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浅谈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摘要:我国的汉代墓葬分布区域广,发现数量多,已经具备了进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进行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既要作基础性的研究,又要在基础性研究之上作相关社会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做到对区域性墓葬的全面研究。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推进整个汉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进而达到我们进行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汉代;墓葬;区域性;考古学研究
　　
　　Abstract:A number of Han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while we can do regional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widely distributed. To study the regional Han tombs comprehensively needs both basic and the related social investigation,so we must adhere to correc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regional research coul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n tombs, and then we can d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ombs for the ultimate aim.
　　Key words:Han Dynasty; tombs;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墓葬是盛放尸体或其部位的场所和置放方式的统称,墓是场所,葬是方式方法及与其相关的内容。古人对丧葬极为重视,融入了较多物质和精神的因素,包含内容十分广泛,所以墓葬一直是考古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墓葬都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墓葬所蕴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为广泛和多样。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已有相当数量的汉墓被发现、发掘,相关报告和简报层出不穷,为我们进行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墓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同时又是一个信息载体,它既充分体现出墓葬自身的诸多内涵,又能够从多方面反映古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从某种角度讲,它可以被看作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墓葬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笔者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为例,浅显讨论一下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一、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必要和条件
　　由于我国疆域大,汉墓分布面积广,加之汉代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局面下形成的地域性差异的影响,使得汉代墓葬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至东汉晚期,汉代墓葬表现出较大的趋同性,但区域性特征仍较明显。关于汉代墓葬,我们有必要去作相关综合性研究,并以此作为我们进行其他研究的指导和参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两汉统治时间较长,疆域较大,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这些都为综合性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进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全面认识汉代墓葬的一个方便途径,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虽有相当数量,但多为考古类型学的基础性研究,深入性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有进行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必要,而相关的条件也基本具备。
　　研究的成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行深入细致和较为全面的研究,汉墓的区域性研究亦是如此。以徐州地区为例,该处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同时又是两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下邳国的封国所在地,诸侯王、列侯墓葬发现较多,中小型墓葬更是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墓将近两千座(1),这正是开展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从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的汉代墓葬看,分布范围广并有一定规律,且种类较为齐全,诸侯王、贵族、官吏及中下层平民等的墓葬一应俱全。墓葬形制方面,有横穴崖洞墓、石(土)坑竖穴墓、石坑竖穴洞室墓、石椁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另外还有瓦棺葬,如邳州刘林M68(2)等。陪葬品的数量大,质地杂,品种多,有相应的组合。相关墓葬的时代较为明确。西汉墓中,已发现的小龟山楚王墓(3)、宛朐侯刘墓(4)等内均出土有墓主印章,墓主史书有载,下葬时代清晰,为其他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另外多数墓葬内出土有钱币、铜镜等物。而早、中、晚期的墓葬结构、陪葬器物等有明显的前后发展关系,说明徐州西汉墓的时代序列较为明确;东汉墓中,墓葬结构与陪葬品亦有前后发展顺序,加之诸多纪年画像石墓的发现和发掘,为东汉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准。不同墓葬形制和陪葬品组成了多类型的汉代墓葬,对研究徐州汉墓本身及当时的社会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徐州汉墓与周边地区的汉墓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苏皖北部、鲁南、豫东地区特别是皖北和鲁南部分地区发现的汉墓与徐州汉墓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对进行徐州汉墓的相关研究有很大帮助。
　　众多汉代墓葬的发现、发掘为徐州汉墓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某个时期丧葬思想的写照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综合研究徐州汉代墓葬可以对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墓葬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以及汉代墓葬的发现情况都存在不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也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对我们进行多地区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较为有益的帮助和参考。
　　进行墓葬研究,往往会碰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不利条件。如较早发表的报告过于简单,有的仅是介绍,没有墓葬和器物描述及相关照片、线图等等;因墓葬内、外的环境较差,加之被盗和破坏,相关信息无法保存,使得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有的由于墓葬规模小,发现数量少,被盗或破坏严重,墓葬资料未能公布,处于相对封存状态,这对于墓葬研究来讲无疑是个缺憾。区域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尽量降低这种缺失,这与区域性研究资料收集的针对性强有关,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多由从事地方考古工作的人员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充分补充和完善这些资料。
　　二、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还要学习和借鉴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示范及有益的提示。汉代墓葬考古属于战国秦汉考古的一个部分,而战国秦汉考古又隶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考古学、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大致看来,区域性汉墓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个主要内容,而社会研究的内涵又是多种多样的。
　　(一)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
　　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和其他墓葬的基础研究一样,主要包括墓葬形制、葬式、葬具、典型或重要陪葬品等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期及年代推断,探讨发展演变,确立发展序列,构建时代顺序;与周边进行比较研究等等。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陪葬品的特点,将其它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序列和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相互参正,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为广泛的年代体系”(5)。如《洛阳烧沟汉墓》一书,系统整理了洛阳烧沟地区发掘的255座汉墓,通过墓葬形制的演变、出土遗物形制及组合形式变化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烧沟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形制及各时期的变化,并结合铜镜、钱币等的研究基本确定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及分期(6)。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论,是研究遗迹和遗物相对年代及变化规律的有效手段,是进行墓葬研究的立足点。在汉墓研究中,立足于这两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才能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如在发掘、整理和研究汉墓时,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叠压在墓葬上的地层,墓葬的开口层位,特别是多座墓葬之间的打破、叠压或共时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汉墓出土遗物研究,我们还应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科学方法。如在青铜器分期断代方面,郭沫若先生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和郭宝均先生创立的“分界群分法”等,这些方法对我们进行汉墓出土器物的分型、分式和断代等方面很重要。如一些带有文字,甚至有纪年的遗物,如封泥、印章和碑刻等,这些时代特征较为明确的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进行汉墓研究十分难得,也极为可贵,利用它们我们可以推断墓葬及出土物的年代,并用来说明其他一些问题。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在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材料,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又提出加强利用考古资料、简牍材料等辅助性资料来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已形成了多重证据法的共识。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基本关系是互补关系,因此未来考古学将在文献史学不断加深整合中得到发展(7)。汉代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且多为当时或稍晚人撰写,可信度很大,是汉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汉墓本身是当时人们有意识的行为结果,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因此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形制及组合变化等有着其所在历史时期的烙印,我们只有结合文献记载,才能通过研究考古资料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文献是我们进行研究必须参考的资料,正如宋治民先生所言,“在文献记载资料十分丰富的可靠的情况下,这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必须遵循的(8)。”
　　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墓葬的发展会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反映在汉代墓葬上,就是汉墓的地域性特征,而其也体现出相应的地域文化。因此,除上述方法和原则外,在进行汉墓区域性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它是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揭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源流、发展谱系以及文化性质等问题。考察汉代之前徐州一带的文化,是在本土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秦文化、楚文化、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综合形成的,而战国楚文化对其影响尤深,这与战国晚期徐州一带属楚国管辖有较大关系,墓葬因此呈现出较多楚文化的元素,墓葬形制、器物类型和纹饰等均有反映,而西汉晚期的一些墓葬如铜山县凤凰山M2(9)等还保留有较强的楚墓特点。结合两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中原文化、周文化以及日渐成型的汉文化等对徐州汉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
　　(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
　　墓葬作为古人遗留下的特殊的实物资料,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社会的方式是多层面的,体现的社会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物质生活面貌等等无一不包。目前,学术界通过史学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多,如孙筱先生的《两汉经学与社会》(10)、刘厚琴先生的《儒学与汉代社会》(11)等等。但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墓葬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少,其中如韩国河先生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一书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对秦汉魏晋时期的社会,特别是丧葬制度进行了精辟论述(12);李如森先生通过两汉墓葬对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进行了论述(13);另外如李振宏先生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14)、吴荣曾先生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15)等则是通过与墓葬相关的遗迹、遗物来探讨汉代社会的。在一些研究性文章及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常有一些通过墓葬对社会相关问题如纺织、冶铁、农作物等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上述研究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庸》云:“事死如生,事之如存。”不同墓葬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内容和特征,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对区域性汉墓所体现的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就徐州汉墓而言,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较为广泛。徐州奎山M1(16)、东甸子M1(17)等墓内出土的大量水稻,说明徐州一带在西汉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种植;墓葬中较为常见的仓、灶、井、磨、猪圈等模型明器组合,表明当时人们丧葬观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生活面貌,体现出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等等。因此,进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可以相对全面地复原汉代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展现社会面貌。相比较而言,汉墓的综合性研究涉及面广,但得出的结论多为概括或总结性的,而区域性研究则较为详细,结论也较为全面和细致,若综合多处区域性研究结果,升华至综合性成果,其内容当较一般的综合性研究丰富许多,结论也就更具科学性。
　　王仲殊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发掘古代墓葬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的风俗与墓葬形制,了解古代的工艺制作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形”(18)。韩国河先生在《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一文中对两汉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作了全面归纳。文章指出:墓葬较之城址、手工业遗址等,其包含的信息较为丰富,除了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之外,还全面地反映了人的精神、宗教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为我们展示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古代社会面貌,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研究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该文还指出,从墓葬建筑模式到陪葬物品,大致可分为天神系统、人间系统和阴界系统等三个系统,而对于墓葬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其形制、葬式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外,还包括对墓葬及其包含物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等的研究(19)。韩建业先生亦指出,“墓葬研究中,对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对历史的复原,解释是核心,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墓葬研究社会组织和阶层化等问题正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0)。两汉墓葬不断第宅化,陪葬品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的各个方面的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墓葬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较为全面,是大大超越前代,多层次、多方面的反映,因此具备了这方面研究的条件。但墓葬只是繁杂丧葬活动中葬的一部分,是葬仪终结的标志,并未承载丧葬活动的全部信息(21)。所谓墓葬反映社会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考古资料本身(22)。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墓葬与社会潮流之间既有同时性又有滞后性,只有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化因素,才能通过墓葬的研究更为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23)。
　　通过对徐州汉代墓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政治上,具有较强的封国特色,同时又体现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诸侯王权力下降,地主势力增强的政治特点;儒家思想、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等多有体现,而最为突出和全面的为丧葬思想;徐州地区汉代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均有较大发展;衣、食、住、行等是汉代物质生活面貌的集中体现,徐州地区汉代的物质生活面貌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即不同等级差别较大,庄园经济特色明显,虽然地方特色较浓,但却不脱离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另外,墓葬的修建说明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视;画像石墓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出丧葬思想的转变及对墓葬的影响;夫妻合葬墓、陪葬墓(坑)和车马、陶俑陪葬等则体现出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变化等,如墓地的买卖、诸侯王权的衰落、墓主身份地位的差异、家庭伦理的展现、期望升仙的渴求及相关科学技术等等,而墓主身份地位差异方面,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相对较低尤为突出,体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以上是徐州汉墓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而就这些内容来讲,也为我们进行区域性汉墓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即根据不同墓葬的不同内容,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门别类地有序探讨,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再通过这些结论来复原当时的社会内容和面貌。在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对汉代这一区域的地域文化作相关分析,探讨其在统一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几点想法
　　正如上文所讲,我国各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众多,相关资料也有较多公布,从墓葬类型、出土遗物等多方面来看,一些已具备了进行本地区汉墓综合性研究,即对墓葬本身及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条件。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地区的汉墓进行考古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持上述理论和方法,以它们为指导,并根据本地区汉墓的实际特点,合理利用。其次要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在时间上不能仅限于两汉,还要兼顾汉前和汉后;在地域上,不能囿于现属地区,周边及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相关资料亦不可或缺。对原来公布内容相对简单的资料要尽量补充,对一些尘封或未能公布的资料要尽量收集和核实,对新的考古动态加强关注,尽可能多地收集已公布的资料,尽量做到相关研究与最新考古资料的统一。第三,对收集资料进行仔细梳理,对墓葬(群)、器物进行分析、分类比较,并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在此过程中既要重视典型墓葬、器物对研究的重要性,又要做到不能过分依赖某个墓葬或器物,更不能简单地就某些墓葬或器物作出武断的结论,做到“实事求是”。第四,严格认真地进行基础研究,建立相关序列,确定相应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紧紧结合文献资料,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以历史文献为辅助,对区域性汉墓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五,考古发现的墓葬多是孤立的遗迹,只是全部丧葬活动系统的一个片断,是被过滤后的结果,对墓葬的研究应该对资料的局限性有足够的估计(24)。因此要结合其他学科,多层面地进行研究,避免单一性研究。同时要做到从一些表面现象看到内在的涵义,从静态的观察看到动态的相互作用。第六,要大量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既不过分依赖,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或摒弃。第七,各地区间尤其是临近地区的研究成果相互沟通,这样既能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达成共识,又能减少相应的工作量,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有着其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大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可为本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相应的标尺和参考,对以后考古发掘及墓葬研究有相应的帮助。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为其他地区借鉴和使用。
　　(二)区域性汉墓的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补充和印证历史,纠正某些历史文献记载错误的作用。我们知道,史书中关于某一地区的记载并不多,而且有的还存在讹误之处,对考古资料,尤其是墓葬资料的深入研究会在很多方面起到补充、印证和纠正历史文献的作用。
　　(三)区域性汉墓的研究是整个汉代墓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补充综合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提供更多可以参考的资料,使得综合性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另外它还可减少综合性研究的工作量,避免了重复工作。
　　
　　总的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有越来越多的汉代墓葬被发现、发掘,这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笔者仅就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希望对此能有些许帮助。由于水平有限,认识浅薄,文中还有很多不成熟和欠缺之处,望多多批评指导。
　　
　　注释:
　　(1) 李银德:《徐州楚汉文化遗存及其特点》,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委会选编:《楚汉文化论坛――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第423~431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汉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3) 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b.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c.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4) 徐州博物馆:《西汉宛�侯刘�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
　　(5)、(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6年第6期。
　　(6)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8)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思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46~25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凤凰山西汉墓》,《考古》2004年第5期。
　　(10)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
　　(12) 韩国河:《秦汉魏晋南北朝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a.李如森:《西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b.《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4) 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15)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16)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7)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18) 王仲殊:《墓葬略说》,《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19)、(23) 韩国河、柴怡:《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31~340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20) 韩建业:《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21)、(24)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22) 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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