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只争朝夕的改革家:万年只争朝夕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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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他于1722年十一月继承皇位，到1735年九月去世，在位不足13年，但他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担任61年皇帝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他勤于政事，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一年之中只有生日那天他才会休息。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他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理财成效，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由于他父亲康熙在位太久，雍正即皇帝位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凭籍自身的丰富经历，雍正一登上皇位就具备了驾轻就熟，大展鸿图的能力。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他以财政经济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
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墨西哥的银矿大量开采，贵金属白银成了明末中国民间的主要流通货币，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后又统一规定，除漕粮外赋役一律缴纳银两。由于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要增加损耗，这种附加称为“火耗”或“耗羡”。由于“火耗”无法统一确定征收额，州县地方官便通过超额征收，以补充地方政府办公经费的不足及官吏们的工资外收入。最多的州县在一两正税上附加五六钱火耗，百姓负担十分沉重。雍正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不但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工资性收入。这样，既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又改变了明代以来中国官员名义收入低，灰色收入高的不正常状态，保证了朝廷廉政建设的有效推行。明清时代正一品大员的年俸不过180两银子，七品知县仅仅45两。这点俸银，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尽管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对贪污额度超过60两银子的官员一律剥皮实草，仍然遏制不住当年如潮般的贪赃枉法。难怪雍正皇帝在收支两条线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取得卓著成效后，高兴地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摊丁入亩，地丁合一”
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1581年，明代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革，要求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随着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这一政策并未在全国全面推行。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采纳了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建议，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雍正“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改革规定：人丁税一律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从而，一举取消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这项措施不但通过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制度和稽征手续；也使少地农民减轻了税收负担，无地的劳动者彻底摆脱了丁役负担，通过加重地主的赋税负担，降低了租田的收益，起到了限制和缓和了土地兼的作用。“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改革，在取消人头税的过程中，也放松了政府对户籍的控制，有利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正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那样，取消人头税也带来了消极后果，那就是它与从南美引入中国的玉米、番茹一起迅猛地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增长。
清理亏空，收回库银
康熙统治期间，为了巩固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一是针对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行动，进行了历时8年的战争；二是派施琅率兵渡过海峡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三是驱逐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四是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这四次军事行动耗费了国家数以亿计的财力。与此同时，朝廷内部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名，名目张胆侵私自动用国家财政库银，其总数以白银千万两计。以至于雍正刚登基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国库存银只有七八百万两，而康熙皇帝在1712年又曾下达过“永不加赋”的圣旨，所以雍正解决国库存银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清欠。康熙皇帝去世只有一个月，雍正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清查亏空钱粮，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到民间摊派。
为了使清查工作落到实处，雍正皇帝组织清查团。其组成是从京官中选派钦差大臣作为负责人，从地方上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官作为成员随行。雍正皇帝规定：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清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清查人员的积极性。因为这些候补州县非常渴望得到一个职位，所以清查工作进展神速，而卓有成效。主管财政的户部被清查出有250万两亏空，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150万两，另外100万两由现任户部官员弥补。内务府也有亏空，责任是曾担任过内务府主管的雍正十二弟履郡王，当时全国上下都盯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抄家”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对造成亏空的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高官的“嫡亲子弟并家人等”都严加审讯，直至“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为止。对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的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也决不放过，均以抄家赔补。因此，雍正曾自得地说：“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对民间拖欠，雍正皇帝则下令在短期内分年带征。
雍正皇帝为了配合清查亏空，革除各省钱粮奏销中之积弊，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成立了办理钱粮核销之专门机构―会考府。置满、汉郎中各二人，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各三人，笔帖式十人。会考府存续不到三年，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共计550起，其中驳回改正的有96起，占所办事件的17.5%。会考府最大的成绩是会考府总理事务王大臣怡亲王允祥牵头查出了户部库存白银亏空250万两的大案。
开放洋禁，发展贸易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沿海地区百姓生计艰难，雍正于1727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1727年，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之所以来华，也与雍正皇帝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有关。
“改土归流，废除贱籍”
1726年，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行政改革。这些民族区域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而实际上是世袭的土司制度。土司们凭借世袭的威权，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既妨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影响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下令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了由朝廷委派流官任职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雍正皇帝接位的当年，就下令实行社会改革：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户、江苏常熟丐户等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广东沿海、沿江的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雍正废除贱民阶级，开豁他们为民，编入正户，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下令废除酷刑―腰斩。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有一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悲惨，唏嘘不已，于是下令立即废除腰斩。
“军国大计，罔不总揽”
雍正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以加快改革，创立了“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军机处。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机大臣通过直接与各地督抚、各部大臣打交道，了解各方情况，传达皇帝意旨，处理政事精简、速密。创立军机处的同时，还伴随着奏折制度的推广。由于以前权力集于内阁，官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又难于保密。而奏折改为直接呈送皇帝，直达皇帝本人，既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处作为国家的中枢权力机关存续了200年，直至清末。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勇于改革，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了卓著成效，但由于他统治严酷，刻薄寡恩，清欠钱粮、地丁合一等经济政策又得罪了贵族和地主，也难免带来了历史上的一些争议。
（作者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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