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族已婚男女避孕和生殖健康意识、现状分析]
时间：2019-05-11 03:29: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根据对喀什地区A县的已婚育龄男女的调查，分析了维吾尔族人口已婚男性与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与现状，探讨他们的避孕意识。第一，两性的“避孕是女人的事”意识仍然很强；第二，两性对避孕的认识不足，男性对女性健康的关心不够，女性的自我保健意识薄弱；第三，“避孕是夫妇俩的事”的新观念开始增强。结论：维吾尔族已婚男女之间正加强“避孕是夫妇两人的事”的观念，使能减少人工流产的概率,改善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扩大生殖健康宣传教育的对象范围、增强内容，不仅提高了维吾尔族已婚育龄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而且提高男性参与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对女性健康的关心度。
【关键词】 维吾尔族；生殖健康；避孕；意识与现状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自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变；由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转变；由人口控制向健康促进转变；由提供较少的避孕节育方法向知情选择转变；由行政管理向优质服务转变。［1］但是，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略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特征，再加上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有关工作落实和实行的比较晚（2003年），［2］新疆人口的生殖健康状况并不乐观，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与研究。
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6）》显示，2005年新疆妇女避孕方法的选择主要在妇女宫内放置节育器的方法，使用率为76.1%，与全国平均水平的50.57%相比高出21.04%。人工流产率达14.33%，比全国平均水平的9.50%高出4.83个百分点。《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中，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的避孕、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状况进行了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1988年是新疆的城镇地区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初步阶段，而农村地区正在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时期。从那以后的2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新疆人口的生育水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维吾尔族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计划生育效果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避孕状况尤其是其避孕意识方面尚未进行过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本次调查，了解新疆农村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已婚男性与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与现状，探讨他们避孕意识、改善生殖健康的策略与方法。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
本研究在2007年8月15日～22日新疆喀什地区A县进行。该县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0%，在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最高，社会生活条件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本研究根据维吾尔族农村地区存在早婚早育的特征，选择了20～40岁的已婚女性、和30～45岁的已婚男性共18名（见表1，M表示男性，F表示女性）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调查对象中F7,F8,F9,F10,M6是在该县的某医务所做避孕手术或人工流产来的妇女或陪着妻子来的丈夫中进行访谈，其他的13名在该县X乡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构成、职业、收入等人口特征；初婚年龄、调查时的婚姻状态等婚姻状况；理想子女数与理想子女的性别、生育子女数与性别等生育状况；避孕经历与对避孕的态度；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与服务的要求等。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第一，文化教育水平：在调查的18名中，大专文化程度的有2名、高中水平的有2名、初中水平的5名、小学水平的1名，在小学或初中上学期间退学者分别为3名和4名，没有上过学的有1名。从整体状况来看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初中水平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小学，文盲状况也存在。根据《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新疆农村地区15岁及以上维吾尔族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为10.4%，高于全疆（9.9%）的平均水平。虽然1992年起在新疆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不去上学或者上学期间辍学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农村地区升高中的条件较差，上大学的比率仍然较低。
第二，初婚年龄：调查对象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1.5岁、女性为17.2岁，结婚年龄最小的为14岁。女性未满18岁结婚的有7名，其中1988年以后结婚的有4名（F1、F2、F4、F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确定的新疆少数民族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满20周岁、女满18岁”。维吾尔族的平均初婚年龄偏低女性早婚较普遍［3］。
第三，婚姻状况：维吾尔族人口是我国离婚率和再婚率最高的民族之一，本调查18名对象中7名为再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维吾尔族人口的离婚率为4.20%，是新疆13个民族当中离婚率最高的民族［4］。
上述表明，本次调查对象的文化教育水平低，初婚年龄早，再婚率较高等特征，都反映了维吾尔族农村人口的特征。
三、调查结果
1、避孕状况与态度
在18名被调查对象中15名采取了避孕措施（以单方为算）。主要有宫内节育器、外用药、注射避孕药、口服药、避孕套、安全期等六种。其中12名调查对象已使用过两个及以上的避孕措施。使用避孕套的对象也不少，共有7名对象（包括被调查的女对象的丈夫）使用过避孕套，占调查总人数的近一半。此结果与1988年维吾尔族男性避孕率0.34%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该访谈过程中发现，被调查的男性或者被调查的女性的丈夫，使用避孕套并不是他们自愿而自觉选择的方法，而是由于妻子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使用任何一种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在妻子的请求、医生或者计生干部的建议下才选择此方法。
F2：“这是我第四次上环，每次上环没有过多久身体有不良反映就去取掉，看来宫内节育器不合适，计划生育干部知道我的情况，因此给我们发放避孕套，但丈夫不愿意…最后他也同意了，但只用了一次……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没有办法还是上环了，因为我是女人呀，应该承担这个避孕的责任。”
使用避孕套者经常使用几次就放弃使用，有些甚至只使用一次后再不愿意使用，说明避孕套的选用具有明显的短期性。 F4：“我听说过男人也可以避孕，有避孕套什么的，但从来没有想过让我丈夫选用避孕套。因为，种地和在家里我们女的没有能力干的活全都是我丈夫干，所以我不愿意连避孕的事也让他来承担。”她还谈到：“男人也可以避孕的事情我丈夫知道不知道我不太清楚，跟丈夫从来没有谈过避孕这个问题。”
F4是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意识较强的女人代表。访谈中了解到虽然她使用的避孕方法不适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从未考虑过让丈夫避孕，甚至不想让丈夫知道她使用的避孕方法和它的反映。她把避孕的全部责任默默地承担。
“……我知道妻子上环了，还选用过外用药，注射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有的有副作用，使用了身体有不舒服的反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来避孕的事。妻子也没让我使用避孕套什么的。”（M5）。
维吾尔族中大部分女性把与生育有关的全部责任承担在她自己身上，而男性把生育过程的全部责任推在女性身上。在家庭谁有决定权的问题上，大部分男性的回答是一致的，即“在家里我有决定权。”而对避孕的选择与使用问题，大部分女性的回答是“避孕是我们女人的事，应该我们自己来决定。”
在新疆农村地区，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宣传教育活动普及以来，农民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对生殖健康的认识也开始形成，持着“避孕是夫妇两人的事”的新的意识的男女开始出场。
对象F1、“……丈夫我们俩避孕套、安全期、外用药都用过。老公刚开始不愿意使用避孕套，那时候我给他做了不少工作。……”。她还谈到“因为家庭困难我没能上初中，但我从小就爱读书。最近计生干部经常给我们发一些关于计划生育和妇女健康有关的小册子，从那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被调查的男性中也出现了跟M5等其他对象的意识有区别的男性。
M4：“我认为在我们社会里大部分男人都知道男性也可以避孕的事，问题不是一定女性或者男性避孕，我的态度是夫妻俩看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但是，在维吾尔族农村社会里，在夫妇之间的避孕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发现男性自觉避孕的现象。
F12：“现在是计划生育时代，避孕方法的种类也较多一些，但大部分都是适合女性用的，已选择的方法有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合适的情况，这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丈夫的关心和配合……。”
丈夫的避孕通过妻子的请求、计生干部的指导或者被医师的建议下勉强性接受。对维吾尔族女性来说，要经过生育年龄段的几十年间，如果没有丈夫的关心和配合，谈不上她们健康地度过她们自己的一生。
四、讨论和结论
1、讨论
本次调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农村地区维吾尔族已婚男女对避孕的意识与现状。总体来说，农村地区已婚男性与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现状与他们的“避孕是女人的事”的意识紧密相关。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妇女能够自己决定使用何种避孕方法，如宫内节育器、避孕药等。受我国现有避孕节育方法的限制，大多数避孕方法为女性方法，男性用得较少，从而使得女性采取避孕方法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本研究结果发现，男性使用避孕套的情况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并不罕见，但仍然女性采用避孕方法的比率远远高于男性。男性的避孕情况是妻子选用的任何一种避孕方法不适合她的身体状况时才能选用的最后选择方法。一方面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男性较少使用避孕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维吾尔族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和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妇女更多地采取避孕节育方法。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后出现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女性对象同样反映了使用避孕措施的副作用，但男女两性对避孕方法副作用的态度不尽相同。女性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出现副作用后，往往对所采用的避孕方法持怀疑态度；当副作用影响到她们的生活时，才会寻求医生或其他人员的帮助。男性常常将女性采取避孕方法后产生的副作用视为正常现象，因而对女性的关心和理解较少。
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影响到维吾尔族农村地区男女两性的避孕意识。主要体现在由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者观念上的偏差而引起的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宣传教育的工作上。不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认为，实行节制生育，只要抓住育龄妇女问题就解决了，而忽略了男性参与节育的作用。那样只把女性看作政策对象的形式，更加助长了大男子主义意识较强的维吾尔族男子“生育是女人的事，采取避孕节育措施也是女性的责任”的意识，使家庭生育计划的有关生育、避孕等责任都推在女人身上的行为更加严重。
2、结论
归纳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已婚男女两性对“避孕是女人的事”意识非常强。避孕成为女人的一种负担，避孕的全部责任由女性承担。第二，男女都对避孕对女性健康带来的影响的认识不足。由于男性对女性的健康不关心，而且女性的自我保健意识比较低，使得女性生育经历而带来的疾病和发病率增高。第三，除计划生育政策、文化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外，维吾尔族的结婚较早、离婚和再婚率较高等婚姻状况、有关生殖健康信息的认知状况等因素都影响着维吾尔族人口的避孕意识与现状。第四，虽然大部分对象对避孕的意识为“避孕是女人的事”，但本研究反映“避孕需要夫妇的协商”新观念的开始慢慢出现。随着在农村地区男女两性之间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普及与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推广、促进男女两性的共同参与和交流，增加“避孕是夫妇俩的事”的新观念。
【注 释】
［1］ 解振明,刘鸿雁.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回顾与展望［J］.生殖与避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国际研讨会，增刊2），2006.7.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人口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人口志（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