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沸腾的日子里] 1978经历了什么
时间：2020-07-31 07:19: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民生记忆之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参加考试人数创纪录的一年。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高考作文题被打上明显时代的烙印,成为1977年考生心中永远的高考作文。
翻开1977年10月22日的《昭乌达报》,一条消息映入孙国权的眼帘:恢复高考,本年度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字不多,是新华社1977年10月21日发布的。
“恢复高考!这新闻就像重磅炸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我当时所在的阿旗白音布统公社三义井大队,50多名知青和10余名回乡青年跃跃欲试,最后有15人参加高考。全公社有1200多人咨询高考,最后有300多人参考。”孙国权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拿到准考证,我的第一反应是,今年肯定不行,先试试,当练兵,明年必须考上。”
揣着练兵的心情,孙国权走进了如梦幻般的考场。如今已是资深记者的孙国权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作文考题。“1977年高考是分省命题。当时昭乌达盟归辽宁省管辖,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在沸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要求写粉碎‘四人帮’时,各地庆祝、欢腾的记叙与议论。后来翻阅各省的高考作文命题,有的省份和这命题相近。如山东和陕西的作文题是‘难忘的―天’。当然,‘难忘的―天’和‘在沸腾的日子里’也可以写你认为是‘难忘’和‘沸腾’的某一天。”
对于批阅当时辽宁考区这批作文的曾小林来说,天天超负荷地批卷,使她已经记不得有什么好文章,印象最深的倒是一篇有争议的作文。“有个孩子写,得知要高考了,他扔下锄头,望着无边的垄沟,说了声再见,告别苦难的日子⋯⋯”看到这样一篇作文,曾小林的心情很矛盾:“当时的作文都有套路,先分析国际形势,再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再说省内,最后落实到自己具体的单位。可这个孩子直接就抒发了这种感情。写得很真实,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判。”
带着矛盾的心情,曾小林把这个作文拿出来和大家讨论:“有政治性很强的老师,强烈要求只给20分,说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谁来继承革命。我却坚持时代变化了,奉献祖国的方式要改变,何况这个考生写的是真情实感,应该给40分。”当时作文满分60分,在僵持了很久之后,领导采取了平衡方案,判了30分。
“当时判卷子的要求很多,都是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曾小林印象最深的标准就是:凭革命良心判革命后代的卷。至于什么是革命良心,并没有人解释,曾小林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认真给每个卷子打分。她记忆中,1977年的高考作文试卷上,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字体和词不达意的内容,以及数不清的错别字:“十年啊,学生们被耽误了。很多字写得就像蜘蛛爬。作文要求800字,有的只写了百八十个字。有个考生写道‘狂风大作,细雨蒙蒙,道上行人来无有’。这怎么通,写鬼呢?但我的笔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作为一个老师,我每一张卷子判得都很认真。”
1978年1月,孙国权如愿地接到邮递员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成为辽宁师大中文系的学生,结束了自己在垄沟捡一辈子土豆当一辈子农民的宿命。“当时全公社只有两名当地青年被录取。有人说,这比考举人还难。这一回的高考,录取时确实主要看成绩,可家庭出身不好、父辈有历史问题,或年龄偏大等,仍然卡住了不少成绩很好的考生。对于他们来说,1977年这个沸腾的日子里并不是一味的光辉灿烂,挫折、阴影和教训也不罕见。”
链接:1977年各地高考语文作文题
北京: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天津:他像雷峰同志那样;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
河北:我将怎样度过今后不平凡的二十三年
湖南:心中有话向党说;园丁赞歌―记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
四川:《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
浙江:路
陕西:难忘的一天
山东:难忘的一天;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
河南: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
甘肃:不到长城非好汉
吉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
福建:《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
江西:难忘的时刻(理科);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
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辽宁: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
新疆: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
宁夏: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
山西: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安徽: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
广西:难忘的日子
内蒙古:谈实事求是
黑龙江: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在红旗下
云南:攻书莫畏难
江苏:苦战
70年代民生关键词:
等同当代裸奔的喇叭裤
厚底鞋与喇叭裤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样式,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喇叭裤原为水手服,从 1960年开始为美国颓废派服饰,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喇叭裤,也叫喇叭口裤。它将人臀部与腿部的曲线,清晰地勾勒出来。
当年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在街上走的话,那就和现在裸奔的效应一样。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长发男青年形象几乎成了不正经、不三不四、流里流气的代号。
但是引领时装新潮的,从来都是以青年为主。人们从海外电影中受到影响,将裤腿悄悄放开,体现了一种青年“后文革时代”叛逆的性格。
虽然喇叭裤作为一种“服装怪”出现,但是它却打破了之前中国服装的“统一制”。
伴随喇叭裤的流行,鞋底也越来越厚。夸张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引起趣闻:当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无法脱身时,居然大声威胁:“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从鞋上跳下去!”
筒子楼交响曲
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房管科的门槛都被踩破了。一些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仍然以筒子楼为主,其前身大多是单位的办公室或者单身职工宿舍。
曾有无数人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结婚生子。上班是面对面的同事,下班是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油盐飞溅、人声鼎沸,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许都成了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后期,楼里的人革命热情开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凌晨起来排队买猪肉,买豆腐,呼朋唤友大家互相加塞儿;上学前偷偷抓一把邻居晒着的笋干黄豆,捞一块锅里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馋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不知谁家带的头,开始在走廊里生起了煤炉,再往后,各家各户都将门前一块据为己有,垒起灶头,堆好煤球,放一张破烂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楼时代到来了。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在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地震震中在唐山开平区越河乡,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有感范围波及重庆等14个省、市、区,破坏范围半径约250千米。被称为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之一。
对于亲身经历并幸存下来的唐山人,这个瞬间是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无法消褪的痛苦与难以言表的恐怖。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唐山丰南县稻地大队农民田玉安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
咳,真吓人。
猛然间,头顶上像挨了一个炸雷,“轰隆隆――”地动山摇!我像被一个扫堂腿扫倒在地,往左掉了一个过儿,又往右打了一个滚,怎么也撑不起身子。电灯一下子都灭了。一扭头,妈呀,吓死人!一个火球从地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
天亮了,我看见火球蹿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缝,两边的土都烧焦了。
震后的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成蛇形弯曲,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形斜塔。更为惊心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只巨手抹去似的不见了。
据统计,唐山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 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上万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 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产设备毁坏;交通、供水、供电、通信全部中断;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亿元……
“人类无数时间和劳动所建树的成绩,只在一分钟之内就毁灭了;可是,对受难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种感觉似乎要单薄些,就是那种被这往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而现在一分钟就毁灭的情景所引起的惊愕的感觉⋯⋯”
这是无数中国人对唐山蒙难日的感觉。
可口可乐奢侈品的代表
可口可乐,于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进入得有些波折,因为这种饮料曾长期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根据历任中粮多个要职的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据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
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
结婚备齐“老三件”
70年代,聘礼或嫁妆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既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所以,有这“三件”的婚礼才体面。有的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缝纫机来结婚。
按当时的生活条件,结婚时能备齐“老三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钻石牌手表和五羊牌缝纫机,这就是当时的品牌货。如果谁还能骑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私家车,总会让人艳羡不已。
70年代,全国人民都对上海货推崇有加:质量好、款式新、价格合理,几乎没有假货,上海货真正是金字招牌。确切地说,对“上海货”的钟爱,源于上海货的款式新颖,经久耐用,前卫时尚,更源于一种岁月的情结。
小岗村按下大包干的红手印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兴起和推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恰值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3个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家户主在外讨饭未归)。
字据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份按满红手印的字据现藏国家博物馆,馆藏号:GB54563,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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