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世界排名 [试析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

　　摘要：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深受阿拉伯传统历史观和纳赛尔民族英雄观的影响，具有激进和多变的特征。在近40年的执政生涯中，卡扎菲崇尚纳赛尔的英雄观，时常挑战西方国家强权政治和美国霸权主义，他相信阿拉伯民族统一拥有厚实的民众基础，执着地在阿拉伯和非洲宣传并践行他的“统一思想与理论”。在国际政治格局和地区形势多变的环境里，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屡遭挫折。“9・11”事件后，卡扎菲在反思自己的政治观时，积极改善与欧盟、美国的关系。但是，欧美的回报并没有像利比亚所期盼的那样，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再次遭遇严峻现实的挑战。
　　关键词：卡扎菲　理想主义　政治观　现实　挑战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73-79
　　
　　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深受阿拉伯传统历史观和纳赛尔民族英雄观的影响，具有激进与多变的特征。卡扎菲自1969年9月夺取政权后，在近40年的政治实践中，带领利比亚走上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极具利比亚特征的国家发展道路。他特立独行，扮演反对西方国家强权政治和美国霸权主义斗士的角色；他独辟蹊径，创建“世界第三理论”，改革利比亚的政治体制，用人民委员会取代政府管理机构，号称《绿皮书》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利比亚已经是一个“可以进行实地考察的乌托邦国”；他竭力宣传并践行他的“统一思想与理论”，先是在阿拉伯世界号召各国人民为之奋斗，继而转移到非洲地区，呼吁非洲统一，建立“非洲合众国”；他话语多变，时而激情高昂，时而冷言悲观。在国际政治格局重组、国际经济制裁严峻、地区形势突变的环境中，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屡遭挫折。2003年，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不久，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接着又做出一系列积极姿态，主动承担洛克比空难责任，出巨资赔偿受害者的家属，无条件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积极与欧盟改善关系，与美国恢复邦交正常化。2006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划出，国务卿赖斯称赞“利比亚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卡扎菲在访问欧盟总部时充满期望地表示“利比亚决心在实现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愿意成为欧洲和非洲之间合作的桥梁”。
　　卡扎菲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响。欧洲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卡扎菲已经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他开始回归国际社会了。但是，从2007年以来，卡扎菲又怨声不断，在多种场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予利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的回应表示失望和不满，认为利比亚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利比亚既没有得到经济补偿，也没有得到核技术的援助。事实上，美国在宣布与利比亚恢复外交关系后，在行动上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至今都没有动土开馆，使馆工作人员仍然寄居在一家旅馆里办公。美国政府似乎没有要立刻全面改变现状的迹象，这使卡扎菲的理想期盼再一次遭遇了严峻现实的挑战。
　　
　　一、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阿拉伯传统历史观对卡扎菲影响深刻。历史上，阿拉伯民族曾经历过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从松散到集权的辉煌时期。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阿拉伯人生活在荒凉的阿拉伯半岛上，过着动荡的游牧生活，社会组织结构松散，宗教信仰五花八门，部落之间常有战争和冲突发生，半岛上的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期盼安定，厌恶战争和无休止的冲突。是穆罕默德彻底扭转了这个局面，他让彼此冲突的部落和游牧民变成了兄弟，让原先不同信仰者变成了信仰同一宗教的教友，让一个涣散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坚强民族。阿拉伯帝国的疆土从亚洲的阿拉伯半岛扩大到了非洲北部和欧洲西南部，阿拉伯民族的影响力扩大到了世界三大洲。对这一段历史，阿拉伯人不仅记忆犹新，而且长期以来引以为豪，广为传诵，泛阿拉伯主义者、阿拉伯理想主义者更是为之倾倒。
　　阿拉伯帝国灭亡后，阿拉伯民族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帝国的疆土上部落混战，封建割据，先后遭受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外来民族的统治，辽阔的阿拉伯帝国版图被奥斯曼帝国侵占后，又被西方列强逐渐瓜分。几百年来，阿拉伯民族多次掀起了反抗斗争，苏丹的马赫迪抗英运动，索马里的里夫共和国运动，埃及的阿拉比武装抗英斗争，利比亚穆赫塔尔领导的反抗意大利占领等斗争运动震撼了西方殖民统治的基础。20多个阿拉伯国家经过长期艰苦英勇的斗争，终于在20世纪先后获得独立，形成了今天阿拉伯世界这样的格局。
　　20世纪初，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量犹太移民向巴勒斯坦聚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矛盾日趋尖锐，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意图日益明显。英国出于控制中东这块战略要地的考虑，大力支持犹太人的移民活动，阿拉伯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日趋强烈。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国家纷纷表示担忧，担心阿拉伯的土地会被分割，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会失去保障。早在1941年，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以维护阿拉伯世界安全为由提出阿拉伯统一的设想和计划；然而，由于埃及国王法鲁克、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和叙利亚、黎巴嫩政府的反对，该计划受阻搁浅。但是，有关阿拉伯统一的话题和行动始终没有停止，围绕建立核心地带的区域性统一，还是全体阿拉伯国家的统一，是联邦制统一，还是邦联式统一，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了长达4年的磋商讨论。1945年3月22日，阿拉伯国家最终选择了联盟形式，建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的建立是阿拉伯现实主义者与阿拉伯理想主义者协商妥协的产物。阿拉伯各国既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国家利益不可侵犯，国家主权不可退让，同时又不放弃重振阿拉伯帝国辉煌的崇高理想，选择联盟形式既是应对现实、反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需要，也是为将来阿拉伯的统一大业奠定一个基础，搭建一个平台。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治理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即181号决议。这个决议把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三，一块为犹太人国家，一块为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则属于国际共管。对此，阿拉伯国家表示强烈反对。同年12月，阿拉伯联盟首次以统一的口径发表声明，反对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立刻组建联军并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在军队人数占优、地理位置有利的条件下，最终却被各个击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理想主义者因此受到沉重打击。
　　20世纪中叶，中东阿拉伯世界再次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埃及总统纳赛尔成功地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他领导埃及人民勇敢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利益。阿拉伯各国人民倍受鼓舞，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抗击法国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约旦政府宣布废除英约同盟条约，英国军事基地从约旦土地上撤离。纳赛尔的出现，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重新看到了希望， 要求阿拉伯统一，要求再现阿拉伯民族辉煌的呼声再次高涨。在赶走西方殖民统治势力后，纳赛尔开始尝试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理想与实践，埃及率先和叙利亚实行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政府还应邀出兵北也门，帮助也门共和派推翻旧王朝，巩固新政权，同时埃及还旗帜鲜明地带头反对具有西方背景的“巴格达条约组织”。随着埃及总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与日俱增，泛阿拉伯主义者和青年一代更加崇拜纳赛尔，他们坚信纳赛尔就是当代阿拉伯民族的英雄，是阿拉伯民族振兴的希望。他们热切盼望纳赛尔能够带领阿拉伯民族，重振历史的辉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虽然击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国的主力部队，摧毁了三国的国防设施，但却没能损坏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形象。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纳赛尔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纳赛尔能够把松散的阿拉伯世界紧紧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区域力量，同以色列相抗衡，为战败的阿拉伯民族报仇雪耻。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就是在这种涌动着理想激情的氛围中诞生的，卡扎菲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出现在了阿拉伯世界政治舞台上。
　　
　　二、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中的“英雄观”
　　
　　政治学家们认为：理想主义政治观相信“少数拥有卓越智慧的精英人物有能力掌握终极真理，即社会发展目标，并主张依目标规划人类社会实践”；他们还认为：“抽象演绎方法的运用是理想主义政治家的传统，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探讨更多地是从逻辑推理进入而非历史实证，关于国家和政府的见解往往是从形而上学的前提推论出来的。”
　　阿拉伯民族是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尤其崇尚带领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中世纪时，阿拉伯国家曾经遭遇西方十字军的多次入侵，建立在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公元1171-1250年)著名统治者萨拉丁曾联合叙利亚军队，成功地抗击了欧洲十字军的进犯，收复了被十字军长期占领的耶路撒冷，捍卫了阿拉伯人的领土完整。长期以来，民族英雄萨拉丁的英勇事迹一直为阿拉伯人广为传诵，鼓舞着阿拉伯国家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奋勇抗击外来入侵者。20世纪以来，阿拉伯政坛上更是“英雄辈出”，他们几乎都是坚定的反以、反美的代表人物。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后，反以成了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首脑高举的旗帜，他们把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安甚至经济落后都归咎于以色列的存在，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敢于挑战西方强权政治，既能为自己的国家赢得政治声望，又能树立个人英雄形象。
　　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虽然以失败告终，纳赛尔统一阿拉伯的实践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是，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不畏强暴，不向西方势力屈服，英勇抗击英法以三国入侵的行动，却确立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形象和领袖地位。纳赛尔自己在《革命的哲学》一书中也毫不掩饰地写道：“历史的篇章中充满了英雄人物，他们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创造了扮演光荣战士角色的时机。同时历史的篇章中也充满了英勇和光荣的角色，然而却没有找到恰当的演员。基于某种理由，我断言阿拉伯世界里有一个英雄角色正等待他的扮演者。”卡扎菲非常崇拜纳赛尔敢于挑战西方强权、敢于领导弱小民族抗击强大的西方势力、捍卫埃及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阿拉伯民族利益的精神，更崇拜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中的英雄观点，坚信阿拉伯民族需要英雄来领导，英雄能够改变阿拉伯世界。
　　1969年9月卡扎菲政变获得成功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和埃及方面联系，希望纳赛尔能够指导他们以后该怎么做?卡扎菲见到纳赛尔派来的特使海卡尔时，毫无保留地表述了他的想法，他对海卡尔说：“我和我的军官兄弟们打算同埃及联合起来，并且已为联合做好了准备。我一直注视着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切，……利比亚就是埃及的纵深部分。我们沿地中海有几百英里的海岸线，我们有机场，我们有钱，我们什么都有。你回去对纳赛尔总统说：我们是为了他进行这次革命的。”年轻的卡扎菲早已把纳赛尔视为自己的政治偶像。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卡扎菲以挑战西方强权政治的斗士与勇士形象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在他夺取政权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清除英国和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利比亚，同时还取消了利比亚旧王朝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约15亿美元的购买武器合同。接着，卡扎菲对西方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采取严厉措施，要求这些公司石油产量减半，提高每桶石油利润中的利比亚所占份额比例，后又采取石油公司部分国有化或者全部国有化等措施，在较短时间内用强硬手段征服了西方的石油公司。在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上，卡扎菲处处与其针锋相对，煽动反美情绪。特别是伊朗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政权，伊朗学生扣留美国人质，反美情绪膨胀时，利比亚与之遥相呼应，组织反美示威游行，火烧美国驻利比亚代办处，迫使美关闭驻利代办处，致使两国关系降至低点。20世纪80年代中叶，利美冲突不断，继锡拉特湾军事冲突后，又发生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0航班爆炸、美国驻柏林军人夜总会被炸等事件，美国政府愤怒指责利比亚策划了这些事件并把利比亚划入打击的黑名单。不久，美国空军对卡扎菲的住所进行了空袭和轰炸。
　　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卡扎菲的态度极为强硬，坚决反对任何同以色列和解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埃及和以色列开辟了和平谈判道路，首次打破了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一贯做法。对此，利比亚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前南也门、巴勒斯坦在利比亚的的黎波里组成了“拒绝阵线”，后改为“坚定阵线”，“这个阵线的目的是同所有各方一起对付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是挫败每个投降的尝试。”阵线还发表声明，“对它的任何成员国的侵略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侵略，”并宣布“冻结同埃及政府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之后，这个阵线多次召开会议，决定“运用阿拉伯的全部经济力量，包括石油和阿拉伯国家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来对付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结成的新联盟”。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问题上，卡扎菲主张同以色列全面开战，甚至还萌发过购买原子弹彻底解决以色列问题的想法。
　　在国家发展理论方面，卡扎菲更是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以显示其英雄风采和领袖才能。他号称创造了“世界第三理论”，找到了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他在《绿皮书》中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表述了他的理想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他的政治学说核心是‘民众时代’或称‘全民政治’，他的经济学说核心是‘消灭雇佣制度’，社会学说核心是‘回归自然’。”“他用人民委员会替代了国家部委，用人民委员替代了部长和主任，用办公室不放椅子和柜子的办法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但是时至今日，政府机构庞大，渎职腐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卡扎菲。因此，今年“卡扎菲决定‘动刀’精简政府机关。”
　　
　　三、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的统一思想与实践
　　
　　统一思想与统一实践是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中的重要内容。卡扎菲的统一思想内容主要有：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统一政府，继而统一阿拉伯；构建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坚信阿拉伯的统一具备了坚实的信仰基础和民众基础。据统计，卡扎菲执政 近40年，期间进行了10多次国家之间合并或者建立联邦的尝试，先是在阿拉伯地区，以后又转向非洲地区。在10多次的合并尝试中，时间长的延续了二三年，短的只有二三天。早在纳赛尔去世前，卡扎菲就提出了利比亚和埃及先行合并，以合并的埃及和利比亚为核心，逐渐向周边阿拉伯国家辐射的主张。但是，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特别是在约旦境内，约旦政府军与巴解组织游击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导致阿拉伯国家之间观点分歧严重。鉴于阿拉伯内部矛盾尖锐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威胁，纳赛尔只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化解阿拉伯内部矛盾和布防以色列入侵、抵制美国的压力方面。
　　纳赛尔的突然去世对卡扎菲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也加速了卡扎菲实践统一思想的步伐。卡扎菲高高举起了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大旗，积极宣传并竭力为之奋斗。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是个地位重要、举足轻重的大国，它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连接着阿拉伯世界的东部和西部，人口多，军力强。利比亚与埃及为邻，因此，卡扎菲把埃及当作他践行统一理想的首要国家，他多次主动向埃及领导人提出建立联邦、统一军队、组建议会、共同选举总统的方案。1970年11月，经过卡扎菲的努力游说，利比亚宣布与埃及、苏丹结成联邦，形成了一个有人口优势、经济优势、资源和土地面积优势的联邦国家。三国联邦的建立，在阿拉伯世界确实引起了不小震动，许多中小国家为之羡慕，很快，叙利亚也申请加入了这个联邦。为了稳固这个联邦，并让联邦思想深入阿拉伯民众心里，卡扎菲还建议在四国举行公民投票，以促进名义上的四国联邦向实质性的联邦快速过渡。1973年9月，他还精心组织了利比亚各界民众2万余人，用徒步行军1000多公里的形式，去开罗向埃及领导人“请愿”，显示利比亚人民拥护合并、期望统一、支持四国联合计划的热情，表达“阿拉伯人民希望联合的意愿”。不料埃及政府知道此事后，先期关闭边界，只允许几个代表去开罗递交拥护联合的“民意书”。为了向周边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接受他建立联邦的方案，卡扎菲在邻国突尼斯访问时，不顾事先的外交约定，放弃了准备好的发言稿，向毫无思想准备的突尼斯群众宣传“突尼斯的出路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而这个出路的第一步就是同利比亚合并”。这使突尼斯总统大为不满。
　　卡扎菲主张只有用阿拉伯集体安全机制，才能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他认为，阿拉伯世界要强大，要打败以色列，战胜以色列，首先要摆脱狭隘的阿拉伯地方主义思想，实行合并或者建立联邦，最终建立一个统一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卡扎菲曾公开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问题是不能靠消极的办法来解决的。它只能靠摆脱了枷锁、限制和狭隘地方主义的阿拉伯广大群众的进军。当我们把妨碍阿拉伯人民战斗团结的障碍推倒之后，我们就会到达巴勒斯坦。当我们抹掉我们的边界和区划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达圣地。当阿拉伯世界形成一条坚强阵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实现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因此，在埃以和约签订、阿以和谈、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卡扎菲非常坚决地站在“坚定阵线”一边，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进行谈判与妥协。
　　卡扎菲顽强执着地为统一思想而奋斗的动力，在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他始终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拥有厚实的民众基础，联结阿拉伯民众的纽带是伊斯兰教。“每个民族都有一种宗教，反之则是不正常的。这种反常情况造成的不正常的现实，就成了同一民族集体内部发生争端的真正原因。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与每个民族有一种宗教这一自然法相协调。”卡扎菲自幼信仰伊斯兰教，且能熟背大段《古兰经》章节，他不仅自己对伊斯兰教坚信不移，而且极力推崇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基本精神。他认为，过去伊斯兰教能够把松散的不同信仰的民族统一到阿拉伯帝国的麾下，今天具有共同信仰、共同语言、共同习俗、共同价值观的阿拉伯国家更能紧紧团结在伊斯兰旗帜之下。
　　但是，理想是建筑在现实之上的，是现实与愿望差距的空间反映。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缩小时，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当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扩大时，理想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理想的实现，必须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支撑。阿拉伯的统一是阿拉伯民族长远的理想，在现实世界中，阿拉伯还有很多非常棘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尚未解决，阿拉伯国家内部还有许多尖锐的矛盾没有化解，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还有许多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超越现实的统一理想和实践在阿拉伯世界必然会遭遇挫折。在阿拉伯世界，卡扎菲经历了30多年的统一理想实践后只得公开承认，建立一个泛阿拉伯国家的希望已经成为虚幻。
　　卡扎菲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实践严重受挫，但在非洲的实践却取得较大进展。由于利比亚在非洲属于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国家，而卡扎菲独特的行事风格也颇受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因此他在非洲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卡扎菲在重要场合多次呼吁非洲要统一，非洲要像欧洲那样建立非洲联盟，非洲要建立统一的军队，非洲应该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成立非洲合众国。他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响应，从1999年卡扎菲在非统组织特别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个设想，到2002年8月“非洲联盟”在南非德班宣布成立，前后只用了3年时间。近几年来，卡扎菲加快了他的非洲统一进程实践，极力鼓动组建非洲统一部队，他说：“如果我们能将非洲所有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军队，非洲就有(抵抗殖民者的)力量。我们必须强大起来，才不至于沦为殖民者的羔羊。”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敦促非洲联盟讨论筹建“非洲合众国”。2007年7月在第九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召开之前，卡扎菲喊出了非洲“要么团结，要么死亡”的口号。在去加纳首都阿克拉开会途中，卡扎菲再一次采取了30年前的做法，他放弃乘坐飞机，改走陆路，长途跋涉，绕道多国去参加非洲峰会。他利用途中经过马里、科特迪瓦等国的机会，发表激情演说，阐述他的统一观点和理论，竭力鼓动在非洲建立统一政府、组建统一军队、发行统一货币、尽早建立非洲合众国，声称建立“非洲合众国”是“为了让非洲今后可以平起平坐地与美国谈判”。他的激情鼓动引起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共鸣，有些学生振臂高呼“非洲现在就联合”。尽管非洲有些国家对联合持有不同看法，但这些足以说明，卡扎菲的统一思想在非洲国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卡扎菲理想主义政治观面临的挑战
　　
　　自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以色列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冲突，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率先采取了现实主义做法，把本国的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在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声中，顶着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压力，开辟了同以色列进行和谈、建交、和平相处的道路，率先以和平换土地的方式，解决了埃以之间长达20多年的直接冲突。卸下战争包袱的埃及，快速走上了和平建设与发展的道路，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巴勒斯坦人民同以色列进行了40多年的武装斗争后，也改变斗争方式，走到了谈判桌前。时至今日，尽管巴以和谈异常艰难，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一波多折，冲突不断，但是双方毕竟在解决问题的理念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坚持用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则坚持走地区强国、核大国的道路，主张军事强国，武力解决与邻国之间的矛盾，确立其地区霸权，争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伊拉克与伊朗苦战8年，耗尽国库，损失惨重，其结果是谁也没有征服谁，谁也没有被征服。在处理同兄弟国家科威特关系时，萨达姆忽视国际关系准则，挑战国际社会秩序，不顾兄弟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贸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引来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并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的理由。“9・11”事件后，在美国反恐旗号下，萨达姆政权成了被彻底摧毁的对象，伊政府倒台，萨达姆本人被俘，之后又被处死。对此，阿拉伯国家虽有反对之声，却没有反对行动。
　　中东局势的变化使卡扎菲感到困惑，残酷的现实似乎故意给卡扎菲的政治理想设置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近几年来，卡扎菲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政治观进行了反省，开始调整战略，与西方国家不断加强接触；另一方面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表示出极度不满，对阿盟的政治作用表示怀疑。在阿盟首脑会议上他时而冷言旁观，时而语出惊人。2004年当阿拉法特被以色列困在总统官邸，萨达姆被美军俘虏关押时，卡扎菲在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以一言不发、突然离席的方式表达对会议内容的不满。事后他对记者说，“在巴勒斯坦人民总统和伊拉克总统都被困押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首脑会议还有什么意义?我对此感到十分厌恶!”2005年在阿盟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公开说，“阿巴斯兄弟，恕我直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傻瓜。”“我不明白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建立各自的国家。”他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包括两个民族的国家，他还将这个国家的名称定为“以色斯坦”，各取目前两国名称的一部分。
　　美国学者肯尼斯・W・汤普森在考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时说：“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警告现实主义者有陷入怀疑主义的危险，并警告理想主义者有陷入天真和幻想的危险――其幻想的破灭也将导致怀疑主义。”卡扎菲看似反常的言行，其实并不反常，恰恰是其理想主义政治观在遭遇严峻现实挑战时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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