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思想 [论永嘉郡城的规划思想及学术意义]

　　摘　要：温州历史城区——永嘉郡城，系东晋著名学者、训古学家郭璞选址规划，位于瓯江口南岸，为我国较早的河口港城市之一。城内七山错立，状如北斗，郭璞应用象数思维方式对该城设计规划，因城于山，号“斗城”。城连五斗之山五行之水，并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充分利用城内外的自然山水条件，符合河口港宇宙气旋顺时针左旋阳性全息规律。近1700年城址不变，历史风貌依存，是我国古代“以象制器”创作方法的典型实例，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温州；永嘉郡城；郭璞；城市规划；以象制器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7-46（6）
　　温州位于浙南瓯江口，是长三角之间的重要港口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的核心城市和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南戏的故乡，是重商经济学派的发源地，还是浙江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现正在积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温州的历史城区——永嘉郡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由当时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训古学家郭璞选址、布局，它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整体思想和“以象制器”创作方法的典型实例。近1700年城址和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历史风貌依存，为全国同类城市少见。在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并总结，深感它具有科学的规划思想和深刻的学术意义。
　　1　温州设郡的历史背景
　　汉秦以前，中原①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吴越在先秦两汉一直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为华夏文化的边缘区域。然而文化的本质是传播和交流融合，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宋代史学家郑樵曾说：“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大江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天地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为固，吴越依大江以为固。”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黄河以及长城是中原汉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屏障，长江是江南的天然屏障，当中原汉民族面临北方强力侵扰之时，中华文明有广阔的退身之地，长江以南的吴越一带成为汉民族的最佳避难所、汉文化薪火相传的基地。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丧乱引起的中国首次朝廷搬家、衣冠南渡、百姓迁徙，是中原与吴越文化对峙、交流、融合与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原文化从宫室制度到民间风俗整个移植到吴越，中华文化得以在江南延续，北方士族、土著贵族与江南风物的结合，使吴越文化站在反思北方文化的高点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思辨、刚柔相济的特质，也使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化超过北方文化，南宋以后吴越一带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为了尽快安置流民、妥善解决侨民与土著的矛盾，加速开发国土资源，细化、强化农田水利和农作技术，开创宋齐梁陈四朝继承设郡（州、县）置侨政策。完全意义上的侨州、郡、县，即中原的某州、某郡、某县陷落了，东晋朝廷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寄寓于某地，并且设官设政，管理南下的侨民，把他们编入“白籍”，不承担劳役和税务。温州在这样的背景中，从临海郡中析出，建立永嘉郡。
　　从我国城市发展历史角度看，“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③，从商朝到汉朝这2244年间，我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原一带。有文献记载的春秋城邑一千余处，现已发掘的七十六处，主要分布在河南（22处）、陕西（5处）、山西（16处）、河北（11处）、山东（6处）、湖北（6处）、江苏（3处）、湖南（2处）、辽宁（2处）、北京（2处）、浙江（1处）。秦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筑城高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这些城市多分布在长江以北。
　　河洛地区黄土层厚，土地肥沃，便于灌溉，适宜农耕，又因为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居中，在先民的心目中是“天下之中”或者“土中”。所以这些城市的规划都是以天下秩序、礼仪制度为指导思想，而空间格局都是几何图形，是对称的、有形心的。从城市的选址和分布角度看，都是以“防卫”、“农业”为原则的，可称为“环农业”城市选址、分布模式，还没有海洋意识。秦始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就沿海岸线巡视，把目光投向海洋，却因命短没有实现从黄土丘陵向海洋突破的大业。南北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虽然非常混乱，文化上却是南北交流融合的大时期，经济上由北强南弱走向南强北弱的转折时期。永嘉郡的设立，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变了，地理环境也和中原城市大不相同了，因此，城址的选择和空间布局能否适应上述双重形势是个严重的问题。
　　2　永嘉郡城选址、布局特色
　　温州置郡前为永宁县，县治在今海坛山西麓永宁巷一带，置郡时，城址初拟选在瓯江北岸的今贤宰乡一带。明《嘉靖温州府志》载：“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即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图1）时有白鹿卸花之瑞，又号鹿城，凿井二十有八，以象列宿。旧志云白鹿城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五斗山谓松台、郭公、海坛、华盖、积谷，五行水谓东则伏龟沄、西则蜃川綄纱沄、南则雁池、北则撩波沄、中则水壶沄，因凿小河以通贯之。”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永嘉郡城布局“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图2）
　　综上可知，永嘉郡城规划选址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抓住了河口港这个自然条件，充分利用了山和水两个自然要素，而这又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郭璞看到了江河入海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港口）这个大自然要素，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律是从丘陵走向河边，从上游向下游，从河埠向港口。这个规律和走势今人看来只是一个常识问题，但1700年前看到这个趋势是需要高度智慧的，何况那时的温州市区一带，还是浅屿、湿地、泻湖等，还没有形成连片的平原，城市建设用地条件可能还是瓯江北岸好一点，故有人初定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江北土轻而否定了它。请注意“土轻”二字的含义。按字面讲是土的比重轻，土质差，是沙土，含水率高，不稳定，承载力低，这些都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重要指标。但是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内容：一是包含了城市岸线和港口条件，因为沙质土是淤积、流动的，所以就没有深水岸线和港口。二是包含了港口腹地和城市发展用地。瓯江该段距离瓯北群山3000多米。用地局促，而南岸温瑞平原面积有300多平方公里，又有河网连通瓯江和飞云江，城市发展用地大，江河联运条件好，而且瓯江口、飞云江可以进一步成陆，城市可以向下游发展，这些都是港口城市的必要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永嘉郡已成为东南沿海的较大港口之一。亏得郭璞深得城市发展和河口地形变化要领，假如永嘉郡城按原先设想选址在北岸贤宰乡的话，非得重新搬迁不可。 　　郡城选址于南岸还有更深刻的科学意义——宇宙螺旋场效应。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宇宙天体和地球上的山川河流有着母子般的全息关系，银河系是自西向东逆时针右旋的（地球也是西向东逆时针右旋），遂使地球产生一个“偏向力”，河流的右岸（人跨河，水从背后流向眼前，右手方向为右岸）被水冲刷得较重，河床深且陡峭。④相反，河左岸被水冲刷得轻而平缓。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规律，因此，河口港城市绝大多数都在河口右岸，关于此，打开地图便一目了然，不管中国、外国都是这样。不符合此规律的仅少数城市，它们要么横跨河流两岸，要么是先在右岸，后发展到左岸的，海港城市不宜论左右。
　　第二层次是对城市周边的山和河湖水系充分利用。郡城东西跨山，北临江，南濒会昌湖，城内利用三条纵向河道九山河、信河、大街河（今解放路）把城内东南西北中五个湖联系起来，并凿小河贯通，成为鱼骨状河网，和城外平原湿地、河网互依互存，并以此为街坊骨架，成为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郡城的河网密度，据宋淳熙四年（1177年）浚河文献记载，“举环城之河以丈率者二万三百有奇”，以1宋尺=0.32m计，算得当时河长约65公里，古城面积为6km2，则城内河道密度约为10.8km/km2，超过了宋平江府（苏州）5.8km/km2，绍兴府7.9km/km2，称为中国威尼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倚江、负山、通水”的原则布置街巷和建筑，到南宋时人们还津津乐道：“昔之置郡者，环外内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叶适，《永嘉开河记》）， “楼台府舟楫，水巷小桥多”。据《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当时永嘉城内有桥143座，桥梁密度为24座/km2，大于宋平江府城21.7座/km2，略小于清代绍兴城30座/km2。
　　暂抛开五水配五行、二十八井象二十八列宿这些神秘但又科学的理念不讲，郡城凭借山势、利用水网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3　永嘉郡城规划的实际功效
　　3.1　具有交通、运输、排水、防水、防卫、防疫、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
　　滨海地区的造田、修兴水利活动，多开凿河渠将各自入海的河流连接起来，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浙南的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条大河很早就相通了，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光绪《永嘉县志》说：“昔人谓一渠一坊，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
　　温州的地下水位高、湿气重，直到今天，还存在水土热，容易“上火”的缺点，城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浚河活动，就包含了这一目的，宋代叶适在《永嘉开河记》里记载此功能——“永嘉非水之汇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运输、达舟楫也，而以节地性，防火灾、安居、利用之大意也。”
　　3.2　具有蓄洪、调洪、防潮的作用
　　郡城位于永瑞平原北端，温端平原史前是海峡，由地壳活动慢慢形成。为造地和改良土质，人们便在泻湖基础上将其改造成状如棋枰的河网。河网一方面起到土地减碱作用，另一方面储存或排泄平原西部大面积山地的地面水。假如当初的建设者没有这种区域泄洪观念而将城内河道都填塞的话，无异于以身挡水，每年受洪水威胁。城内五沄及纵横河道很好地配合了平原河网，起到了旧志上所说的“遇潦不溢”的作用，确保城内平安。
　　3.3　永嘉郡城规划的防卫意义
　　在冷兵器时代，依山筑城对防御来说是最省钱又是最有效的选择，温州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如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军在华盖山构筑工事坚守，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宋宣和年间方腊攻城月余遁去。⑤
　　3.4　“口”字形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
　　我国的城市中心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先是以宫廷、府衙为城市中心，其次是以繁华的商业街、大百货商场为中心，现在走到了以绿化、文化空间为城市中心的阶段，又以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为城市的最高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地政府都不惜巨资，大拆大建。而温州早在1800多年前郭璞选址卜筑的郡城，城中郭公山、九山湖、松台山、小南河、积谷山、华盖山、海坛山、瓯江、江心屿构成一个“口”字形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为历代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场所，又是温州的历史文化走廊，可以说温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文化活动、著名历史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和这条走廊有关系。今天，它仍起着唤醒城市历史，对提升市民人文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4　永嘉郡城的规划思想和学术意义
　　4.1　“以象制器”的规划思想
　　郭璞卜筑永嘉郡城时运用了“星斗”、“五行”、“列宿”这些理念进行选址和布局，这种创作方式和指导思想，可用“以象制器”四个字概括。
　　“阴阳”、“五行”、“象数”是我国古人认识世界的三大方法。“以象制器”也叫“观象制器”，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它从观察天文地理的具体事物出发寻求事理，归纳总结出形而上的符号化的“象”，再按照符号化的“象”，制作产生具体的器物。
　　“以象制器”的理论基础是道器之说，道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器是具体事物。我国古代哲学认为，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即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创造的器物必须符合道的要求，《老子》最先提出：“朴（道）散则为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之说用现代语境表达是说一个人做事情或制造某一产品，先必须有指导思想，符合万物生存规律的器才是好器。“以象制器”中的“象”就是“道”的符号化或者说图像化。因此，这种今人看来晦涩玄秘的规划理念，它的科学成分及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4.2　“永嘉郡城规划的学术意义
　　4.2.1　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制度见诸于《周礼考工记·匠人》，称“匠人营国制度”，这种制度下的城市规划，不考虑地形地貌、周边环境和气象条件，而是以“人”为中心来规划的，这里的人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天子帝王。城市的空间图式是方方正正的对称图形，有一个中心，有轴线。宫城居中，宫城外环列庙、社、宫署、仓廪、市、坊闾等各种功能用地，规模为方九里，四面各开三门，道路用方格网式，九条横的，九条纵的，称九经九纬道路系统。（图3）皇城如此，省、郡、县城同样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将宫城改为衙府，其余则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这种以“君”为城市的本位，以“天下观”和“礼”（社会秩序）的规划原则，以方形为平面模式，丝毫不考虑自然条件的规划制度，显然是不科学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以管子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提出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加进了经济因素，使城市从单一的政治职能走向政治、经济双重职能，同时引进了“民”的概念，提出“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理论。城市空间外扩，增加“廓”作为经济活动场所，里坊为廓的主体，供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商业活动需要，宫的规模缩小。（图4）永嘉郡城规划理念又前进了一步，引入了自然元素，把山、水、地质、用地等作为城市选址的首要条件，并按照地形地势（水网）来布置城市道路。《管子》规划理论中虽然提出道路不必中准绳，但原则上还是方格状的，永嘉郡城的道路是鱼骨状的，其中很多道呈 “丁”字交叉，究其原因，是道路跟着水网走，而水网又是适应围淤造田和多台风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温瑞平原是在海涂、泻湖的基础上，用挖河渠、筑堤塘、排水、去湿、围淤等手段造成的，是水力和锄头共同用力的结果，水网和土地的样子便成了农具中的耙、耖状，或称为“荷叶状”。郡城内保持并适当改造了这样的地面和水网，道路依水而筑，成为鱼骨状，建筑沿路布置，其中的“T”形路口与建筑，可抵挡、减轻台风的危害。
　　上述三种规划，可以抽象归纳出三张图式——“周礼·考工记”：天+君；《管子》：天+君+民；永嘉郡城：天+君+民+自然。三者的递进关系和优劣一目了然，所以可以说，永嘉郡城规划思想是我国城市规划思想上的一次革新、规划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4.2.2　整体城市学结构思想
　　城市既是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方空间，又是天体中的一个质点，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天文”的影响，它教导我们必须从天、地、人三者的节律上看问题，以自然象兆为认识的出发点，寻求天地之理、人文之理，把城市的整个活动置于宇宙的流程中。近代发现的宇宙螺旋场全息律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天体银河系逆时针右旋给地球一个气场，而人和地球上的一切物质都存在着一个微轻粒子场（即人和一切物质都存在二种形态，一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实体，二是实体外还有一个感官不能觉察的雾状场态），人体包括物体城市气场和宇宙螺旋场是全息的（息息相通的）。近代科学刚刚发现的这一现象，我国古人早就觉察到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曰“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郭璞“以象制器”规划永嘉郡城，是对定律的实践应用。
　　用“以象制器”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仿生象物”规划出来的城市和村庄，是中华民族哲理智慧、创造精神的物化，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翻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录，或打开有关学术著作，这类城市村庄群星灿烂。如苏州古城，用“象天法地”手法，以神龟八卦模式布局，最早（前514年）由伍子胥创意，经历2500年长盛不衰。山西平遥古城，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建，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取“龟前戏水”意象。成都古城为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由张仪主持，依龟筑之，名“龟化城”，简称“龟城”。又如福建泉州古城、龙岩县城、宋代汴京（开封）、四川眉州城、安徽亳州城、顺德府城（今河北邢台）、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都因形如卧牛或其他原因称“卧牛城”。此外，还有仿生植物梅花、莲花、葫芦等的古城，多科名甲第，雀起蝉联，文武簪缨。以上列举众多仿生象物的城市有个共同特点——意象对象没有一个是天上的，而永嘉郡城的意象是“星斗天象”，因此从学术角度讲就特别珍贵。
　　4.2.3　关联式思维方式和原始的预测学
　　“象”的思维方式是关联式思维方式，它认为万物的运动演变不是被某一种力量（上帝、神）控制左右的，而是万物在共同的环境中相互适应、相互感应或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理念，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中称作“距间作用”。所谓“距间作用”是说宇宙中彼此不同的事物会互相发生共振，这种思想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益的，我国古代很多活动内容和规范，很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都是以它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城市选址的“择中”思想，中国建筑的轴对称原则，城市空间的开放性现象，均是由“距间作用”孕化而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以象制器”是原始的预测学。象的出发点是预兆，尤其是天文显示的预兆。这种预兆是以占卜方式来完成的。根据象兆来推断事理、决定行动，是把现象归纳、提升为符号化的“象兆”，并成为以后观察世界的出发点。这样的工作方法，具有一种超越一般科学的特殊能力，它虽然从巫术形式操作带有一系列违反科学的特点，却道出了生产（物质文化）和造艺（精神文化）的一种内在肌理。一种文化产生“象”的方式，会深刻影响该文化的文化外观——“器”以及行为方式。这种文化映现的“象”也会如广义的精神那样贯穿于器物、艺术和人的气质精神。如中国何以成为诗之国，诗又以“意境”为特色，中国绘画以写意为中心，中国人的思维以“悟”为特长，中医讲究切脉和观象，共同基因是“象”和“以象制器”。
　　4.2.4　宇宙类比和精神暗示意义
　　古人认为人体与宇宙间有一一对应关系，推而言之，人类的伦理行为与天体的运动，国家、社会和宇宙整体之间也有一种对应关系，这一观念称作宇宙类比。它说出了天人感应的秘密，同时引申出中国人行为动力的另一个特点——精神暗示。
　　北斗星有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双重作用。此外，北斗星还具有某种社会政治和社会伦理意义，由此衍生出与天界秩序相对应的以北为尊观念。孔子拜北斗星，并教导为政者要以美德执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史记·天宫书》中甚至称“斗为帝车”，北斗星成了一国之君的坐车和方向盘，直至汉代的栻盘，还是以北斗为中心，来抉择方位。这一观念给古代中国城市和建筑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有中轴线，城市的各项用地，各种建筑都以南北为轴，一进一进有序地向既定目标发展。
　　作为逻辑运演工具的卦爻之象，没有一种精神的定义和使用的界域，它的使用是启发式的，其意义在于以先人的认识言论为起点，随着社会生活的推进，可以不断地扩大含义，这种意义一旦沉积下来，又为更后的一代提供了思维的工具。这种方法论上的模糊性和宽容性启发着人们的心智，它具有深远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产生新的理念和作品。 　　4.2.5　现实社会启发意义：
　　当今世界，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对可用土地和水资源的极度开采，生态破坏引发沙尘暴、旱灾、涝灾等一系列问题，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最深刻的哲学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得再好，都不是好国家、好政府。
　　“象”的思维方式和“以象制器”的创作方式，告示人类“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人只有和天、地和谐共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自己融到天地中，方能世代延绵地过上好日子。这种思想，比起工业革命后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进了一步。“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生态破坏，以致威胁人类生存。“象”和“以象制器”启示人类以生态为中心，要有限地发展人类及适当限止人类物质生活，学术上建立“深生态学”，这种学术观念的基本点是生物圈平等，它具备如下四点环境价值观：
　　（1）人和大自然所有物种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大自然不仅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2）保持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人类幸福的前提；
　　（3）人类对物质的要求应当有克制、有限度；
　　（4）简单平淡，是新的生活价值观和消费方式，人类生活的文明尺度，不在于生活标准（物质占有量），而在于生活质量（物质的充分利用和精神生活的完善）。
　　以上启示，应用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是致力城市生态建设，发展生态城市；从城市管理角度讲，要推行管理权能的行政生态学。
　　注释：
　　①　广义的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的全部或部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心，代表了黄河文化的核心部分。
　　②　郑樵．《通志·二十略》卷四一《都邑一》．中华书局，1995.
　　③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
　　④　张惠民．《中国风水应用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 35-44.242.
　　⑤　邵乃兴．《东瓯大事纪年》（唐、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参考文献：
　　[1]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2]　吴庆洲．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J]．营造（第三辑·第三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2004.
　　[3]　张惠民．中国风水应用学[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4]　佚名．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7明嘉靖温州府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
　　[5]　顾晓鸣．有形与无形：文化寻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于向凤

推荐访问:永嘉 意义 学术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