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民卫士”制度对金融监管制度革新的启发
时间：2021-03-08 20: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然而在很多美国时任政府官员及金融高管的口中，这场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不能避免的“完美风暴”。然而事实上，在这场金融灾难背后体现出的是监管思路上的欠缺。纵观私人利益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公共利益主义等三大监管理念，或多或少都有些不足之处，但是足以取长补短，做以监管理念上的革新。同时，“人民卫士”制度这一来自于域外的制度也可以应用于国内的探讨之中。
关键词：监管理念 人民卫士 制度革新
一、金融危机的缘起之争
2008年美国蓄积已久的“次贷危机”一触即发，由于世界金融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蝴蝶效应”率先波及北欧的一些国家（诸如冰岛，芬兰），进而快速蔓延至全球，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当权者依然不遗余力的掩饰自身在这场金融浩劫中的失职与制度构建的缺失。美国前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将这场危机归结为“典型的盲目乐观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和“百年一遇的洪灾”（hundred year blood）在各国诸多财政官员口中，这场灾难是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意外事件”或是“完美风暴”，是诸多事件“恰如其分”的进行了组合，并且同时发生，最终不幸的造成了全球金融系统被摧毁这样一个结果。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的一席话也印证了高层对于“意外事件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做的更好，我们绝对会毫无保留的做到更好。相反，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最根本的教训。
當然，如果将一场波及如此之广，破坏力如此之大的危机说成是一场巧合的叠加，这显然是颇具宿命论味道的痴人说梦。在《金融守护人》一书中，三位美国作者：詹姆斯·巴斯、小杰罗德·卡普里奥、罗斯·列文，同样并不认同这种偶然性的起因。在本书中，三位作者通过走访国际清算银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爱尔兰中央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收集第一线分析数据与经验成果，最终以监管制度供给缺失为切入点，梳理了一系列导致本次危机的理念性和制度性原因。当然，这本书的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这场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在全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仍然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了被社会各界视作美国金融“救世主”——《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法案》，书中直陈这部美国有史以来最冗长的金融法案的种种弊病，并对未来可行的制度做了构想，其大概的思路是：设计一个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能够保证其制度制定基于公众利益考量而非政治团体利益的金融监管机构——人民卫士，这也就是本书命名的由来。
当然，08年这场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渐行渐远，世界经济也在井然有序的走向复苏。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再来审视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就失去意义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如何对抗危机是一码事，而如何预防危机又是另一码事，在危机过后，我们似乎可以对危机应对的探讨暂时松一口气，但是对于危机的预防我们却不能不加以考量。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如果在“亡羊”之前，我们先去补好制度的“牢”，那么我们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机的发生，而非像盖特纳当年以无法预见作为监管不利的遮羞布。
二、金融危机缘起背后监管理念的管窥
正如前文所说，金融危机绝不是一连串巧合的叠加，在偶然的背后隐藏的是危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本书主要从监管制度缺失、官员道德风险、政治集团左右等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必然性”。文章的开篇并未像其他论述危机原因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手就从制度层面谈起，而是从理论层面起笔，梳理了监管制度背后的三大主流理念：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公众利益主义（public interest view）、私人利益主义（private interest views）。
（一）自由放任主义
其中自由放任主义理念基于完全市场假设。在完全市场的逻辑下，市场有足够的能力自我消化交易当中的摩擦与相关成本，所有的合同可以无迟延的履行，公众不需要消费者保护措施或反欺诈措施，这种监管逻辑的经济学原理是公众在进行金融消费时掌握的信息与金融机构是等量的，因此可以准确的把握合同的细节与风险，因此施以额外保护这一干扰效率的手段就显得颇为多余，这也构成了早期的监管理念。作者为了驳斥这种横行于金融领域的自由主义理念，辨析了两种监管行为在完全市场和非完全市场中的表现，从而得出结论：在完全市场下，最终的风险也会由部分投资者承担，更何况，两者之间的信息天生就是不对称的。
（二）私人利益主义
再来看私人利益主义理念下的监管制度。私人利益者认为尽管存在市场失灵和法律体系失灵，但是政府往往缺少激励和能力去矫正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私人利益者往往承认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存在，亦认为善意，全知的政府能够通过实施金融监管措施，来减少法律体系不完备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因此区别于自由放任主义。同时，私人利益主义认为监管中存在政府失灵，这一点又不同于公众利益主义。私人利益者理论基于对人的本质的反思，这一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是追求私利的，正如商人会追求经济利益，政府官员也会追求个人的利益，但是官员可以通过实现社会公益的手段来满足个人利益，比如在选举制下的民主国家，政府官员会通过满足社会利益宿求的方式谋求连任，在这样的逻辑思路的推理下，“私人利益主义”似乎为官员道德性缺失所带来的风险加上了一层保障，毕竟他们会以实现社会利益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道，相应而来的制度体现就是缺少了对官员决策行为的监管，按照本书作者的说法：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一直受到私人利益主义的影响而纵容了权力寻租，加剧了一系列的金融“倾向性政策”。在现实中，私人利益主义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便是金融机构负责人与金融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旋转门”，包括艾伦·格林斯潘在内的诸多美国财政高管都曾在大型金融机构担任负责人，当然，如果按照“私人利益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理由在入职之后恪尽职守做出公允的监管决策，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预期那样尽善尽美。他们在入职之后的一系列为金融机构自由化铺平道路、为金融机构加杠杆松绑、为金融产品无节制创新解禁的政策似乎并不能被认为是排除了既有利益干扰的理性决定。因此，作者认为，私人利益主义对于金融监管制度而言也存在着巨大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