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理性_陈道明:坚持理性,捍卫常识
时间：2019-05-17 03:21: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勇于自嘲，经常自称是一个“戏子”、“小人物”，人卑言轻，但在演艺界，遇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是最敢发声炮轰的人，经常在政协会议上对中国的文化艺术问题，提各种议案。 这次的上海电视节，《楚汉传奇》剧组来上海宣传。高希希导演领着剧组集体亮相，何润东、秦岚、段奕宏等主创都来了，唯独不见陈道明。发了个短信问，才知道他正在美国，无法分身。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采访他。在此之前，他已多年不接受专访了。
那晚的采访，他戴着长舌帽，清瘦，儒雅，眼睛黑亮。长达4个小时，出乎意外的顺利，自然，坦率，从他对媒体的看法，到人生观，戏剧、电视剧、电影，对当下社会的看法，话题敞开，像溪水流淌，顺流而下。
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出后，影响巨大。收到许多朋友的电话和短信，看到网络上的社会反响，陈道明在电话里对我说：很意外。他原来觉得，在大时代的洪流里，个人的声音是低沉、无力的。我的采访让他恢复了对新闻界的信心，同时也让他觉得，即使是微小的个体，也是可以间接影响社会的。
在中国的演员当中，陈道明也许是读书最多的人。有人感叹他的丰富知识积累，都可以去大学教书了。
他和钱钟书是忘年交。因为《围城》里的方鸿渐，在老人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度走得很近。很少见人的钱钟书经常在家和他聊天，还允许他把几次有目的的谈话用摄像带记录下来，这可能是老人绝无仅有的影像资料。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公开，理由是“只是两个朋友的私下谈话”。
直到现在，他家里没有电视机，最多的是图书报纸杂志。他勇于自嘲，经常自称是一个“戏子”、“小人物”，人卑言轻，但在演艺界，遇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是最敢发声炮轰的人，经常在政协会议上对中国的文化艺术问题，提各种议案。
在社会公众利益方面，陈道明也频繁发声。他曾说过：“我们很多人往往喜欢当评论者，而不愿意当践行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家都愿意指责他人，从来不反省自己。一方面我很悲观，另一方面我又很乐观，如果我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尊重。”
近日，笔者再访陈道明。
作为“中国”面孔，你怎么看中国的“软实力”形象？
陈道明： 挺惨的。一个普通公民关心的是今天和明天的生活，GDP离他们比较遥远，那是一个数字。关于国家形象，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最好的宣传不光是价值观的输出，还有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的输出，包括工业产品、商业经济模式的输出。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日本就开始从各方面影响中国，从文化到教育，从经济到商业，一直到后来欧美，新的“八国联军”举的不是枪，举的是各种物质产品进入中国。作为文化工业的一员，从我的角度来讲，希望我们能够有一天，也可以做到这点。
从去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外推广中国形象，花了很多钱，但效果一般。
陈道明：我们在美国播放的宣传片只不过是一个很皮毛的宣传海报，从文化角度来讲，观众还是要看影片创意，它的质量和效果，你宣传海报贴得再好也没用，成本投入再大也没用。一个宣传片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创意，创意来源于想象力，如果连想象力都没有，来哪门子创意？如果创意没有，还哪儿来好的故事？如果好的故事都没有，还哪儿来好的文化产品，还哪儿来钱呢？
钱和文化是两回事。
陈道明：有时候我也跟朋友聊天说，并不是说过去物质匮乏的时候就好，过去在物质方面确实是不如现在。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跟过去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都割掉是不好的，好的也割掉了。
就刚刚你说的这个“梦”，过去都从小学开始，说长大想干什么呀？从小家长也问，老师也问。“我的理想是当工人”、“我的理想是当邮递员”、“我的理想是当军人”。一个小小的民风体系，体现了整个民族向上的状态，因为梦是向上的引导者，现在变成钱是引导者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我们的改革不配套，这个过程中被埋葬和牺牲的就是理想和梦想。我认为这个牺牲有点大。
社会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会只注意速度，其实慢点也没关系。
陈道明：我们每个时期都会制定新的理想、新的目标。过去像80年代开始提出实现自我价值，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实现自我价值，而是实现金钱价值。过去是证实自己的能力，我搞自行车，就玩命地去做自行车。现在不是，本来我的理想是做自行车，突然发现做自行车不赚钱，就放弃理想，去做汽车了。为什么呢？那个能够赚钱，实现的是经济价值，反而把自我价值完全放弃了。
有专家说，这种代价是必需的。
陈道明：这当然是社会前进过程中必须伴随着的硝烟吧，这也是正常的。但这个转型的过程不能太长。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发展到工业强国，再到后来的经济大萧条，社会变化和动荡之中伴随着无耻期，什么叫无耻期呢？就是要钱不要脸。但是经过10年、15年之后，因为经济开始发达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好起来之后，文明和文化会起作用，制度和社会开始对这样的价值观产生约束，民众就开始自觉约束了。
我们的转折期要多长？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还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
中国人用了30年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时间或许会很漫长。
陈道明：对，你觉得你需要更安全一点的生活，还是不安全又富足的生活？所以宁可说我现在兜里有5块钱，但我很安全、很愉快，社会很有秩序，国家的发展也很有秩序；还是兜里有15块钱，社会无秩序，个人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愿意过哪种生活？反正我可能是愿意就要5块钱的生活。
社会的一种不安全感和恐慌感，会对你有影响吗？
陈道明：这个影响可不单是我，我觉得是从上到下。这是一个大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解决。我觉得就两个结果，一是国家真正有秩序地管理，不只是强调所谓的经济，而是加大力度、系统性地解决问题；另一个是靠我们每个人，心底还要有那么一点点的柔软和善良，互相感染。 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谈的梦想和理想，好像是一个奢侈品？
陈道明：我觉得人的理想跟欲望是一体，它不同的是——欲望是物质的，理想是精神的。但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身体固有的生命现象。
人的欲望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现在大义凛然地把理想全部变成了欲望。你挣到钱了吗？这个就是你的成功，把其他的价值观全部取消了，全部替代了。数字是每个行业的唯一评判标准，最后就是说挣多少钱了，数字是多少。
我们这行也是。我昨天听说，现在新的演员比较流行改名字，过去叫改面孔，整容去医院，现在又流行改名字了。请大师算命，唯一的目的就是我怎样明天就能成名，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成名，赚更多的钱。至于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没有什么公平。
陈道明：不能简单解剖“公平”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可能不太会意识到一点：我们似乎已经回到大锅饭年代了。因为我们没有前提地强调了“公平”二字：我不努力，但我可以指责努力得到的人：他凭什么挣那么多钱呀？然后被指责的人就不安全了。
你说我天天工作16个小时，你在那儿嗑瓜子在睡觉，在网上玩游戏，然后你挣的钱不如我多，你居然可以指责干活的人和创造财富的人。你从小就不爱上学，从小就调皮捣蛋，然后出来没工作，没工作变成社会负担的时候，就开始打骂，然后把一点不满发酵成很大的仇恨。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就是当人们在慢慢吸收和认同这个信号的时候，这个国家可能就要出问题了。这个社会不需要能力了吗？不需要多劳多得了吗？这个最基本的法则不需要了吗？
因此现阶段不应该强调公平，应该强调公正。
陈道明：应该是公正，因为有一个“正”字。公平这个“平”是没法做到的，怎么可能平呢，能力不一样难道要公平吗？付出不一样难道要公平吗？创造财富的价值不一样难道还要公平吗？一定要有一个锁定的前提，公正，只要这个前提锁定了，大家去努力吧。
媒体也不要把个别现象说成一个普遍现象。比如说“富二代、官二代”，那些确实有，而且现象也不少，但不能成为你不努力的理由。而且我也不太相信所有能力到位的人，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所以我说，少一些怨气、多一些勇气，这个社会包括你我，都会好一些。
刘邦和李鸿章
“这次我要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刘邦，一个没有底线的流氓。”为演好刘邦，陈道明找来了所有史料中关于刘邦的记载。在阅读中他发现，大凡过去朝廷官方治史，刘邦的面孔都是脸谱式的端正，他几乎找不到有用的材料。而司马迁的《史记》偶有三言两语可以用，但也存在个人的好恶和偏见。
怎么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呢？真实还原一个两千年以前的人物？陈道明的方法是从人性上出发，从他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考察，寻找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和印象，去博物馆里看汉代遗存的文物，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再结合当年的历史事件，塑造、演绎出一个立体的人物来。
为什么对刘邦感兴趣？
陈道明：我演刘邦是因为汉文化这个主题，汉族、汉字、汉文、汉语。刘邦这个人物并不重要，历史上的评价也各有千秋。我主要感兴趣的是汉文化是怎么开始的，通过一个通俗的电视剧来告诉人们：我们汉的发源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和怎样的一个进程，只是传达这么一个信息。这是我作为汉人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那你为什么想演李鸿章呢？
陈道明：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各有评判。我并不是想写李鸿章这个人有多好，或者有多坏，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孰是孰非。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轴，是从李鸿章那个年代开始的，我们过去是一个海禁国家，在被强行打开国门后，所谓的洋务运动，开始慢慢改变中国，不管是船厂还是商业的结构，招商局、电报局、铁路，跟所谓的海外接轨，都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
我想通过李鸿章这个人带出那个时代，中国如何从封建帝王时代转换到辛亥革命的历程。
刘邦也好，李鸿章也好，我想的就是一个远点一个近点，一个是汉初一个是清末，这两个时间节点都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两个抛物线，抛物线中间都是传说中的故事，它是怎么演变的，对我个人的创作想法来讲吸引力并不大。我们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艺术方式，让今天的人们认识那段历史和它的价值。
我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叫《清日战争》，是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作者写的，他完完全全是通过日本的历史资料写的，看完后我第二天心情会特别不好。
为什么？
陈道明：这本书看了五分之三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不看了。不看的原因是我不否认里头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在选择事实的时候，那种意识形态的立场是我不能接受的。对不起，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国人，我不觉得我有国际主义思想。比如说图片，从朝鲜战争一直到最后发展到马关条约前后，第一次清日战争，在他所有采用的图片里，中国人基本除了死尸就是猥琐的一种状态。
这好像跟当时的科技水平有关系，到目前为止，侵略台湾和朝鲜基本上是日军的随军记者拍的。
陈道明：所以看完后心情特别不好，一本书所有的图片和资料，都是描述中国各种猥琐各种尸横遍野的情景，而他们的图片是整齐、有秩序、精神抖擞的，你会觉得这两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差别太大，会看得极为不舒服。
包括丁汝昌的投降书，他们把整个内容都公布了。我们看甲午海战中的丁汝昌是个英雄，现在一看是投降书，都有很详尽的资料记载。历史学家是明晰历史的人，老百姓是愿意相信某种历史的人，我就属于后者，就是不想这么多年的心结被颠覆，但是当他确实又把事实放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觉得在心理上可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你怎么看李鸿章的复杂性？
陈道明：从日方的资料里来看，李鸿章是清廷的一条汉犬，这个人不光是一个卖国贼，在某些谈判过程中相反他还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英雄，在一条败局的船上，他尽了他的所能。
只有生存在李鸿章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生存。他如果不签这个字，不去日本，那慈禧可能就把他杀了。日本人又说，你哪怕派来三五个省长都是没用的，我就认李鸿章，所以李鸿章先被发配到广州，除去黄袍马褂，又重新穿上黄袍马褂，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奔赴日本谈判。 之前，很多人拦着他不要去，都知道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从一个公务员的职责上看，我觉得他是伟大的。就是国家有难，我必须得去，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即所谓的保持自己的名节。
我们几十年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历史分析方式，我们又不能去完全颠覆它。认真地讲，我们不是一个很尊重历史的民族。比如说我们消灭一代王朝，为什么要把它的器物和文化、人全部都要消灭？真正的征服者是征服对手的精神。
中国人不尊重既有的历史，都喜欢从我开始“新时代”。
陈道明：如果是尊重历史的，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一代代传下来，我们现在留下的东西还有多少？
前些日子我朋友在美国买别墅，很便宜，当地政府跟他签合同，说这房子卖得便宜，条件就是哪儿都不许动。按说这房子归我了，我应该重新装修，就是不许动，破布窗户就还是破布窗户，你只有答应这个条件我才卖给你。
这是用一种国家行为来约束，一种很细心的公务作为。我们的“瘦肉精问题”也好，其他什么问题也好，我觉得最可恨的并不是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是允许他出品这些东西的人。如果你不允许杀一儆百，我相信还会有第二和第三个。
我跟你讲个例子，我女儿是做服装设计的，弄了一个布料去进行布料检测，结果是不合格，说这个布料不能达到甲A的标准，不能做服装。其实我女儿的衣服布料就是甲A的，问为什么不能过呢？特别简单，就是你没给钱。说怎么才能过呢？你交钱就能过。我女儿问如果不合格给不给过？他说也能过，只要你给钱。我女儿回来就跟我说这事。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谁会花10块钱去买甲A啊，我可以花5块钱去买甲B，甚至花3块钱去买甲C，只要我给他这个钱，我都能过，我干嘛花10块钱的成本去做这件事呢？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除了有好的制度、法律，也要有好的执法队伍。
陈道明： 对，很多人没有按照规章制度来。其实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是为民的，我们定的法律都是为了治国的，都是对的，我认为基本上都是从为国为民出发的。可为什么还这样呢？就是执行法律的人，执行政策的人出了大问题，有法不依，不作为。
中国的历史就是有法可依国泰民安，无法可依天下大乱。为什么不作为？他会怎么说呢？给我这么点钱我管这事干嘛？待遇低是不是可以成为玩忽职守、忽视生命的理由？你是化验食品的，因为你对工资待遇不满，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去吃这些有毒食品，这就有待于商榷了。
我们很多人往往都愿意当评论者，而不愿意做践行者，都愿意当指责者，很少有人真正去反省。我现在做的第一步就是自我反省，我争取做到守秩序、守法律，其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我现在只能做到这一点。
“很认真很难搞的艺术家”
在今天的影视圈，陈道明被认为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除了每天利用休息时间和编剧聊剧本、台词外，这回的《楚汉传奇》，他要求所有演员不能离开现场，没自己戏的时候就坐在旁边歇着。“别一会儿到车上去，一会跑哪儿去，满天下的喊你拍戏。”
在这样一个时代，似乎没有哪一个人是满意的。但不能因为不满意就不做好自己。
陈道明：对，我现在能做到的，一是我守护国家秩序，守护它的法律，守护基本道德观，我不害人，我与人为善。做好自己的工作，努力，尽职、尽守，我不迟到，也不早退，我在现场不懈怠，在现场拍戏我连把椅子都不带，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
二是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不做假产品，尽量做到对得起作品，就像我拍电视剧，我说这个电视剧成功与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认真去做。
前几天跟我们的这组演员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表演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真诚的问题，就是对你的人物是否真诚，对你的职业是否真诚。所以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我要求别人很多，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这回我就要求所有的演员不能离开现场。说这儿没我戏，没关系，你坐旁边歇着，别一会儿跑车上去，一会跑哪儿去，满天下喊你为了拍戏。
就是说要干一行、爱一行，对得起自己。
陈道明：成功与否对于我来讲并不重要，就包括排话剧《喜剧的忧伤》，我跟导演和何冰说，我第一个任务是还话剧的愿，我的演艺人生是从话剧起步的，它给我很多滋养，这个话剧成功与否对我不重要，我这个愿还没还很重要。
第二，我是否真诚地对待观众，是否真诚地对待这次舞台机会，这很重要。我不在乎成功不成功，绝对不是说信口胡说的，观众冷嘲热讽我都不怕，最怕的就是玩忽职守，你不做演员的作为，这是最重要的。
钱对你重要吗？
陈道明：重要，又不重要。有好戏的时候，就不重要。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条件先行，已经不是创作先行了。我对这个角色感兴趣，钱就不那么重要了。当时冯小刚把《唐山大地震》剧本给我，我跟他聊了两次，我经历过唐山大地震，跟他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问我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但是他担心片酬问题，我回答他：“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合同就签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