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时间：2021-02-26 12:03: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研发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问题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对外贸易领域的重要体现，但鲜有文献从企业层面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利用2005—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深入研究了企业研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地区知识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的企业研发会削弱该提升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的研发有助于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本土企业研发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弱于外资企业，且国有企业属性进一步降低了该提升作用。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市场竞争与政府补贴在研发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中的作用，发现在那些市场竞争程度越弱的行业，企业研发越能促进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另外，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而过度补贴则起到了削弱作用。
关键词 企业研发 出口竞争力 出口技术复杂度 PSM-DID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为13.2%，连续八年蝉联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在出口规模不断发展的同时，对我国对外贸易稳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确保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或出口竞争力）得到保持和提升。因此，作为出口行為微观主体的企业，其研发创新活动能否有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无疑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对外贸易领域能否产生实效的重要基础。本文的研究旨在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企业研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早期的研究者如Rodrik（2006）测算了1999—2001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我国出口复杂度显著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一异常问题又被称为“Rodrik悖论”。Hausmann等（2007）和Xu（2007）则测算了我国出口相对复杂度，发现我国出口相对复杂度也在逐年上升。文东伟（2011）基于投入产出法，利用2009年OECD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发现我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低于欧美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近期有部分学者，如赵红和彭馨（2014）基于Hausmann（2005）的方法，从多层次测算了我国2000—2012年国家、区域和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李小平等（2015）则采用发射法和合适度法测算了1998—2011 年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水平差异和变动趋势差异。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考察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其中，王永进等（2010）从理论和实证上得出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齐俊妍等（2011）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采用跨国行业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解决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刘维林等（2014）则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2001—2010年我国制造业数据检验发现，以国外附加值率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代中强（2014）以及杨林燕和王俊（2015）则基于Hausmann等（2007）的方法，分别从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进行实证，均得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戴翔和金碚（2014）则从分工演进视角，测算了1996—2010年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完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也有研究表明FDI（Hausmann等，2007）、OFDI（杨连星和刘晓光，2016）、贸易自由化（戴翔，2016）等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就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但其研究均以国家、行业或地区层面的数据为对象，无法体现企业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的异质性，因而难以全面地揭示企业自身的活动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组文献是关于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方面的研究。其中，不少学者分析了企业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周亚虹等（2012）利用2005—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广义Cobb-Douglas生产函数，采用OLS和probit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了企业的产出水平。Doraszelski和Jaumandreu（2013）通过将R&D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纳入理论分析，利用1990—1999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R&D影响了企业TFP的分布并显著促进了企业TFP的增长。张志强（2017）基于异质性企业实证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企业R&D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TFP，且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另外，也有学者关注企业研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如周新苗和唐绍祥（2011）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利用上海2001—2006年工业企业分析了企业R&D活动和技术引进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发现R&D活动对企业TFP的贡献优于技术引进，技术引进对企业当期利润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优于R&D活动。更进一步，部分学者在研究研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考虑了制度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例如，张杰和芦哲（2012）利用1999—2007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由于模仿成本显著提高、创新收益逐步降低等原因，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有助于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民营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并使本土企业利润下降而外资企业利润上升。吴超鹏和唐菂（2016）利用1993—201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未来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最近，李梅和余天骄（2016）利用2009—2014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我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研发国际化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处于制度落后地区的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促进研发国家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尽管上述文献就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其均未涉及企业出口复杂度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将深入研究企业研发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