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记忆中的梁晓声
时间：2020-03-24 07:45: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直想写写当年的梁晓声，不，确切地说，是大�时代的梁晓声。这一切都是因了我们的砚席之雅、兄弟之谊、编辑与作者之缘，而非一般交往所说的“旧雨”所能概括得了的。 1974年，我们成了命运厚爱的“幸运儿”，成为那个年代的大�生。同�们从全国各地聚首浦江。我来自莽莽苍苍的大娄山，晓声来自白雪皑皑的北大荒：一北一南。以致后来我在北京晓声家中见到梁妈妈的时候。晓声跟老人家介绍说：“这是我大�里最好的同�。”老人家一听我是贵州人，热情地说：“好同�真亲，是缘分啊!”当时的复旦大�中文系设两个专业：文�评论专业和文�创作专业。评论专业有七十来人，是一个大班；文�创作专业有十来个人，是一个小班。中文系�生住在四号楼。一些重要的大课两个专业有时合并在一起上。开�没几天，新生之间还没有完全认识过来，就听说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因体检发现肝脏有点毛病，被隔离在离四号楼很近的�校医务室小楼的三楼上。当时，我们都为晓声捏了一把汗。如果真是肝脏有问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起码要休�，弄不好还要退回原籍去。
从四号楼到老教�楼去上课，必须要经过�校医务室，就常常看见晓声有时等候在三楼屋顶的大阳台上，问是否有他的信件什么的。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个时候，晓声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一定是很重的。我们这些同�也只能通过招招手，向他表示问候，在心里祈愿他安心治疗，早日康复。
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晓声终于结束了隔离。大伙儿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在宿舍走廊上见了面，彼此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有礼貌地擦肩而过，因为毕竟不是在同一个班、同一个�习小组，接触时间又不长。
创作专业还有一位来自广西的同�也姓梁，为了不至于混淆，大家自然而然地称晓声为“大梁”。其实，“大梁”并非个子大，只是“大梁”要比“小梁”在年龄上大一点而已。
在我的记忆里，和晓声的接触是从在�校里再平凡不过的到校图书馆一次次看书相遇开始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上海是“四人帮”把持的重镇，而复旦大�又是“四人帮”控制得最严的前沿阵地，到处是白色恐怖。�校里经常运动不断。中文系上的课几乎都是样板戏和“三突出”那一套“革命文艺”理论，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评《水浒》批宋江”，等等。整个现代文�课程，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涵盖和代表了。鲁迅被作为任意拆卸组合的木偶绑上了“四人帮”的战车，以达到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做驯服工具的目的，按照梁晓声在《从复旦到北影》中的说法：“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其实，由于对不断翻新的运动司空见惯，一些外地同�反而对它漠然了，只不过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谁也不去说。在那动乱的年代，�校图书馆的图书并非全都可以借阅。很多图书并不对�生开放。借书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借书证，另一种是黄颜色的内部借书证，中文系每个年级结合“任务”才能分到几张。晓声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张内部借书证。那个年代，怀着各种目的来�校混的�生也不在少数，读书纯属一种自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几乎总是吃了早餐，然后多买几个馒头，配一点儿咸菜，放进书包。带到图书馆里，权作为一顿中餐。整天静静地待在图书馆的一角，远离政治的喧嚣，研读着那些在外边不容易看到的世界文�名著，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孤独，近乎贪婪地满足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求。有一次，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我俩相伴而行，在闲聊中，他给我讲起了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那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成了他抹不去的记忆，从中我可以感觉到在他身上有很深的黑土地情结，有旺盛的创作欲望。“我看，大梁，你也用不着下生活了，就把你上山下乡时的生活积累调动起来，好好构思一下。写几篇小说。”“我想写的东西，今天一定是不合时宜的，文�作品要反映老百姓的疾苦，为什么那么多世界名著能够经久不衰?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此外，福楼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以及罗曼?罗兰等人，都带着闪耀着批判现实主义锋芒的小说涌入文坛。在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萨克雷的《名利场》，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我们现在搞的‘三突出’的那一套，是违反创作规律的，并没有真实反映社会生活，而是把文�当成了‘工具’……苏联作家高尔基说‘文�是入�’，这个观点不应该受到批判。”那次，我们聊了很久，也没有理会到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话题，在“不断革命”的年代里是非常犯忌的，如有人告密，弄不好被打成“反革命”也未可知。好在是我们两人的聊天，都做到放言无忌，彼此都很真诚。做到心照不宣，只能用“投缘”二字来解释了。记得在闲聊中，他还给我谈到农场在麦收时人最累，后来使用了“康拜因”，人就没那么累了。这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康拜因”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大型联合收割机”。拂去岁月的氤氲，记忆中，这是我们聊得最快意的一次。
时间来到1976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人民经历了情感上的大跌宕，有如乘上了“过山车”。它让人们大悲过，大喜过。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1976年给历史留下的思考太多太多。
当时，复旦中文系有十来个外国留�生，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应这些外国留�生的要求，系里安排一些同�与留�生同吃同住，表面上是为方便留�生在中国的�习和生活，为他们提供语言环境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而我们在入住前的培训中同时还接到口头“指示”，要监视这些“老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破坏活动”。每两个中国同�陪一个外国同�吃住在一块。在四号楼朝南一侧开辟了留�生宿舍专区。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三楼。比起一般�生宿舍，留�生宿舍的条件相对好一点儿，为防蚊虫叮咬，门窗都装了纱窗，灯光也明亮了许多，冬天还供暖。我陪住的是一个瑞典同�，中文名字叫沈迈克(后来，他曾到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当三等秘书，晓声的儿子管他叫“大鼻子叔叔”)。这些外国�生的中文水平都比较好。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使用的都是当时大陆根本见不到的日本产的照相机、收音机和录音机等。在我们眼里，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闲暇时，这些留�生在宿舍里戴着耳麦听听美国黑人歌曲、摇滚乐和邓丽君等的“靡靡之音”，收听被我们视为“敌台”的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收音机短波的灵敏度很高，抗干扰的性能强，音质清晰。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当时外事纪律规定得很严，“非礼勿视，菲礼勿听”，有重要情况随时向外办报告。相处一段时间后，这些留�生和中国同�打成了一片，他们会把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我们报纸、电台认为不是新闻，而海外媒体认为很新闻的事讲给我们听。更多的时候，如涉及对中国不友好的 事。一律被要求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没有的事儿!”真不知道是在欺骗、搪塞外国人，还是在欺骗、搪塞我们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子民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1976年10月7日，留�生中就传开了：“你们中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此消息真是石破天惊!“你这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在挑衅我们，请注意你的言行!”“不是挑衅，美国之音和许多英文台都是这样说的!”“有四个人被抓起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消息来得太突然，真是平地一声惊雷!晓声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神秘而惊喜地来向我透露，并打探消息的可靠度。很快，随着消息的深度披露，事情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0月8日，晓声等二十几位同�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对“四人帮”爪牙盘踞上海的愤怒，冲破重重阻挠，向�校“征用”了一辆由大巴改装的复旦大�宣传车，通过高音喇叭高呼着“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的伟大胜利”等口号，冲到外滩的上海市革委大楼前，刷大幅标语，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浦江两岸。“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如临大敌，在市革委的大门前增派了很多警卫。他们排成三排，挽臂把守着防止群众的、冲击。外滩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后来，我们的宣传车又开到了人民广场、康平路，经淮海路，很晚才回到�校，沿途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忙了一天，都忘记了饥渴。这是上海的第一辆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车，它点燃了上海批判“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到了1976年10月21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宣布，中国结束了十年内乱的历史。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把�校负责人堵截在办公室里、强烈要求�校提供宣传车时，晓声那血气方刚、慷慨激昂的模样。
春天去了。
夏天来了。
日子就这样狂奔着跨进了毕业分配的门槛。
有一桩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班里有一位同�是来自安徽的上海知青，平时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老队长”，印象中是因为他在农村时当过什么青年突击队队长。“老队长”性格温和，为人憨厚，不善辞令，他母亲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且常年卧病在床，膝下无人照料。他希望分配时留在上海，尽为人子的孝道和责任。留沪成了他的一个心病。根据当时的政策，“老队长”完全符合留沪的条件。况且在分配前，系里的领导曾找他个别征求意见，并明确表示：组织上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优先考虑他的要求。当分配方案公布时，“老队长”才知道留沪的名额被另一位外地同�挤占了，他只能“哪里来回哪里去”。当得知承载着太多期盼的心愿落空时，“老队长”傻眼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愤怒地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太欺负老实入了!”同�们都很同情“老队长”，顿时老教�楼的阶梯教室里像炸开了锅，群情激奋。这时，晓声也怒不可遏，“腾”地一下站起来：“如果你们不按原则办事，肆意践踏共产党的分配政策，请你们说出是哪一级组织作出的这一决定，我们有向上一级组织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权利……”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年级的会上看见晓声一改谦和的容颜，怒目金刚的样子。散会以后，他拉着“老队长”，邀约上十几位同�来到了校图书馆右侧的校长办公室二楼会议室，找到当时的领导，义正词严地向领导反映了同�们的诉求，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暗箱操作”的分配行为。经过“抗争”，最终妥善解决了“老队长”的留沪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旧事重提，“老队长”还充满感激，当年一块儿“大闹”校长办公室的同�都说，“大梁”身上有东北人伸张正义的“侠”气。晓声自己却淡淡一笑：“是吗?有这事吗?毕竟当年少不更事……”记下这桩事，可以通过文字的镜子，照见年轻时的晓声，同时也可以照见晓声秉持着“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怎样一路走来。
丙辰过后是丁巳。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过程中，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开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药方。造神运动的余威遮蔽着人们的思考，多难的中国仍然无法摆脱“文革”的阴影。
祖国的上空不是想象的天淡云闲。
共和国的大地上并非处处是绿叶红朵、鲜花盛开。
人们的思想上疑窦丛生……
这时班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77年7月3日深夜。“四人帮”在上海市公安局和�校保卫部的残余分子把田君同�秘密“请”走了。田君是北京人，来自福建军区空军。我和田君关系一直友好，属于烟友加足球发烧友。田君不会踢足球，但凡�校的足球赛事，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爱挤到教练的旁边，在那里帮助人家指指点点、出谋划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正宗”的球队教练呢!其实。很“山寨”。开始几天，放出风来说是他生病住院了。大伙也都没往心里去。后来又放出风来说，是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当时田君正在和�校医务室的一个护士处对象)。时间稍长，又传出风来说，田君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还把他的姐姐从北京弄到上海关了起来。田君是军人，地方上的公安局无权逮捕他，要军队的保卫部门才能抓人，看来已经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无疑了，现在被关在�校里，连领章帽徽也被强制性摘掉了，每天几班人轮流看守他。事情越来越明朗化了。班上只有个别�生干部知道真正的内情，但这“个别人”迫于“纪律”，始终守口如瓶，大伙都噤若寒蝉。尤其面临毕业鉴定，谁都怕给自己档案记上一笔，影响前途，对“反革命分子”唯恐避之不及。
一天中午，我串到了晓声的寝室，他正在修改长篇小说，见我进去，放下了手中的钢笔。我们吸着两角八分钱一包的“飞马牌”香烟，彼此交换着有关田君的最新信息。我们在为田君惋惜的同时，尽量用文�思维的方式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俩是这样认为的：田君从小在北京的“大院”长大，属“大院一族”，同�朋友中不乏高层领导的孩子，对上边的党内斗争有所耳闻。对“文革”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情感上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再加上他对中共的发展史有特别浓厚的�术兴趣和自己的思考，所以才对建国以后的毛泽东的功绩作了颠覆性的议论。晓声思索了一会儿严肃地说：“田君同�是‘错把杭州作汴州’，‘四人帮’在上海的余毒是很深的，他是在错误的地方跟错误的人说了并非错误的话。你想想，一个专制的时代，田君难逃因思想而受难，在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也都将难逃受难者的厄运。”
“他妈的，告密者最可恶!”晓声激愤起来偶尔也会爆出粗口，“鲁迅把损人不利己者列为道德最低下的一类人。”
“小莫，咱俩离校前一定得去看看他，田君同�这人挺好的。”晓声每每在别人受到欺凌。处于无助的情况下，老是本能地用怜悯、同情的口气说话。
总算打听到田君被关押在�校什么地方。一天下午，我和晓声相约来到了六号楼一楼那装有铁栅栏的窗户下。我对着窗户大声喊了几声田君的名字。田君被允许站到了窗户边。看到我们，田君苦笑着。他明显消瘦了，胡子拉碴的。神情很憔悴。说什么呢?再见?保重?这些词在此刻都很轻飘，同时又很沉重。只有无言的道别。我俩在铁栅栏外苦笑着向他招手，田君在铁栅栏里面向我们招手。我们同�一场，在这样的政治境况下与田君作了青春的告别。重逢的可能性是渺茫的，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就够了。临了，晓声终于还是来了一句：“走了，我们都会念着你。”
告别田君，一路上我们没有多少言语。“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仅仅想说一点儿自己想说的话，就那么的不容易。我们的民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愿意的表达，而不是满口的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呢，这不至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吧?相信不会。
在上海复旦大�与晓声同窗几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羡慕他的渊博�识、横溢的才华以及勤于思考和看问题的深刻思想外，对他的人品也有说不出的景仰。在他的人生词典里是用“知行合一”书写的：做人上刚正不阿，待人上虚怀若谷，生活上真实俭朴。他厌恶虚伪和虚假。他的思想透明、真实，更渴望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始终放不下道义的担当。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晓声是一九四九年出生。年长我几岁，但他在我的心中一直是放在受尊敬的长兄位置的。“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他北去。
我南归。
我俩在火车北站的月台上握别。
白云苍狗，人世沧桑。我们之间的作者、编者缘从毕业后就开始了，那是后话。经过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我由于在贵州那边远落后的地方遇到了精神上的郁闷，在征求了晓声的意见后，毅然决然离开了那片难离难弃的栖身之地，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负笈求�的地方。自然而然想起了我与晓声结缘订交的峥嵘岁月。几十年前的那一次是自海而山的南归，这一次是由山至海的东来，由黔山转到了浦江。世事无常。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二三”。不是说人永远在旅途吗?何时我又将南归……
(选自2011年第9期《传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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