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红利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时间：2021-02-24 00:03: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研究重点。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人口红利与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城乡差异；边际报酬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17-2018（6）-0066-04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2007年以后GDP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43852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13）》的标准，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调整二元经济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已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型，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等国家却因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基于历史经验的研究表明，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中心问题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换的中心问题，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比越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便越明显。另外，实现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转移战略有赖于一个灵活公平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通过统一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和转移后顺利就业的三个主要障碍：妨碍流动和就业的制度安排、就业信息渠道堵塞、低质量劳动力与需求不匹配，过剩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平台便能向有需求的地方转移，从而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于我国过去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是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称为“人口红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一个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的时候，可以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物质投入来完成。在我国，由于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和第二、三产业高生产率并存，这导致了农村收入相比较城市而言更低，所以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由于农村相对偏低生产效率，所以自然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属于剩余劳动力，而对于资本和技术相对充足、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城市来说，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便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分析
（一）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国家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我国津京唐、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农村相对过剩的人口在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内需市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部门来说，第二、三产业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存在，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因此，劳动力相较于资本成了相对稀缺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多投入的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正的。同时，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降低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成本，从而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这些产业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使得在出口中处于有利地位。
（二）人口红利作用的有限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对于农村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而劳动力的占比却较大，当土地等资源无法再增加时，每多投入一份劳动力，边际收益是不断下降的，在不进行劳动转移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由于部分劳动力实际处于隐形失业状态，这便导致农村所实际承担的社会负担、抚养人口数量大于名义上的数量。所以农村的人口红利向城市的转移便为实现人口红利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短期来看，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问题。首先，供求市场的不匹配导致的人口红利作用发挥受限的现象长期存在。其次，劳动力预期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距过大导致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发生。第三，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使得剩余劳动力依旧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剩余劳动力”，也增加了城市经济壓力。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人口红利”期只是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当这个阶段结束并到达“刘易斯拐点”时，“人口红利”的黄金期就会过去。当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成为稀缺资源而导致工资上升时，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
三、实证分析
（一）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分析
为了研究城乡要素配置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首先测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分析陕西省层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转化轨迹，考察期为1978-2015年。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对比系数一般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而陕西省1978～2015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波动范围是0.12～0.23。这足以表明，尽管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性的快速发展，但陕西省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从图1可见，1978～2015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弱化，这一时期由于全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第二阶段是1987～2002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断增大，这一阶段中改革的重点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第三阶段是2003～2015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逐渐弱化，这一阶段国家经济政策偏向于支持农业，推动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由于陕西省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相对偏低，代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依然很大，虽然近几年该系数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数值依旧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