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南北朝鲁城孔庙祭祀废兴考论] 孔庙的祭祀活动时间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摘要：自从汉高祖刘邦亲祭孔庙，孔庙地位提升，而汉武帝开启独尊儒学的政治传统，使鲁城孔庙变得崇重。经西汉元帝为孔子立祀负责孔庙祭祀、东汉为孔庙设立百石卒史，鲁城孔庙受到国家保护，成为显赫的孔子纪念地。至西晋，孔庙祭祀成为国家祀典，此后至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年间的三百年里，孔庙成为正统政权的象征之一，因此，虽然由国家领有的孔庙祭祀屡经停废，但东晋、刘宋王朝重视孔庙的领有权，使得孔庙祭祀能够屡毁屡立。北魏占据孔庙所在地区后，恢复国家主持的孔庙祭祀，改革民间的孔庙祭祀习俗，并在京师平城为孔子立庙。所有这一切为日后曲阜孔庙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鲁城孔庙；四时祭祀；继祀
　　对于曲阜孔庙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言，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鲁城孔庙逐渐成为国家祭祀。由于战乱、分裂以及政治斗争等原因，鲁城孔庙屡次被弃置于国家保护之外，却总能屡毁屡立。学界对孔庙祭祀已有系统研究，但是对于汉至南北朝时期鲁城孔庙祭祀的废兴史尚少关注，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了解孔庙历尽磨难却渐趋兴盛的因由，故笔者将愚见罗列于此，以求大家指正。
　　一、墓祭与庙祭
　　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地和庙祭祀他。在西汉之前，墓地祭祀更具有社会性，当地人在墓地祭祀孔子，一些礼仪活动也在墓地进行。司马迁记载道:“孔子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1]（P1945）鲁人岁时祭祀孔子墓，也在那里举行讲礼、乡饮礼和大射礼等礼仪活动。从这条资料看，社会对于孔子的纪念活动是在孔子墓地进行的。
　　孔子去世第二年（前478年），弟子们以孔子“故所居堂”立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1] （P1945），据郦道元记载：“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面，夫人隔东一间东向。”[2](P376-373)庙祭主要为家族祭祀。
　　比较一下早期的墓祭与庙祭，前者更隆重一些。首先，孔子墓地规模远大于庙，裴骃《史记集解》于“孔子葬鲁城北泗上”下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1](P1946)类书《皇览》成书于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期，可知此时期孔子墓地规模为百亩，这很可能是先秦以来孔子墓地的规模。当时百亩相当于现在30亩左右。后世孔子墓地不断扩大，至清代已有3000亩，形成今天孔林的规模。又据《皇览》可知，三国时期孔子墓地尚无祠堂，仅在墓前地面之上用砖砌6尺见方的祠坛用于摆放祭品。虽然直到三国时期孔子墓地的祭坛很简陋，但是规模还是较大的。其次，墓地的自然生态旺盛而高雅，“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其树柞、枌、雒离、安贵、五味、毚檀之树。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1]( P1946)这些异乡之树反映了孔子的神圣身份，荆棘和刺人草不允许在墓地存在，同样反映了孔子的高雅身份。再次，孔子墓地人气也旺，“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1]( P1945)在孔子墓地周围形成超过百户的村落，这显示了孔子的感召力。从以上三点看出孔子的社会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孔子墓地形成社会性的纪念活动。相比之下，庙的规模就小得多了，只是以孔子生前所居之堂，藏其平生衣冠琴书，为家庙而已。
　　但是孔庙自从受到刘邦亲祭之后，却开始了从家祭进入国家祀典的过程。刘邦十一年（前196年）东行镇压淮南王黥布，次年战胜回师长安，十一月行经鲁地，以太牢祭祀孔子于庙，“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1]( P1945-1946)因为有皇帝致敬在先，之后鲁地行政长官上任之际，先祭祀孔庙之后才开始执政，这成为惯例，由此孔庙祭祀开始进入国家政治视野。
　　孔庙祭祀进入政治视野这一趋势，因汉元帝为孔子立祀而得到加强。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孔子十三世孙、元帝为太子时的老师、高密相孔霸被征至京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并将户籍迁至京师。孔霸上书请求负责孔子祭祀，元帝允许，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3]（P3364-3365）这是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任命了负责孔子祭祀的人，以孔霸关内侯的食邑作为孔子祭祀基金。孔霸将长子孔福的户籍迁回鲁，令他主持孔子祭祀，此后孔福子孙世代继承这一地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封周公、孔子之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时孔福之孙孔莽（后为避王莽之讳改名孔均）为继嗣，改封号为褒成侯。褒成侯主持孔子祭祀，这延续到东汉，从东汉桓帝时鲁相乙瑛上书“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4]，灵帝建宁二年（169年）鲁相史晨又上书“褒成侯四时来祭，毕即归国”[5]的情况看，庙祭是褒成侯所主持的孔子祭祀的重点。
　　孔庙在东汉时期向政治更走近一步，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之中, 现藏于孔庙碑林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记录了这一过程。桓帝元嘉年间（151-152年），皇帝批准前任鲁相乙瑛的上书请求，诏令现任鲁相平“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个，掌主礼器。”[4]百石卒史从孔氏家族中选取有德行通儒经的孔龢担任，由曲阜令鲍叠负责建造了吏舍。《礼器碑》建于桓帝永寿二年（156年），记录了鲁相韩敕豁免孔子母族颜氏、妻族丌官氏后裔的徭役负担，为孔庙新制钟、罄、瑟、鼓、罍、洗、觞、觚等礼器，并修饰孔宅、孔庙等事。《史晨碑》的内容是报告鲁相史晨在灵帝建元元年（168年）到任后行礼孔子宅、祠孔子庙，“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供）煙(禋)祀。”[6]从碑阴记述看，这次参加参加饗礼的有907人，飨礼之后，史晨又命人补葺宅庙墙垣，种梓树，安排守墓者。由上可见两汉时期鲁城孔庙祭祀逐渐成为显赫的孔子纪念地。
　　二、太牢祭祀、四时祭祀与春秋飨祀及其变化
　　西汉以后孔庙祭祀制度有文可考，即太牢祭祀、四时祭祀以及春秋飨祀。太牢祭祀为祭祀规格，自刘邦以太牢祭祀孔庙后，这一规格被后世沿袭。 　　在时间频率上孔庙祭祀为四时祭祀。就文献资料来看，有“四时”祭祀和“岁时”祭祀两种表述法，而前者较多，如下：乙瑛上书言“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史晨上书也言褒成侯“四时来祭,毕即归国。”曹魏文帝于黄初二年（221年）诏曰“遭天下之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7]（P77）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57年）十一月诏“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8](P599)东晋沿袭西晋制度，明帝于大宁三年（公元325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8](P599)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十二月丙申诏“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9]（P89）使用“岁时”一词仅可见一、二例而已，如下：魏明帝景初年间（237-239年）鲁相上书请求国家出资祭祀孔庙，追述汉代孔庙祭祀制度，曰：“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7]（P681）比较两种表述方式，其所指是一致的。相对于“岁时”，四时祭祀是一个更加明确的表述。我们肯定地说孔庙祭祀制度为四时祭祀，不仅因为文献中“四时”一词出现的频率高，事实上，一年中分别在四时祭祀祖先正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规范的祭祀制度。据学者研究，四季祭祀祖先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经西汉时期至东汉正式确立，成为中原礼制的重要内容。
　　四时祭祀在四季的仲月分别进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月戊午诏令，将四时祭祀宗庙时间由仲月改为孟月，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10]（P2749）孔子自然不属“有邑之君”，又据南宋以后衢州孔氏南宗嫡派家庙四大祭即四时仲月上丁之日举行，[11]则鲁城孔庙四时祭祀理应在仲月举行。
　　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又增春秋飨祀，由鲁相史晨及其长史发起，“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 ……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则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臣伏见临辟(璧) 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丰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维。臣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禋（烟）祀。余□（胙）赐先生、执事。”[12]此段文字所揭有二，一是建元宁元年之前，鲁郡在春秋行乡饮酒礼之时，尚无公家出资祭祀孔庙之制；二是史晨依地方社稷祭祀例，建议春、秋乡饮酒礼时由公家出谷祭祀孔庙。史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肯定，魏明帝曹睿景初年间（237-239年）鲁相上书请求依东汉故事恢复孔庙春秋飨祀制度，可为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春秋飨祀以及四时祭祀等方面都有一些变化。首先是食邑数量的增减。西汉元帝令孔霸以八百户的食邑奉祀孔子，至平帝元始元年增加至二千户，东汉可能沿袭。但是经东汉末年战乱，继祀与食邑都废绝，曹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重建孔子继祀，只封给百户食邑而已，“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7]（P78）比起先前少了很多。第二个变化是，春秋飨祀之制在东汉末年中绝之后，魏晋南北朝再也没有恢复。曹魏建国之初恢复了孔子继祀以及百户卒史的设置，但是，当明帝景初年间（237-239年）鲁相上书请求依东汉制度恢复春秋命祭之礼，朝廷采纳了司空崔林的否定意见。崔林认为，黄初二年已封宗圣侯为孔子继祀，此即国家命祭之意，故不须“特命他官”祭祀，不须“复重祀于非族也。”[7]（P681）崔林认为孔庙应为孔氏家祭，若命他人祭祀则是“祀于非族”。这样，由官方主持的春秋飨祀孔庙之制实际上只行于东汉一代，魏晋南北朝仍然只有四时祭祀而已。第三个变化是四时祭祀自西晋开始由国家主持。上引泰始三年（267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这意味着鲁城孔庙四时祭祀由家祭转为国家祭祀。当东晋南下，鲁地沦陷，国家将原属鲁国地方官的责任委托给奉圣亭侯本人，上引明帝于大宁三年（公元325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正反映了这一点，给于“祭直”以供祭祀物品采购。这一制度被后世继承，从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因奉圣亭侯孔继之常以祭直作赌资，荒废祭祀而被废祀的情况看，刘宋是承袭了东晋的制度，包括爵号以及给于四时祭直的制度。第四个变化是，东晋以后继祀者不再拥有食邑，空有爵号而已。西晋可能继承曹魏的百户邑之封，但是当北方沦陷，封邑成为不可能的事，故东晋只能给与家族祭直，而刘宋继承东晋制度。总结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曹魏终止了东汉开始的春秋飨祀孔庙之制，孔庙奉祀者的食邑数量越来越少，甚至由于曲阜地区沦陷，继祀者爵位成空号，食邑不再，但是自西晋开始的国家主持孔庙四时祭祀的制度，却顽强坚持了下来，这意味着在分崩离析的分裂时期，鲁城孔庙地位是逐渐上升的。
　　三、继祀与废祀
　　对于孔庙以及孔庙祭祀的传承而言，西汉元帝时所确立的孔子继祀制度是关键的维系因素，凭借这一制度所体现的国家权力的保护，孔庙祭祀虽然屡遭毁废，而终能生生不息传承至今。在中国历史上，从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四百年间，因为战争以及政治斗争，鲁城孔庙继祀经常停废，但是，两汉以来儒学正统观念以及孔子的地位已经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各政权都将儒学以及孔子作为正统政权的象征，因而甚为重视孔庙以及孔庙祭祀的领有权，这使得孔庙继祀能够屡毁屡立。
　　由国家指定孔子继祀者，也开始于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接受文臣建议，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负责奉祀孔子。[13]（卷二）只是国家似乎并没有赋予奉祀者必要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史料可据知这一使命的传承情况如何。
　　有食邑的奉祀开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汉元帝时期。用于祭祀孔子的专门经济条件来自于家族的爵邑，孔子十三代孙孔霸曾在汉元帝为太子时任老师，元帝即位后尊之为褒成君，初元元年（前48年）封之为关内侯，食邑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县东北）八百户。经过孔霸请求和元帝诏准，孔霸之子孔福得以瑕丘食邑奉祀孔子，由孔霸一系子孙传承继祀。自孔霸传至孔莽（均），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改封号为褒成侯，当然，这是王莽所主持的，因而“及莽败，失国。”[14]（P2563） 　　东汉继承了王莽的制度，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三年（44年）封孔均之子孔志为褒成侯。和帝永元四年（92年）孔志之子孔损继嗣，徙奉为褒亭侯，之后“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14]（P2563）这次废祀的原因是东汉末年的战乱。
　　曹魏文帝黄初二年重建孔子继祀，以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西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8]（P599）孔震为孔子二十三世孙。东晋南朝沿袭西晋封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禅让”频繁，但朝代更替没有伤及孔子继祀的传承。不过，在南朝刘宋一代，倒是由于孔子宗族内部问题，孔子继嗣曾几次被国家取消，简列于下：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奉圣亭侯孔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以不称职被取消爵号。元嘉十九年（444年），孔隐之被议定承袭爵号。其间废祀时间持续13年。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孔隐之兄子孔熙先谋逆，孔隐之受到牵累，爵号再次被夺。元嘉二十八年（551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其间停废时间为6年。孔惠云后因重疾被夺爵，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孔迈子荂继承爵位，后因有罪，失爵。[9]（P484-485）这样，在刘宋一代从元嘉八年（431年）到泰始二年（466年）（此年北魏占据兖州，鲁城孔庙归属北魏）的35年时间里，大致说来，可考废祀时间有19年，加上孔惠云、孔荂被废之后的空白，废祀时间超出大半。
　　有一个问题是，在没有爵号的时间里，孔庙的国家祭祀是否依旧？答案是否定的，前引元嘉十九年（442年）十二月丙申诏可为证：“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这一年重新为孔子确定了继祀人孔隐之，同时诏令恢复孔庙祭祀。可见，在无人主持祭祀的时期，孔庙的四时祭祀也停废了。
　　四、北魏与孔子至圣地位的奠定
　　对于孔庙绵延至今的历史以及孔子的神圣地位而言，北魏具有重要地位，北魏终止了孔庙沦为淫祀的命运，恢复食邑，并在京师设孔庙，这开启了在曲阜之外地区建立孔庙的历史。
　　在刘宋最后一次废止孔庙继祀的时间里，孔庙也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命运转折，那就是在南北朝争夺正统的竞争中，作为正统代表之一的孔庙最终归属了北魏。从东晋后期开始，北魏政权迅速崛起，并于439年统一北方。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即北魏显祖拓跋弘天安元年，由于刘宋内部矛盾斗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兖州治瑕丘，今兖州县东北，元嘉三十六年后为兖州及鲁郡治所）降魏，北魏派北部尚书尉元等率兵迎接，结果是徐、兖、青、齐、豫大片领土为北魏占据，孔庙第一次彻底脱离自诩为正统的汉族王朝。北魏很快开始履行其主人的职责，挑选了德高望重的中书令高允兼太常前往兖州祭祀孔庙。延兴三年（473年）四月，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10]（P139）就是说，北魏取消了南朝的爵号，而另立自己的封号。
　　北魏接下来改造了民间不典雅的孔庙祭祀。孔庙祭祀何时进入民间不可确知，但是至晚在南朝刘宋时期就开始了，在五世纪六十年代末北魏占据鲁郡所在地及其周围的大片领土之前，民间祭祀孔庙就已兴盛。事实上，在东汉设百石卒史管理孔庙之前，继祀者们就并没有好好管理孔庙，《乙瑛碑》记乙瑛上书“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 因此之故才需要国家设卒史负责管理。自西晋末年起，孔庙所在地退出国家控制区域，类似百石卒史的专职管理不再，东晋后期至刘宋时期虽然重新控制孔庙所在地，但并没有恢复对孔庙管理，孔氏家族的继嗣也屡次废罢，而家族的照料也不殷勤，民间巫觋主持的类似于淫祀的孔庙祭祀，就是在这样的机会里侵入的。民间祭祀的不雅场景见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二月乙巳诏：“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10]（P136）这是由男、女巫师主持的祭祀，“倡优”不知是指男女巫师，还是果真为艺人参与其中，皆非冠冕堂皇之人。现场杀生，敲鼓乱舞，一片狼藉。又，所祈祷的所谓“非望之福”，大致为民间求财求子消病去灾之类，这种巫觋主持的祭祀与正统所要求的典雅气氛完全相反，孔庙祭祀本为表达尊崇、兼有激励后学和净化社会风气的用意，民间却赋予孔子一般神性，享受了“杀生鼓舞”就可以满足凡人的祈求。总之，这种民间的祭祀与庄重的六代之乐相伴奏的、歌功颂德的孔庙祭祀之礼相比，无疑是“媟狎”即不庄重的，是亵渎。北魏政府决定改变孔庙近乎淫祀的命运，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书规范了民间祭祀：“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10](P177)不许杀生，不许妇女掺杂其中，须要肃静，自此民间的孔庙祭祀也进入国家管理之中。
　　太和十九年（395年）孝文帝亲自祭祀孔子庙，提高继祀爵位等级，并封爵邑。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孝文帝南伐，次年二月班师，途中遣使以太牢祭祀汉高祖刘邦和岱岳，四月庚申幸鲁城，却亲自祭祀孔子庙。次日（辛酉日），诏发了一系列命令，其中与孔子有关的是：第一，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第二，选孔氏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第三，令兖州为孔子墓地种柏树，整修陵园，建立碑铭，褒扬圣德。对于孔庙和孔氏家族的发达史而言，这一系列诏令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恢复了中绝已久的孔子继嗣者的爵邑，第二，孔氏家族开始以门荫做官。
　　也是孝文帝开始在孔子故乡之外的地方为孔子立庙。太和十三年（489年）北魏立孔子庙于京师，之后，梁武帝受到启发，也于天监四年（505年）在建康城为孔子立庙，这样，孔庙从鲁城扩展到南北朝的都城。试想，如果考虑到京城原本只立社稷、宗庙、天地祭祀坛的事实，在京城为孔子立庙，其中所蕴含的对孔子的高度尊重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鲁城孔庙历经战乱与政治纷争而屡毁屡立并日趋兴盛、由家族祭祀发展为国家祭祀的历程，可以看到，自西汉以来历代王朝给予儒学的至尊地位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刘邦以太牢亲祭孔子固然提升了孔庙的地位，但是，正是对于儒学的尊重，才有了朝廷中对于作为先师的孔子的祭祀，才有了一系列保护鲁城孔庙及其祭祀的举动，诸如西汉元帝为孔子立嗣负责孔庙祭祀，东汉时期的鲁相春秋两季祭祀孔庙、为之设置管理官吏，从而使之开始成为国家祀典，虽然曹魏一度采纳崔林的意见，不再由官方祭祀孔庙，但是西晋再次承担起祭祀之责。西晋之后，鲁城孔庙不仅代表着儒学的发源地，而且，在北方部族政权参与中原逐鹿的背景下，拥有儒学及其发源地都成为正统政权的标志，因此，虽然鲁城孔庙已经在控制区域之外，但东晋刘宋王朝都没有放弃这一责任。同样的原因，当北魏因平齐战争占领鲁城等地区后，马上派德高望重的高允代表国家前往祭祀泰山与孔庙。之后，孝文帝严令约束有伤孔子尊严的民间祭祀，重续孔子继嗣及国家管理制度，并首次在京师为孔子立庙，这一举动为南朝梁武帝效仿。正因为两汉、南北朝对于孔子与孔庙的尊重，唐代才会有各郡皆为孔子立庙、将尊孔推广至全社会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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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转引自王玉池《译注》，《中国艺术报》2004 年1月2日第A02 版.
　　[5] 转引自王玉池《〈史晨前后碑〉译注》，《中国艺术报》2005年5月6日第T00版.
　　[6] 转引自王玉池《〈史晨前后碑〉译注》，《中国艺术报》2005年/6月/3日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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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占剑《衢州孔氏南宗嫡派及家庙》，《寻根》2006年第4期.
　　[12] 转引自王玉池《〈史晨前后碑〉译注》，连载于《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1日第T00版，05月/06日第T00版，6月/3日第A02版.
　　[13] （清)庞钟璐纂辑.文庙祀典考[M].杨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光绪戌寅本宅藏板出版，1988.
　　[14]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简介：金大珍 籍贯：韩国大邱 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职称：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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