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_“红星”如何照耀全球
时间：2020-02-14 07:30: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式打火机创新潮起潮落 啪――一个小火束跳了出来！精致而热烈。 40多岁的魏宏俊拿起一只崭新的打火机，翻来覆去盯着看，用布擦擦，按下开关。
这是温州市龙湾区，2011年9月15日下午3时，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车间。这里，经常同时跃动起几十个小火焰；这里，也是中国打火机一线大公司之一。而这些温州打火机已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70%，中国的95%。
遥想80年代中后期，海外探亲的温州人带回日本打火机作礼物，人们争先研究，一个个小火苗同样蹿起。
早至1823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发现氢气遇铂棉会燃起那熟识而又陌生的火焰，世界上第一只打火机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小小的火苗，不足为道的取火工具，却蕴藏着人类无数秘密。这几十年的中国式创新也如是。
“测火者”
魏宏俊的工作台上堆着上百只同样的打火机，一律银色。一旁的白纸上写着：“日本73代防风”、“火焰高度标准：3-4厘米”。
“测火者”魏宏俊在这个厂工作了近20年，他凭目测就能判断火苗的高度。而在旁边一个房间，初检员用螺丝刀调节阀门，打出大、中、小三束火焰，凑在竖立的钢尺边测量。
每束火焰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来自打火机约28个零件。
关键的是三部分：点火装置、储气“内脏”和外壳。
这些平常且并不复杂的物件，长久地炙烤着中国人的心：点火装置的秘密在于小芯片的寿命。日本打火机可以打4万次，韩国3万次，而温州的最多1万次；储气内胆的隐秘则是密封圈质量，而外壳的工艺难度为电镀、喷漆等，这些中外之间还都有差距。
还记得砂轮打火机吗？那是1906年奥地利化学家发明的，二战后，日本发明出电子点火器，欧洲则开始将丁烷作为打火机燃料，这也是如今温州造打火机的基本原理。
20世纪50年代，“火苗”主要产自欧洲。60 年代末，日、韩、中国台湾等地的打火机企业崛起，逐渐垄断了国际市场，直到温州“杀来”。
此刻，“测火者”魏宏俊旁边，几个年轻人正将一个个打火机内胆放进塑料袋。“这是客户要求的，他们不要外壳。”一名女工对本刊记者说。女工们并不知道究竟谁会点燃这些打火机，只知道客户“是外国人”。
“代工”就是中国制造的写照。即使是日丰这样有自己品牌的中国大公司，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也基本都为人嫁衣，依赖“定牌”，比如Zippo、德国邱博（TROEBER）、日本广田以及英国朗声（ROSON）。
论及产业链价值，温州打火机的出厂价一般只有最终零售价的10%甚至更少，很多美国品牌商以3 美元从这里购货再贴上自家商标，市价就涨到170美元。代工有成本和规模优势，却不具备高利润和产业主导环节，只能仰望别人。
本钱
80年代中期，一些温州人整天拆装亲友带来的日本打火机，苦心琢磨――
外壳不难造，温州满是车制机工；原理与传统汽油打火机类似，也不难理解；难的就是点火环节――国产打火机用打火石点火，打三次未必能出火一次，而日本的电子打火器，轻轻一按就跳出火焰。
“那是人家的技术专利，也是人家吃饭的本钱。”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温州人都有体会。
温州人自己造不出电子打火器，就找到上海光明打火机厂，得知这种装置专用的电容器只有日本松下公司有。他们再找到为光明打火机厂提供电容器的上海东风电容器厂，却意外得知同样的电容器刚刚研制成功。
作为国营厂，上海光明即使要应用这种装置，必须研制外壳和生产这些外壳的机器，而温州人用手工敲出外壳，很容易就将电容器组装进去了。
一个月后，温州造出了仿制的第一个打火机。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温州涌现出了几百家打火机厂。
最早的温州外销打火机售价约二三十元，几乎是日本产品的十分之一。温州人群情激奋，心气万丈。由于如电子打火机等技术模仿突破、成本优势明显，以及无需考虑海外渠道，1991－1992年间，温州打火机厂迅速由几百家增加到3000多家，热闹异常。
不过，隐忧也快步走来。
箱子里的石头
1991年的温州，满街都是收购打火机的外国人，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这样形容往昔的疯狂：“即使你发给老外的箱子里装的是石头，他们也不会管，直接就带走。”
当时的家庭作坊很多，一些厂家专门制造其中某一零件，另一些厂则负责组装。后来成为业内大公司的大虎打火机，最早就诞生于邮局职工周大虎用妻子5000元下岗安置费办起的作坊。
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那时则是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做买卖，有感于人们将温州货等同于劣质品，他气不打一处来。
打火机行业，很快也被“伪劣产品”阴影笼罩。
不同厂家生产的零件并没有统一标准，工人经常要拿锉刀锉外购零件，甚至剪掉一部分，才能装得上。
那是1993年上半年，几乎每天早上醒来，周大虎都发现厂里又少了几个熟练工。有的工人出去自己开了厂，更多是被其他工厂挖走。许多配件制造商也拒绝与大虎继续合作，理由也一样：给对质量没什么要求的厂加工，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偶尔一两个零件，温州人还算有优势。比如防风打火机制造中的打孔，日本人用激光打，直径仅0.7毫米。当时中国没有这个设备，温州人研发了一种技术，监测的结果后者打的孔更光滑、更标准。
“一两个零件做得好没用，”黄发静很痛心，“一千家公司做同一个产品，你说还有好下场吗？！”
火苗跃升，行业癫狂，而大虎打火机却几近停产。
从极盛到大衰只用了几个月。1993年下半年，吃过亏的外商不再来了，偶尔来的也开始仔细检验。
火上浇油的是1994年7月，美国开始实施CR（CHILD RESISTANCE，即“儿童保护”）。该法案规定：售价在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才能进入美国市场。
过度竞争未平，美国大市场又一夜失去，不少温州打火机公司声名扫地，订单几无，纷纷破产。
等一切回归平静，温州打火机企业只剩下约500家，减少了六分之五，这些仅存的“火苗”开始自己刻模具、搞设计。
大转移
1995年春天，十余个日本人穿过狭窄的小道，走进温州大虎打火机厂的厂房，看着破旧的设备，为首者广田良平阴沉着脸，没有当场定下合作。
这个广田株式会社，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打火机制造商，此次本意想寻找更低成本的温州厂家代工。
多年后，广田良平说，想不到就是这样的工厂打败了日本打火机产业。他们的公司已停产转型为贸易商，将从温州运来的打火机贴上广田标记。
但这不是溃败，而是标准的全球产业转移。此时，日本由打火机最大生产国变成了最大进口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60%以上打火机企业停产。劫后余生的温州企业握到了接力棒。
最初的温州打火机主供国内， 少量通过港澳等贸易商出口。90年代初产业大转移背景下慢慢转向国际代工。其实，很多老板更看重的是国外市场体系的成熟与稳定。
黄发静向本刊记者回忆，最初，日丰的一个产品可以卖到七八美元，甚至十美元，但后来中国企业大量外销，互相压价，恶性竞争，一个产品都不会超过两美元。
虽然“定牌”生产利润不高，但在为多家品牌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学到了许多技术以及管理方法。
通过欧洲贸易商宝富美的介绍，2002年，全球一线打火机品牌Zippo（芝宝）公司考察后，看中了日丰多年积累的技术和规范的管理，决定与其共同研发第二代产品“CR多功能点火枪” ，其核心技术是多功能CR点火枪，这是美国芝宝在创立后的七十多年中第一次在境外进行合作研发。
而当大多数温州打火机公司不敢越“渠道”“雷池”一步的时刻，大虎也开始发声。
1993年，德国商人与周大虎合作，提出技术和资金由外方提供，大虎专门负责贴牌生产。但周大虎坚决保留“虎牌”，也不放弃贴牌，给自己留了一个“气眼”。
“奔跑的红桃皇后”
对于行业快跑者的领先之道，黄发静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创新，只是标准高。”这个标准背后未必是从无到有的天才式的发明，但有着太多不断的细微的改进革新。
比如，监测充好丁烷的内胆是否漏水时，要把内胆放进一定温度的水中停半小时。按国际标准，水温应为65度，而Zippo要求70度以上，这就要求提高技术水平。
这几年，日丰研发了旅游用多功能点火枪，它有防水、防风和照明功能，还能打出两束火焰。“每种功能都是之前就有的，我们只是把它们合起来了。”黄发静坦言。
1996年，日丰成立了技术开发部，最初的任务就是设计各种新奇的外壳，后来逐渐转向功能设计和新技术研发。
一位业内人士说，温州打火机的制造流程比国外安排得更严谨、紧凑，另外，温州用的人力更多、机器更少，“速度比国外高三倍以上”。
世界对中国制造的通常看法是这样的：位于产业链条最低端，没什么高端技术，只是简单仿制，以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价取胜。
不过，佐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布莱兹尼茨认为，这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式的创新：一方面是“流程创新”，不断地对工厂和物流体系进行改善；另一种是“产品创新”：把现有的产品应用到市场独特的要求中去。简单说来，中国将技术革新伴随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并根据市场要求随时改进，快速行动。
布莱兹尼茨将这样的中国式创新称作“奔跑的红桃皇后”。这一说法来源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红桃皇后对爱丽丝说：“以现在的速度你只能逗留原地。如果要抵达另一个地方，必须以双倍于现在的速度奔跑！”
不过目前，更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中国代工企业仍然依赖跨国公司的品牌、渠道和市场，还面临各类壁垒。
CR狂风
2001年10月2日，黄发静收到了一份来自欧洲的电函。“当时我都蒙了。”他说。那时，他是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
电函来自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告诉他欧盟正在拟定对进口打火机的CR法案草案。核心内容是：进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必须设置防儿童开启装置。 这项法案基本只针对温州打火机，它们的出口价大多在1欧元左右。
安装CR装置并不难，但是，这类装置已由国外厂商发明出多种，并申请了专利。
“那么小一块地方，要想出有这功能而不侵犯人家专利的设计，太难了！”黄发静说。而向国外生产商购买专利则会大大提高成本，认证费用、时间等也会增加不小的负担。
1994年美国的CR法案使温州人失去了一块重要的市场，那时还可以转移到欧洲、日本，而现在如果主市场欧洲对你说“NO”，你就死定了。
接信后的第三天，黄发静向温州市打火机协会汇报了此事，却并没引起太多反应。“在我们的人中间做平衡比对外抵制更为困难”。
他写了高高一摞文字资料，继续向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温州检验检疫局、中央电视台、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等相关机构反映。
“一个国家自己的法律，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推翻它，真的是很难很难”，必须由国家出面。但是，“打火机这么小的一个产业，在中国GDP中零头都找不到，怎么叫对外经贸部出头去打这个官司？”
游说
现在看来，那是个难得的时机。当时中国加入WTO不久，恰逢世界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此，对外经贸部成立了公平贸易局。
黄发静等温州人“天天去喊去叫打报告”，终于，公平贸易局接下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业务。汇聚来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大家学习WTO规则后还向欧盟标准化委员会、卫生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等递交了反对意见书。
当时的协会会长李坚记得，协会很快得到温州市政府和外经贸局的支持反馈，他和另一名制造商以及温州外经贸局人士赴京汇报时，浙江省外经贸厅的报告几乎和他们同时到达，他们一报出姓名身份，门卫就放行了。
3月，黄发静跟随对外经贸部有关官员远赴欧洲六国。
十几天里，他们辗转各国，游说了欧洲打火机进出口协会、意大利经济活动部、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等十几个协会、政府机构以及打火机贸易、制造商。其中包括法国打火机制造商BIC。在对谈中，BIC一再声明这次法案与其无关，因为自己也参股了中国打火机企业。
争论的核心是：为什么以价格为标准。“价格是市场当中的东西，同样一个打火机，卖2美元的话就合格，卖1.99美元的就不合格？这是什么道理？这完全是违背WTO原则的嘛！”
反向力
经中方持续交涉，2003年9月11日，欧盟对外正式宣布2004年暂停执行该法案。
不过两年后，欧盟颁布了新的CR法规，不再以价格高低作为是否必须安装儿童开启装置的标准，转而规定满足以下条件的不需安装：达到ISO标准、有质保书、两年保质期、在欧洲有固定维修点、是金属外壳打火机。
而温州一线公司着力研发生产的各类多功能打火机――防风、高原、 双火，还有成百上千种一眼看不出是打火机，而像口红、钢笔、卡通人物玩偶的工艺型打火机，新的欧盟CR法规都禁止它们进入欧盟。
美国CR法规于1994年实施后，温州打火机出口美国的数量急剧萎缩，到2007年的十多年里基本没有增长。而欧盟CR法案的实施，长期看来影响并未有最初想象的那样糟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升级。
该法案从起草到最终出台历时数年。这期间，一些企业开始研发安全装置，并寻求与大学和其他企业合作创新。大虎打火机与温州大学联合培养学生，共同组建了温州大学“虎派”打火机设计研究所。
1990至2001年间，温州打火机行业申请的专利中，只有一项属于技术发明。而自2002起，每年都有几项技术发明，2005年以后每年都超过10种。
2007年3月，欧盟CR法案正式实施当月，温州打火机的出口额为247万美元，比上月下降了69. 7%。不过，出口额很快大幅度上升，到当年7 月已超过了法案实施前的水平。欧盟CR法案于2006年颁布后，日丰的非工艺型打火机基本照常销往欧洲。
不过，到2010年危机再次显现：日本也颁布了CR法规，许多原本以日本贸易商为主要客户的温州企业濒临停产。
红星照耀？
温州打火机协会现在越来越冷清了。
在最辉煌的上世纪末，温州打火机企业一度达到4000多家。行业协会每次年会都很热闹，数百名会员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出席，喝酒到很晚。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打火机行业遭遇了欧盟CR法案出台以来的又一次风暴。那年的年会到场不到80人――有人转行了，有人不好意思再去了。鼎盛时期，温州的打火机厂有3000多家，而这一年，黄发静回忆：“最多只有100家能开工。”
如今，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仅有100多家注册会员，其中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的过半――劳动力、铜和锌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日韩CR法案……即使像日丰这样相对境况很好的企业，利润率也只在2%到5%之间。许多企业主转而投身民间借贷或房地产。
打火机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越来越难以得到国家的支持。而由对外经贸部出头去海外打官司，在如今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了。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这一口号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国家提出“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把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75%提高到2.2%。
但按现有体系，资金和吸引人才（如“千人计划”）等资源更多会流向国有企业，而它们的创新能力和效率不可高估。
“按照中国政府和学者的说法，如果不立刻打造出硅谷、苹果和谷歌，中国就会提前衰老。但这种想法只是‘革新焦躁症’、‘革新强迫症’。”布莱兹尼茨也注意到中国政府推动“独立创新”的热情。
创新主体依然不清，而市场黑云、全球产业新整合态势早已紧压。推动了过去30年发展的“中国式创新”，还能为中国经济效力多久？
一束束小火焰从这个古老又正经历巨变的国度跳出，照亮世界一角。现在的难题是，这些火种如何持续，如何更加光亮、有力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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