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走端方:怎么挤走同事
时间：2020-03-31 07:32: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端方(1861～1911)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成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也岌岌可危，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他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后端方官运亨通，历任湖广、两江、闽浙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调直隶总督。不料他出任直隶总督仅数月就被人弹劾，指责他在办理慈禧太后丧葬事宜中行为不敬。参奏端方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李国杰称端方在庄严的移陵过程中，竟然派人持照相机“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又说他在风水墙内架设电线，“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端方因此被监国摄政王戴沣免职，坐了两年冷板凳。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原由民间集资筹建的川汉铁路，说收就收，此前四川民众投入的股本一分不退。当初为了响应集资，有的人投入了多年积蓄的血汗钱，有的人甚至卖儿卖女。现在血本无归，生计茫茫，那就只有自杀或拼命了。当劫夺川汉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立即遭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成都绅商于6月17日在岳府街铁路公司成立保路同志会，誓死“破约保路”，保路风潮迅速由成都扩及全川。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屠杀请愿民众，制造“成都血案”。次日，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全川同盟会员借机发动武装起义。在风雨飘摇中，清廷重新起用端方，委任他为钦差大臣，从汉阳带兵紧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1911年9月10日，端方率领两协(相当于团)鄂军自汉阳开拔，取道宜昌、夔州(今奉节)，时而水路，时而旱路。一路上他走走停停，一方面是为了窥测时势，另一方面是想取代四川总督赵尔丰，重新成为封疆大吏。短短一千多华里，他竞耗时二十余天，10月初才进入四川境内。正是由于鄂军被抽调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辛亥革命出人意料的成功。 端方的磨蹭引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不满，他致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及湖广总督瑞潋，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原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处理川乱。岑春煊却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提出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珍惜安定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此事作罢，仍由端方带鄂军入川。 端方到奉节时，同盟会员朱之洪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会长身份，前往奉节会见端方，目的是劝阻他带兵来渝，给本埠起义增加压力。因为这批鄂军约有二千余人，使用洋枪洋炮，同盟会员和袍哥会党的大刀长矛、土制炸弹无法与之抗衡。 朱之洪向端方说四川动乱，都是由于总督赵尔丰滥用武力造成的。朱之洪为此提出三项要求，即为川人伸冤、鄂军不入川、释放被捕的成都保路会领袖，均被端方以不能中止朝廷命令拒绝。 10月13日，端方率军抵达重庆，坐镇通远门附近的同业公会。这时武昌起义虽已成功，但清政府并未垮台，端方仍然要执行他收到的指令，即镇压四川保路运动。 端方当时的官衔为钦差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三品顶戴。他属于晚清重臣中的开明派，积极推行新政，在担任湖北、湖南巡抚及两江总督任上，创办学校、图书馆，举办运动会，送女生到日本留学，深得好评。同时他还属于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只不过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主张渐进改革，认为这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但是端方现在带兵入渝，成为重庆同盟会起义的绊脚石，必须挤走他，起义才有把握。端方带来的鄂军官兵，主要集中在大梁子左营街一带。于是，由同盟会拉拢与端方有旧交的施纪云，利用总商会召开所谓“官绅商学会议”，邀请端方下属及各方头面人物聚会，以中西餐、洋酒招待，并由士绅作陪，意在拉拢。一方面，争取到自办团练武装；另一方面，从结交端方幕僚和鄂军士兵入手，刺探端方的底细。端方眼见清廷统治风雨飘摇，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必须避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在入川途中他不仅不扰民，还发表演说，争取民心。他日行百里夜宿农舍，饮食简单，白饭咸菜，颇受途经之地官民欢迎。他还发电报向朝廷告称：“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 电文倾向明显，一是要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尔丰头上，二是希望取得绅民谅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赵尔丰也没有闲着。他也上书朝廷，反告端方进兵缓慢，声称成都周边土匪蜂起，势如燎原，救兵不来，省城危急。上纲上线，把责任推给端方。 端方到重庆，多次召开绅商会议，笼络各方人心。同盟会则不依不饶，非得挤走他，不断利用保路问题做文章。同盟会广泛动员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僧尼道士，举行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总商会方面，则故意停止大宗交易，导致物价上涨，市民怒火满腔，上街抗议政府无所作为。同盟会员还趁夜晚在端方寓所大门张贴嵌名对联一副：“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乱葬岗。 深谋远虑的端方却不为所动。朝廷并未规定他到达成都的时间，所以他还想滞留重庆，先搞垮赵尔丰，然后以重兵出击，一举解决保路风潮。 但是列强不给端方机会。由于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成都已被各地同盟会及袍哥会党包围，引起洋人不安，10月31日，各国驻渝领事和炮舰指挥官召开联席会议，通知在川侨民撤离。泊在临江门、朝天门、龙门浩等码头的外国军舰、商船，从早到晚都在接纳从四川各地撤退来渝和本埠的侨民，装满一船人就开走。数千本地市民也带着自己的细软离去，到乡下或下游去避难。英国驻渝领事发布文告，声称如果川东道不能保证外侨平安，英国将出兵。 挑起外衅要问斩，这下子端方再也稳不起了。同时，赵尔丰再次上奏朝廷，弹劾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民。谬信讹言，罔究事实”。说已经安定下来的人心，又被端方搅乱了，将领们在前线也不敢效力。赵尔丰指责端方不顾成都危急，非要绕道重庆，等到武汉、宜昌失守，贻误战机，不顾国家利害，只考虑个人安危，“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外有洋人公开提出照会，威胁说要开战，内有赵尔丰危言耸听的弹劾，不可等闲视之。端方左思右想，不得不离开重庆，移师前往成都。他前脚刚走，重庆辛亥起义便大功告成，成立蜀军政府。 端方离渝后西进，屯兵资州(今资阳、资中)。为彻底杜绝后患，防其卷土重来，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敢死队数十人携带炸弹，前往资州与鄂军中的党人接触，议定非杀端方不可。11月27日，端方为起义鄂军所杀，成为当时清王朝中职位最高的殉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