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为公牺牲的作家、学者]学者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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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铎（1898年～1958年）先生离开我们53年了。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飞机失事，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殉职。他们乘坐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一架“图-104”客机，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　　　　郑振铎殉难时才60岁，是文化人有大建树的年龄段，正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对于他的离去，人们悲痛，人们惋惜。郑振铎对我国文化事业有多方面的贡献，涉及门类广，留下著作多。他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熟悉北京，爱北京。北京是他人生的起跑线和出发点：青年时期来京求学，步入社会，结交同道，积累资源，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中年应邀来京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来京从政，当官定居，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领导，为保护古都文物尽了心力。起跑点，也是句号。　　　　青年才俊的成长　　郑振铎字西谛，福建长乐人。1917年到北京，在铁路管理学校学习（北京交大前身，校址在府右街李阁老胡同，即今力学胡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经常到东四米市大街路西的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看书，结识了也常去的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1919年，在青年会的资助下，他们办起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新社会》旬刊，郑振铎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1920年，郑振铎和沈雁冰（茅盾）等在来今雨轩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毕业，郑振铎分配到上海铁路上，经沈雁冰介绍进了商务印书馆。他参与创办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1922年1月，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先河。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与沈雁冰齐名。　　五四期间，郑振铎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干事，是学生集会宣传鼓动的活跃分子。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生王世瑛，福州人，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福建学生集会上，郑振铎和王世瑛先后登台演说，两人相识了。郑振铎常到学校找王世瑛，不久向她直白爱慕之情，并望订终身之约。王的父母不予认可，迫使二人分手。炽热的初恋，冰冷的结局。他写下了《枫叶》等诗篇，抒发内心的痛楚。他回忆说：“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 　　但他没有为失去爱情而失去理智，愁云散去，满目阳光，蓝天无际。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第二年，他在神州女中兼课。一位文静的女学生闯进他的心扉。长乐人，高君箴，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郑振铎托族祖郑贞文去提亲。高梦旦本就赏识他，来人做媒，父女欣然。1923年10月10日，两人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他们厮守一生。　　　　抢救古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领衔写信抗议当局的反动行径，被列入黑名单。抗日战争中，他参与组织了地下党支持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其间，郑振铎最大的功绩是抢救文献典籍。“八一三”战火毁掉了许多著名藏书楼，珍本典籍损失惨重。没被烧毁的藏家为维持生活，只得变卖。北方的书商南下收书，收来的古书堆得像小山，都卖到国外。报纸透露：“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月以千计……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郑振铎对国宝级文物流失，非常焦急和忧虑。　　保护大批古籍文献，个人势薄力单，难以办到。此前，郑振铎已经开始搜购古书，但毕竟有限，必须有依靠、有后盾。郑振铎找到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商讨办法。这几位都是著名的文献学者，正为古籍大量流失而心急如焚。他们和郑振铎一拍即合，都认为“抢救”工作必须立即着手。　　郑振铎执笔，5人联名给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国民党中宣部长朱家骅发信访电报，要求拨给经费，抢救民族文献典籍。1940年1月5日，他们又联名拍去长电，陈述珍贵文献的危急情势，强烈要求拨款。1月10日回复：“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 　　当时，南京中央图书馆有100万元扩建费闲置，教育部长陈立夫派馆长蒋复骢秘密去上海落实。1月19日，在张元济家商定，由张咏霓主持运作，对外严格保密。随后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明确分工：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柏丞负责保管经费。制定了郑振铎起草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重庆当局特派文献学家徐森玉冒险潜赴上海，协助支持。郑振铎有了钱，又有眼力。北方书商争不过，反倒拿古书来卖。郑振铎当然“见好就收”，扭转了古籍散失的局面。之后，著名藏书楼散出的书籍，都被郑振铎他们收了。　　用公家拨给的百万元经费，收购大量珍贵典籍。其中“善本”有4000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几十年入藏善本书的总数。现今，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几乎都是当年郑振铎他们收购来的。　　　　担任文物局长，捐献古书文物　　1949年初，党派人联络郑振铎，安排他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络员说：“党了解您，为编书买书，欠了很多债。我们可以代还。”而郑振铎说：“现在是解放战争的决胜关头，正急用钱。我怎么能占党的钱呢？”坚决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文物局长，他提出文物局干部不准收藏文物。带头将耗费钱财精力搜集的陶俑捐献，总数500多件。古籍善本，他做研究要用，当时没捐，但不止一次地向家属说：“我的书是国家的。”他死后，书商登门，高价求购，家属拒绝，后来10万多册藏书，全部捐给了国家。　　他的举动感染了一些人，新政府的一些举措得人心，赢得信赖。不少人捐献古书文物，化私为公。收藏家张伯驹就捐了几次，按今天价格计算怕不止几十亿。1950年，文物局总结报告有《一年来人民捐献中央的文物、图书的统计》列为：1. 图书：3万180册。2.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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