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火山爆发图片【九州海底的马鞭】

　　作者简介：高小岩（1978-），甘肃兰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2009-2010学年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全美英，（1982-），女，朝鲜族，吉林延边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韩国建国大学2008-2009学年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民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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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3世纪的蒙元军队远征日本是是亚洲大陆上的统一帝国少有的大规模跨海作战，也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面临来自大陆压倒性力量的直接威胁。学界多认为元军失败是因为舰队遭遇强台风所致。实际上，征日行动还存在一些隐患。以民族学的全新视角诠释蒙元军失败的原因，文章从民族角度对军心、作战方式以及双方最高执政者的个人因素一一分析，指出蒙元军队内部民族矛盾重重，自身优势被极大遏制，以及忽必烈急于攻克日本，存在准备不足的战略失误，军事实力对比的优势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优势，而日本方面则逐渐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但是，这场战争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矛盾，间接促成了幕府的倒台，也使得终元一世，中日之间交往停止，对整个东亚的历史发展都有影响。�
　　关键词：蒙元；忽必烈；日本；九州；台风；民族学；失败�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61-007��
　　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这支来自西伯利亚草原沙漠的铁骑几乎横扫亚欧大陆，即便如此，也遭遇了失败，即元世祖忽必烈汗在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规模空前的对日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是亚洲大陆上的统一帝国少有的大规模跨海作战，也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面临来自大陆压倒性力量的直接威胁。关于蒙元军的两次远征这一历史事件，中国史称为“甲戊之役”和“辛己之役”或合称为“元日战争”；日本称作“元寇”或“蒙古袭来”[1]，或者按照当时的日本年号称抵御元军第一次进攻的战事为“文永之役”，第二次为“弘安之役”。�
　　“甲戊之役”发生在公元1274年（蒙古汗国至元十一年，高丽元宗十五年），忽必烈在屡次招抚日本不成的情况下，遂任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主帅，汉人刘复亨为左副帅，高丽人洪荼丘为右副帅，派遣大小船舰900艘，组建32�300人的征日元丽联军，由高丽的合浦（今韩国庆尚南道镇海湾马山浦）出发，8月攻击对马、壹岐等岛屿。对马“守护代”宗助国和壹岐“守护代”平景隆分别仅以80余骑与百余骑迎战，结果全军覆没。由于元军采用密集战术，使用“铁炮”（石火矢）等武器，致使日军不断战败，伤亡惨重，元军在九州岛北部沿海登陆，元军炮火令日军“目眩耳塞，芒然不辨东西”[2]，几百名日本武士当即毙命，被迫退到太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而元军为了防备日军夜袭，回到船上。[3]但是，由于台风突至，元丽联军的船舰、岸上的人员丧失甚多，无力再战，遂退回高丽合浦。�
　　甲戊之役后，当时的日本北条幕府为了防范元军再犯，开始在九州岛北岸构筑石垒，以阻止元军登陆，同时加强训练水军，以便海上迎击。公元1281年（元朝至元十八年，高丽忠烈王七年），元世祖决定再次征讨日本。此时南宋已被灭，因此第二次征日军队的组成较第一次更为庞大，且兵分两路。东路军由蒙汉军、高丽军组成，由忻都、洪荼丘、金方庆率领，有大小船舰900艘，共42�000人，5月从合浦出发；南路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蛮子”军（蒙古人对当时南宋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的歧视性称呼），船舰3，500艘，共10万人，从浙江庆元（今宁波）出发。原本规划两路军在九州岛北部会师，但是由于江南军统帅阿剌罕病亡，未能如期会合，影响战况；当时日军早有准备，使得东征军不能顺利登陆，致使元军停留海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驾船的朝鲜水手看到天气变化，担心大风会使他们的船只撞上湾中礁石从而切断登陆部队的退路，说服蒙古将领收兵上船。[4］57�同“甲戊之役”一样，元军再遇台风，停留在海上的船舰损失惨重，元军又退回合浦。此次战役，又称为“辛己之役”。对于这场战争，中国、日本、朝鲜的史家都有记载，比如宋濂等的《元史》和郑麟趾的《高丽史》等，日本还保留了时人所作“蒙古袭来绘词”等文物。元军失败，古今史家多是归于台风造成的偶然原因。然而，以偶然性来解释难免以偏概全和过于简单化。日本将导致元军倾覆的飓风称为“神风”，只是试图为国家神道的政治目的所用。这种宣传其实也与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日本民族生息繁衍在这个列岛上，酿成了双重的民族性格：一方面是岛国固有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是接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和宽容性。从双重性格中又产生了劣等感与优越感相互矛盾的两面气质。[5]本文试图在台风等偶然性因素之外，探究其他可能导致战争失利的内部原因，以民族学的角度从军心、战法以及统帅三方面解读这次历史事件。�
　　第一、蒙元军队内部民族成分复杂，被武力强制绑到战争轨道的各民族部队有厌战情绪，而且民族矛盾和歧视性政策影响内部整合，有损军心和战斗力。蒙元军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高丽人、女真人、契丹人等等，本应该格外注重族群的协作，遗憾的是，蒙元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却带有歧视性色彩。[6]而且，各民族部队多是在抵抗蒙元军队失败后，被强制投入到新的战争，战斗力大打折扣。�
　　蒙元军内部各民族部队在语言上彼此沟通不畅，路途遥远，部队调度和部署上存在很大问题。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征讨，都因为各路军队无法按期会师，贻误最佳作战时机。部队间彼此缺乏接应，各自为战，饱受日军游击战的骚扰，因此，元军数量上的优势由于民族差异的影响，在转化为军事优势方面差强人意。�
　　还有一种说法也与民族矛盾有关，即认为元军失败，与元、丽联军内讧有关。从至元十一年，高丽世子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即齐国大长公主）开始，元朝共有七位公主嫁给高丽国王。[7]高丽也有反击日本的现实理由，因为自忠定王二年（1350年）到恭让王四年（1392年）的40多年中，高丽几乎所有地方都曾遭受倭寇的侵扰。[8]在元朝两征日本的战争中，高丽在人力、物力上给了元朝极大的援助。[9]然而，高丽作为元朝的“东藩”，与元朝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元朝在对高丽的某些政策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强权色彩。元丽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征东行省的设置，“立省”意味着元朝将直接参与高丽内政的处理，实际上是想把征东行省纳入元的行省制体系之内。元朝与高丽围绕着征东行省的“立废”进行着不断的斗争。[10]对高丽而言，由于在忽必烈征日战争中充当了战略基地的角色，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高丽国王变成了行省丞相。[11]因此，高丽国内对于元朝以设立“征东行省”的名义，将高丽纳入对日战争的轨道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而且，高丽作为元朝和日本之间的桥梁，是不愿意打破平衡的。只是高丽忠烈王仰仗元廷的支持，一味迎合忽必烈的征日命令，“他还亲自去元朝参与征服日本的准备，与此同时在国内积极储备兵力和军粮”[12]。总的来说，高丽朝野对于丧失高丽的独立地位的可能性还是颇有戒心的，再加上高丽部队中的将领洪荼丘和金方庆长期不和，因此，并没有尽全力配合忽必烈的军事行动。�
　　元朝的民族等级政策强烈的歧视性和不信任感，还反映在对汉人和“南人”严加防范。为元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张柔也不得不引退，其子张弘范、张弘略也相继被解除兵权，严忠济兄弟也交出了自己的军队。[13]“南人”是最后被蒙古军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这些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因为才被征服，元统治集团是很不放心的。[14]负责征日的江南军人数虽然高达10万之众，但是多为新降元朝的军队，受到民族等级政策的歧视和战败被俘的屈辱，统帅范文虎作为降将，“素为诸将所轻”。显而易见，汉人、“南人”和高丽部队是作为被征服者而被元廷强捆到征日的战车上，缺乏认同感、目标性和凝聚力的部队很难短时期内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就战法而言，蒙元军队与日军的特点对比是此消彼长。蒙元军队面对的战争方式，恰恰是大陆内陆腹地的民族最不擅长的跨海作战，陆战无敌的优势被跨海登陆的形势所完全遏制，而且又是劳师远征。相反，日军作为守土一方，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占了优势。�
　　日军构筑了石墙等反登陆工事。滩涂作战的地形条件使得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野战优势无法发挥，始终难以建立持久的陆上根据地，以往靠恐怖屠城手段迫使对方慑服的战略难以开展。从双方武器装备来讲，当时世界上最为锋利的刀剑为大马士革刀、马来钢刀和日本太刀。蒙古军在攻陷阿拉伯阿拔斯朝的时候对大马士革刀的威力有所领教，但是这种用乌兹钢锭制造的刀造价昂贵，没有在蒙元军队普遍装备。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九州前线的武士普遍装备太刀和打刀，蒙古人遇到了武器装备不逊于自己的对手。室町时期的日本武士，经历过源平合战之后几百年的战争洗礼，具足（铠甲）是日本冷兵器时代最重的，使得“御家人”在武器和装甲防护上不落下风，蒙古强弓距离稍远时竟然无法穿透对方铠甲。蒙元军骑兵冲击时对付步兵占绝对优势，轻便的皮甲也适合骑射战术，但是滩涂登陆作战并不适合于野战冲击战术展开。蒙元军的火器优势虽然使习惯于马上单骑决战的日军吃尽苦头，但是在两次战役之间的几年中，日本普遍加固了城防，蒙元军船舶上没有装备“回回炮”这种决定性的大火力武器，无法彻底摧毁日军的防御工事。�
　　蒙元军队面对的是性格强悍程度不逊自身，且普遍接受军事训练，甚至精神信仰上淡化死亡的岛国民族。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和战乱频繁的国家，地震、火山、海啸和军阀混战等天灾人祸几乎贯穿了整个日本历史，极端环境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生死观，轻生重死，所以日本人在传统观念中并不害怕死亡，把死亡当成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最看重的反而是死前的辉煌，在战争中这种观念就具体表现为对生命的不重视。[15]在日本，战争中失败的武士往往被斩首。[4］51�北条执权的镰仓时期，正是“坂东武者之习”（“武士道”的前身）从封建庄园的家丁操守转化为职业军人阶层的时期，早在平安时代后期，朝廷势力式微，各地方都出现了以战斗为业的武士，11世纪以后，又逐渐形成超越庄园范围的地方性武士集团。[16]日本武士普遍以死于主公阵前为荣。1274年“甲戊之役”中作为蒙元军左副帅的刘复亨都中箭负伤。1281年“辛己之役”守卫对马岛的日军武士无一人生还，全部战死。由此可见蒙元军遇到的抵抗也是空前顽强的。而蒙元军由于战略失误，战术不当，长期登陆不果，必然引起士气涣散。从后勤补养上讲，忽必烈出于持久作战的考虑，曾经命令高丽屯田，但是即便从最近的高丽合浦调运，也比以逸待劳的日军难度要大得多，不能迅速大规模登陆获得大量粮食和淡水，而日军的偷袭骚扰不断，使蒙元军队的优势一天天丧失。地形的限制和日军的防御使大规模的进攻配合始终无法组织起来，九州岛上的战略基地和大规模兵站难以形成，无法将兵力上的优势转化为决定性的打击。蒙元军队对岛国气候和台风高发季节显然缺乏经验和清醒认识，没有陆地持久基地而停留在台风多发的海上，显然存在很大隐患，在第二次战役中，在东路军和江南军会合中造成了时间差，贻误了战机，再次未能合力开辟出较大的陆上基地转移主力，重蹈被台风催毁的覆辙。�
　　第三、就战争双方民族的最高执政者的特点和备战情况来看，元世祖忽必烈并不满足于对南宋的征服，积极向外扩张势力，[17]“鞑靼人的意图是，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就要征服全世界。这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拒绝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向他们投降”[18]。他急于拿下日本，日本当时的室町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则对蒙古人的举动反应激烈敏感，坚决抵抗到底。�
　　忽必烈敢于四面出击，是建立在蒙古崛起后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基础上的。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其后的蒙古统治者陆续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建立了元朝和四大汗国，[19]蒙古人兵锋所及，如风扫残云般摧毁和占有了大片欧亚大陆的土地。因此，蒙元统治者大多以世界之主自居，称自己为“全人类的皇帝”[20]。成吉思汗的垂训语录中有过这样的对话，问众异密：“男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听了诸将回答之后，他说道：“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这才是男子汉的最大的乐趣。”[21]可见，早在蒙古太祖崛起之初，就定下了马上取天下的战略基调，事实上也是这样一步步实施的。1222年，蒙古人已经统治了从中国海到巴尔喀什湖的整个亚洲北部，摧毁花剌子模帝国，蹂躏河中，穿过高加索，进行洗劫和破坏。[22]1223年，蒙古军第一次出现在东欧平原上，1235年，蒙古举行会议，讨论出兵欧洲问题。1236年，拔都率军开始第二次西征。1237年，大规模侵入罗斯，这是蒙古第二次西征的既定计划和步骤，是有目的地完成帝国征服的侵略性行动。[23]蒙元统治者来自较为偏僻的蒙古大草原，对奇珍异物的奢欲，较唐、宋王朝更甚一筹，他们提出了“以损中国无用之货，易远方难制之物”的方针”[24]。元世祖忽必烈也是如此，明人丘溶曾说:“元世祖在位之日，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缅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涨海之外，地势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盖闻此诸国多珠贝宝石之类，欲得之耳。”[25]美国人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还透露出可能的忽必烈不断扩张的隐形原因，“忽必烈一直被继位非法的气氛所困扰着。事实上，他后来的内外政策很可能都是因为他渴望获得久违了的衷心支持之故”，“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甚至是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这是对忽必烈灭大理、平南宋和远征日本、爪哇、安南、缅甸等国动因的入木三分的阐发。[26]另一方面，忽必烈作为统有中国的第一位蒙古帝王，其政治理想，以“天下一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27]忽必烈开始注意到在不远的东方还有一个非常富庶的国家，[28]就是日本。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在颁给日本的诏书中说:“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29］4625-4626�1265年忽必烈“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29］4675�，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里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高丽向导将蒙古使臣引至巨济岛便返回，未能到达日本。次年六月，忽必烈再派里德等出使日本，严令高丽方面务必将使臣护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等代替蒙古使节传书，日本执政的镰仓幕府拒不答复元朝国书，潘阜等人不得不无功而返。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元使到达对马岛，仍被拒之门外。至元八年（1271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均滞于日本太宰府，未能进入京都。五次通使不成，忽必烈考虑使用武力。蒙古人进攻日本与其一贯的战术打法也有关系。蒙古统治者在征服战争中，经常采取两臂合围的战术。例如1234年灭亡金国就是和南宋订立盟约，合力夹攻而成的。之后在攻打南宋不力的情况下，1253年又从大理绕道攻击。为切断南宋和日本的联系，击溃一息尚存的南宋王朝，就必须令日本慑服。�
　　实际上，本来忽必烈希望日本纳贡称臣，此时幕府主政者北条时宗的敌意和坚决排斥促使了忽必烈下决心。当日本朝廷决定复书时，却被掌握外交主导权的室町幕府搁置。北条时宗对元朝的国书严厉拒绝，斩杀元朝使臣，并准备应战。然而，忽必烈的雄心却因为他的急躁，反而造成了他的失误，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发动战争，却发现朝鲜半岛当时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充足的兵力。事实证明，这一次他同样没有做好足以应付跨海作战的准备就匆忙出兵。�
　　蒙元军队征日所需船舰远远满足不了涉海远洋作战的需要。蒙元军队的舰船多为与宋军作战中截获的内水船舰。这样的战船吃水浅，抗风暴能力弱，普通的台风便可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更不用说是日本海的飓风了。[30]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这大概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日本学者佐佐木研究发现，当年蒙古军的战舰残骸中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很容易碎裂。[31]虽然忽必烈信誓旦旦要拿下屡次“不服”的日本，但是缺乏经验和仓促上阵，空有决心必然无法夯实胜利的基础。�
　　1269年，北条时宗18岁时，成为了幕府第8代执权，作为一个几乎与大陆完全隔绝国家的统治者，再加上年轻气盛，很容易对来自外部的任何接触产生敏感或者过激的反应。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出使日本。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才传到元朝。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由蒙元江南军主帅范文虎派出的使者周福、栾忠也被北条时宗斩首。北条时宗显然对蒙元军队的威力尚未有清醒的认识，带有一种日本当时普遍对南宋正统的推崇和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蛮夷的轻蔑，轻易斩杀蒙元来使的行为使得他再无退路可走。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时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32]当北条时宗意识到自身的莽撞行为引起的严重后果时，索性将错就错，多方打探元军信息，准备作战；同时以防备“元寇”为名，加强幕府势力的统治。他任命藤原经资为九州地区军事总指挥，又将九州岛及其他西陲地方的守护职位收归北条氏手中，动员了约4万武士守卫沿海石垒阵地。此外，四国等地的武士约6万人也被紧急动员。北条时宗考虑到当时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日军牺牲惨重，而禅宗因为强调纪律以及个人心力而受到日本军事统治者的欢迎，[4］52�于是请南宋来日禅宗僧人祖元等人在镰仓冈觉寺里讲经，自己以手指血书鼓舞日军士气，增强凝聚力。�
　　还有人认为，忽必烈征日失败原因最重要的是发动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性的，它不可能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争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33]蒙古人虽然建立了空前的帝国疆域，但是其性质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对于土地、人口和财富的需要，因此，一时间似乎天下无敌，可是终究长久不了，蒙古汗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学者长村鉴在所著《蒙古寇记》中说，如果宋帝对内能励精图治，对外再结合日本、高丽，蒙古将是很困难的。而第二次征日则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解决民族问题，即新征服地区（南宋）数十万军队的安置，征讨日本正好有这种功能。[34]这似乎点破了忽必烈惯用各个政权之间的矛盾的一一击破策略，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不管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因素还是必然的原因，两次征日的结局均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蒙元以十几万大军渡海作战，其航海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除征日外，蒙元海军还曾远征占城、安南、爪哇。[35]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1283年（至元二十年），他准备组织第三次对日战争，但是由于安南事态恶化，又发生了占城国“既臣复叛”，时有囚禁元代使臣之举，[36]忽必烈才最终放弃了征日计划。至元十六年（1279年），蒙元灭南宋流亡政权于崖山，取得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9］地理志序�的南北大统一局面，远盛汉、隋、唐、宋的南北大统一的坚实基础，[37]实现了又一次全国性的统一。元王朝的武功文治，祖国的疆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盛世所具有的规模。[38]即便征日行动失败，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创大一统局面的帝王，忽必烈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留在了史册上，就像马克•波罗所描述的那样:“他（忽必烈）是自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占有人类、土地和财富最多的君主、最伟大的人。”[39]北条时宗则在“辛己之役”后第三年的1284年死去，年仅33岁，镰仓幕府（1185年-1333年）也因为在战争中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终至倒台，因为“击退蒙古军，是自源平之战后让武士权力急速膨胀的又一个重要因素”[40]。幕府无法使获有战功而纷纷要求恩赏的御家人得到满足，从而破坏了由“奉公”取得“恩赏”的这个幕府同御家人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忽必烈征日对日本的影响在于促使了日本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加速了镰仓幕府的灭亡。宏观上看，战争所带来的人类各民族间的交流有时是非常巨大的，忽必烈的征日战争对中、日、朝三国的历史进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征日战争对中国史、朝鲜史和中、日、朝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1]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视为历史上空前的马背游牧文明与岛国海洋文明的对撞，首次将蒙古、中国、日本、韩国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连接到了一起；然而，战争不可避免也使参战方产生了猜忌和戒心，终元一世，蒙元与日本的联系几乎中断，从而间接影响了中世纪以来的东亚历史进程和实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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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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