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电书记 [致赵起扬书记]
时间：2019-04-03 03:19: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起扬 (1918一1996)，河南开封人。 十八岁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到1945年间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参加《白毛女》、《前线》、《粮食》等剧演出。之后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秘书、冀南区党委文委副书记等职。1952年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组建工作，长期担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老赵：
我习惯这么叫你，老人艺的人对领导都不称呼职务，显得亲切。大伙心里知道，你是个好领导。艺术单位的行政管理者，能懂艺术、尊重艺术人才，不多见。北京人艺蜚声中外，人艺的导演、演员、编剧，很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可你做了二十五年党委书记，知名度却不高，这又不多见。
我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到人艺看戏，散场后和剧组人员交流，大家把周总理围在舞台中间，情緒热烈。突然，总理问：“你们党委书记来了吗？”人群的后面传来你的声音：“我在。”周总理说：“你到前面来嘛。”没办法，你总是不肯出头露面，性格就是内向。剧院里人私下都说，老赵话不多，笑容也不多，可是有一股子河南人的犟劲儿。
1952年，你才三十四岁，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就把北京人艺这副重担压在了你肩上。你在剧院里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老院长曹禺的说法是：“一个戏剧团体，如果只是一群艺术家们整日沉浸于他们的艺术活动，那么这个艺术团体必将逐渐走向纷乱。因此，一个戏剧团体必须有一个精明强干的组织者，一个真正的戏剧内行……北京人艺幸运地遇到这样一个组织者。”
1959年，剧院排演《蔡文姬》，我在戏里扮演单于王手下的一个胡兵。有天上午，剧组到颐和园春游，大约是乐极生悲，中午时分，我突然发起烧来，一量体温已近三十九度。我急了，晚上还有演出，怎么办呢？剧组赶紧派人乘出租车送我到隆福医院，医生诊断是感冒，打针吃药后，我回宿舍睡了一觉，晚上照常演出。过了两天，我去财务科报销出租车票，却遭到拒绝。会计说，春游是个人行为，有病也是个人行为，都不是工作，当然不能报销。
我一听觉得有几分道理，心想算了。后来不知谁告诉了你，你把我和会计都叫到办公室，问明情况后，你问会计：“晚上参加演出是个人行为吗？人家为了保证晚上演出，赶回来急诊看病，也是个人行为吗？我的意见是应该报销出租车费。”会计听了以后，点点头，就把出租车费给报销了。
1958年“大跃进”，有的演出队在外省巡回时，提出了自愿取消发放夜宵费的“革命”倡议。而且，汇报中说这是全体演职员队一致同意的，请求党委批准。
党委会上，你听完汇报，立即指出这种做法不妥当，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有位委员小声说了一句：“这是群众的意见嘛。”你当场大声说：“群众意见，那还要我们领导干什么呢？”大家都不吭声了。你就接着说：“当前在人们头脑都比较热的时候，有人提这样的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可能是出于真心，然而，所有的人是否都是真心实意呢？恐怕，有的人心里并不愿意，但不敢说，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坏名声。他们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就很辛苦，按规定，晚上演出超过十一点才给两毛钱夜宵费，如果连这点儿补助也取消了，大家的身体怎么能顶得住呢？”
结果，党委会把取消夜宵费的倡议给否决了。有人说，这事上能看出，老赵当领导的真功夫。
1959年，《戏剧报》邀请你写文章，总结介绍北京人艺的成就。当时有一种“空气”，就是歧视反面人物形象。演员扮演反面人物，演得再好，报纸和电台也不宣传，宣传的都是工农兵英雄形象。甚至有的剧团，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不能参加谢幕，首长上台接见也不能握手。北京人艺上演《日出》后不久，竟然有人向剧院反映，说有的观众在大街上追着扮演胡四的演员董行佶搭话。你听了之后反问：“这算什么问题？只能说明小董演得好。”所以在给《戏剧报》写文章时，你就列举了一些演员成功扮演的反面人物，如《日出》里的胡四、《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茶馆》里的庞太监等等，你说：“反面人物也是导演和演员，特别是演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难道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也成‘反面’了？”
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先生，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试验。你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民族化的重要开端，就向焦先生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焦先生很快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排练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前途的试验，圈内关注度很高，一时之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的传闻不胫而走。有的演员也很不适应这种大胆的试验，在舞台上手足无措。这种情况下，作为剧院领导，你的压力并不比焦先生小。记得你说过：“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緒，只要我有一点犹豫，那就全乱套了。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看到，半年多的排练时间，你硬是搬了把椅子坐到排练场上，焦先生排戏，你苦口婆心地做演员们的说服工作。
终于，等到《虎符》公演，震动了整个话剧界。
然而，1957年的夏季很不平常。《虎符》正在北京舞台上引起轰动效应，焦菊隐先生却一夜间被人指出很多“右派言论”。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眼看厄运就要降临在焦先生身上。
这当口，北京市委让统战部长廖沫沙把你和欧阳山尊叫到办公室，了解焦菊隐的情况。你是这么说的：“焦先生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而且重用。”
欧阳山尊也同意你的看法。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要进行一次小范围的批评帮助。”
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你能做到尽量缩小打击面，坚决、及时地纠正偏差。有的演员历史上存在某些污点，可又够不上受处分的级别，上级曾提出应当给予这样的演员撤职处分。你不赞成，说：“演员是什么官？能往哪儿撤呢？演戏不合适，让他们搬布景、看传达室就合适了？演员的专长就是演戏，不许演戏并不利于个人改造。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以及现实的表现，让他们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有个老演员曾经眼含热泪地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在别处，不定哪次政治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有什么发展。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到赵起扬这样的党委书记！”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到《周易》里的一句话：“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就把这句话送给你吧。老赵，如果天堂也有剧院的话，你还可以当个好书记。
梁秉堃
二零一二年六月
于北京人艺
梁秉堃 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54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剧本《谁是强者》、《王建设当官》、《阵痛的时刻》、《冰糖葫芦》等，评传《在曹禺身边》、《我说于是之》、《老师曹禺的后半生》，回忆录《史家胡同56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