我觉得整个的研究感觉就是法学界和我们理工界的学者交流还不够，因为国际环境法很多领域的研究需要一些工科背景。就是说，如果就法律谈法律，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