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虑一致,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
时间：2020-03-25 07:32: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争战频仍。孙子和孔子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战争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由于二人所关注的焦点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在战争观念、治军思想、作战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但二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故而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原则方面又有融合的一面。
【关 键 词】孙子 孔子 军事思想 冲突 融合
公元前八世纪到二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1]，孙武和孔丘都是这一时代产生的思想巨人。春秋末期，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激烈，战乱频仍，当时的思想家都不得不面对战争这一现实问题并进行思考和探究。在时代大环境的激荡之下，他们的思想有冲突，亦有融合。作为兵家的鼻祖，孙武总结了战争经验，留下了中国兵学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该书全面反映了孙子的军事思想。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人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军事思想在其学说体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衍化和派生。由于二人关注的重点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的军事思想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相同的，因此他们的军事思想又有融合的方面。
一、孙子、孔子军事思想的冲突
处于战争漩涡中的孙武冷静地观察各种军事现象，总结了前代及春秋时的战争经验，著兵法十三篇。《孙子兵法》总结和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作为早期儒家的代表，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但面对争战不息的环境和鲁国渐衰的现实，孔子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战争的思考和认识，由于两位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立论的理论基础不同，导致其军事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冲突。
（一）重视武备与崇尚文化。面对诸侯纷争的现实，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总结了战争规律，对战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孙子兵法》开篇即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计篇》）用兵打仗是关系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国之大事”，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慎重对待战争可以避免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3]，战争的目的是禁暴安民，以战止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备战”，力争万全之策，探求常胜之道，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效果。孙子强调要将战争的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基点上：“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可见，“重战”与“备战”是孙子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认识到战争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非常重视战争和武备。孔子则强调德政礼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为政》）相对于战争和暴力手段，孔子更相信道德感召和文明化育的力量。“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孔子反对暴力战争，强调通过“文德”化育万民，治理国家，以使“近者悦，远者来。”（《子路》）孔子认为武力征伐是一种不合仁道的行为，管仲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称许他“如其仁”。这种对武力的排拒根源于孔子“仁者爱人”的伦理基础和价值立场。
兵家重武，儒家尚化，主要源于其价值观的差异。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推崇德礼战争观，提倡礼乐征伐，信奉文治教化。孙子则更理性地看到了社会上的混乱与罪恶，提倡战胜攻取，以战止战。
（二）非利不动与惟义所在。在战争的原则问题上，孙子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李筌注《孙子・军争篇》曰：“争者，趋利也。虚实定乃可与人争利。”张预注曰“以军争为名者，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5]这些注解都符合孙子的原意，孙子认为于己不利，绝不轻易发动战争。“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能否获利、能否取胜是用兵的唯一原则，当将帅与国君意见不一致时，将帅不一定要服从国君的命令，而应该以能否取胜，是否合乎国家利益为开战的根本依据，“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这也正是基于“兵以利动”的功利主义原则。
在古代的军征中，因运输条件落后，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常常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孙子主张“掠乡分众”然后“悬权而动”（《军争篇》），这种做法尽管有悖于民本思想，但对于行军作战却是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如果不是“随处掠之”，一切依靠本国后勤供应，那将是“因粮于敌”的数倍，这一点孙子有精确的计算和描述。孙子这种“利动利止”的思想与战争的性质及目的直接相关，是一种对战争的理性认识，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
孔子坚持道德的力量远胜于武力征伐，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现实中，孔子必然要面对和思考战争问题。孔子反对不义战争，在得知季氏将伐颛臾时，他坚决反对并严厉批评了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子路。但对于正义的战争，他又能给以肯定与支持。周敬王三十四年，齐国田常作乱欲以伐鲁。孔子号召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在，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弟子冉有“用矛于齐师”，表现英勇，孔子称之为“义”[7]。（《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晚年主张讨伐齐国并预言将会胜利，其根据是“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在战争问题上，孔子超越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始终以“义”为价值路标，这种义战立场成为其军事理论的基础和闪光点。
儒家和兵家都包含民本思想，但总的来说，在出征开战的原则问题上，孙子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孔子则坚守“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战立场。
（三）用智为先与以仁为首。兵学文化非常推崇智谋的作用，杜牧在注释《孙子》时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8]这深刻地揭示了兵家与儒家在用兵、选将上的根本不同。
基于对战争本质特点的理想认识，孙子提出“兵者，诡道也”（《计篇》），认为用兵打仗要以诡诈为原则，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只有迷惑敌人，才能调动敌人，使其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如曹操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孙子兵法・计篇注》）战争是一种复杂多变、不循常规的事物，只有足智多谋，施计用诈才能达到“为敌司命”，取得胜利的目的。《孙子・谋攻篇》论述如何运用谋略以夺取胜利的“全胜”原则。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认为要达到“全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要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兵不血刃，用智谋战胜敌人，攻城略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与战争的要求相适应，孙子提出将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是“智、信、仁、勇、严”（《计篇》），孙子强调为将五德以智为首，如果有勇而无谋，就有被诱杀的危险。
孔子强调道德价值的巨大功能，相信“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9]（《孟子・离娄上》）但在诸侯兼并日益剧烈的现实面前，“仁者无敌”的自信不堪一击。面对血肉杀伐、生灵涂炭的战争，孔子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教民即戎”，“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子路》），反映了孔子在国防问题上的现实立场和入世精神，体现了圣人的仁爱精神。孔子重视将帅的道德品质修养，力求造就一支“仁义之师”从事“义战”。孔子理想中的君子要具备仁、智、勇三种品质，“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那么三者中，何者为先？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知人为智”，知人即了解一个人的仁德。孔子将“智”涵盖于“仁”之中，坚持以仁统智的道德原则。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不难看出，在孔子的道德标准中“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孙子、孔子军事思想的融合
轴心时代的中国，剧烈变化中的社会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是什么？理想的政治应该是怎样的？理想的人格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各学派所处的立场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导致学派之间互相攻击辩驳。但其关注的现实问题和最终目的又是相同的，即怎样才能消弭战乱，使天下由乱到治？正如史学家司马谈所言，“务治”是六家要旨，亦是兵家与儒家治道思想高度融合的表现。
（一）文武并举。孙子以明确的理念指导治军，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用宽仁的思想工作和人文关怀手段使得官兵思想统一，用严格的军纪军法规范军队，从而使官兵行动整齐一致。文德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是武德的前提和基础。孙子强调恩威兼施、文武并用，以实现“修道而保法”的根本目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令文齐武”是孙子治军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古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成为后世治国、治军的一大法宝。
春秋末期，诸侯割据，礼坏乐崩。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在国防建设上主张文武并举，政治、军事、文化之间要相互倚重。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代行国相之职，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在治军问题上，孔子同样主张文武并举，“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孔子以“六艺”教授学生，除了礼乐等文化内容外，“射”“御”两项就属于军事技能。孔子一生“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并以之教育、训练弟子，造就了一批文臣武将。
孙子和孔子这种文武并举的思想根源于民族文化传统，亦是现实的政治需求，具有积极意义，得到后世的推崇和施行。
（二）慎战思想。鉴于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兵家和儒家都怀抱强烈的人本思想，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孙子始终将战争置于关乎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重要地位，要认真考察。孙子在《火攻篇》中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张预注曰：“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君主和将帅都要对用兵打仗保持冷静而谨慎的态度，绝不可因一己之愤怒而贸然发动战争，这是安国全军的重要原则。
孔子同样对战争持审慎的态度，“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认为战争与祭祀、疾病一样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和生命的延续，必须谨慎对待。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孔子主张必须在战前做好周密计划，谨慎而行，不能仅凭勇气作战。“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孔子认为言战用兵必须慎之又慎，这一点与孙子不谋而合。慎战思想是中国军事文化的突出特色，根源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蕴含着和平主义的因素，并合乎逻辑地发展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念。
（三）道义原则。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的好坏直接影响战争的结果。兵家与儒家都看到了道义民心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孙子强调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即“五事”、“七计”的考察比较，对战争的胜负趋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决策。“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这里的“道”指政治条件。民众的认同和拥护是战争取胜的首要条件，也是《孙子兵法》的第一面大旗。“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上下同欲即得到道义民心的支持，所以“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
在《论语》中，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作为治国的要素，粮食、军队、民信鼎足为三。但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孔子主张“去兵”、“去食”，而将人民的信任看得超乎国防和生命之上。孔子所推重的“信”是治国、治兵的根基所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保障，这触及了民心向背与军事成败相互关系的重要命题。可见，在孔子的兵学思想中，道义原则同样是第一位的。
作为兵家的鼻祖和儒学的先师，孙子和孔子从不同的立场表达了对现实战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多元认知，为轴心时代学术思想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相同的社会环境，基于同样的社会关切，孙子与孔子的军事思想在诸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成为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诚如张舜徽所说：“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虽各自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有所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10]
参考文献：
[1]徐克谦.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M].合肥：安徽文化出版社，2000,p1.
[2]黄朴民注译.白话孙子兵法[M].长沙：岳麓书社，1991，p3.
[3]（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p266.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p11.
[5]黄朴民注译《白话孙子兵法》[M].长沙：岳麓书社，1991，p83.
[6]（汉）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p655.
[7]（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p1770.
[8]孙子十家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p97.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p154.
[10]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中华书局，1982，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