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 为什么说王莽是穿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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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莽改制的失败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王莽的个人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统治者的心理性格对其统治政策的制定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本文试从王莽复杂的心理性格入手，分析其在改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王莽改制；性格；个人因素；失败
收稿日期：2006―10―15
作者简介：张丽(1974-)，女，黑龙江省牡丹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王莽是两汉之际特殊历史环境形成的转折时期的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既有扭转汉运衰微的志向，又有篡汉的狂妄野心。他上台后所进行的改制措施，既触犯了达官显贵的利益，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其结果并没有扭转汉朝的颓势，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改制的失败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王莽的个人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统治者的心理性格对其统治政策的制定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本文试从王莽复杂的心理性格入手，分析其在改制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一、从王莽的身世及其进阶前后的表现来了解这一复杂人物的性格心理
王莽出身于外戚贵族。其父王曼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成帝即位后，王氏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成为西汉一代中最显赫的家族。而王莽因父亲早逝，并没有轮到封侯，哥哥又壮年早逝，留下了孤儿寡母，王莽的家境十分贫寒困苦。在这种逆境中生存，使王莽从小就形成了内向、自尊又自卑，趋向偏执的矛盾性格。他在困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变压力为动力，顽强进取，奋起抗争，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生活地位。
王莽熟读经书，拜名儒陈参为师攻读《礼经》。《礼经》讲的是社会礼仪、做正人君子的信条及官阶制度，这些对王莽的为人及性格都有很大的影响，也为其日后步入政坛奠定了基础。和同门兄弟的“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形成鲜明的对比，王莽则“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并“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他的谦虚恭谨、勤奋好学、至亲至孝的行为博得了一致的公认，被师友及邻里们交口称赞。
王莽的进阶，得益于其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为其提供的机会。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得了大病，王莽主动竭尽全力服侍孝敬。“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此举感动了伯父，王凤临终时向太后及成帝推荐了王莽。不久，王莽便做了黄门郎，迈出了摆脱困境、出人头地跨向政坛的第一步。他克己奉公、挚诚待人，所得俸禄也多用来赈济同僚，家中没有余财，平日里生活极其俭朴，其清名流传一时。王莽先后被升任为校尉、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其宦途可谓是一帆风顺。王莽努力塑造的儒家君子的形象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在笼络人心的过程中，他道德典范的一面尽人皆知，政治野心、阴谋诡诈的一面则包藏不露。
王莽继任大司马要职后，开始了辅政的历史。这是西汉末年极端腐败、没落、混乱的年代，客观上为王莽篡汉提供了条件。王莽并不以官高位尊而盛气凌人，而是更加俭约谦虚，礼贤下士，继续收买人心，扩大影响。当王莽踌躇满志、誉满朝野时，由于汉成帝病死后定陶王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定陶派的外戚势力涌入朝廷，一度把王莽排挤出朝廷，别居南阳。汉哀帝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王莽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向其政敌进行报复。
历史环境和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在急剧膨胀的政治欲望的驱使下，王莽性格中的阴狠残忍暴露无遗。在南阳别居期间，其二儿子王获因杀了一个奴婢，王莽便迫令其自杀抵命。此大义灭亲的举动，成为王莽东山再起的政治砝码。王莽复任大司马一职后，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实施政治复仇计划。清洗定陶外戚和赵飞燕一族势力。为解心头之恨，竟挖掉傅、丁两后的坟墓。同时，还建立了一套王氏政权的班底。投靠王莽的，委以重任；不愿被王莽所用者，罗织罪名，或罢或杀。王莽有条不紊、一步步地巩固了自己独揽朝政大权的基础，并开始向权力的顶峰迈进。
当一个人掌握了大权，就会有阿谀奉承的小人接踵而至，从而加速膨胀掌权者的野心，推动其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名位。大臣们上书，赞颂王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为安汉公”，只有这样，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王莽再三推辞后，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是王莽以退为进策略的实施手段。拉拢刘氏宗族，取悦姑母王政君，增加其对自己的信任；将女儿嫁给皇帝，名正言顺地成为国丈；派“风俗使者”到各地搜集、制造符瑞，为执政提供祥瑞的证据。这些都是王莽为自己顺利代汉而采取的手段，可谓是费尽心机。最终毒死汉平帝，铲除了代汉的最后障碍。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式登基，建立新朝。王莽利用当时劳动人民对汉王朝失望的情绪，用他的新朝代替了汉朝。
二、新的封建统治者上台，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能得到民心，稳固新政权
新的统治者能否成功，不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他的作为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否有实现这些作为的策略和措施。
在危机和希望中上台的王莽，决心进行一番改革。他熟读《六经》，相信《六经》，企图以《六经》为准则进行改制。王莽认为汉朝衰微，就是因为违背了《六经》主张的礼乐制度和大同思想。西汉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使社会各阶层都把希望寄托在古代，因此，王莽顺应了当时复古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也借托古改制以争取人心。
此时的王莽暴躁易怒、急于求成的心理逐渐占了上风，致使其改制的措施有的出于草率，有的源于其一时的心血来潮，这就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第一项改革措施是实行“王田、私属”制。针对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此令遭到了大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愿交出多余的土地，所以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样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罚获罪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端，加之反对的人太多，此项法令只得中途废止。
第二项改革措施是关于国家税收和商业管理的。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颁布“五均赊贷”和“六莞”法。其目的是阻遏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平抑物价，利国利民。由于缺乏周密的考虑和部署，并没有顺利得以实行。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了打击。以上改革措施使地主、官僚、豪绅、富商的利益受到了打击。他打击的对象恰恰是其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注定了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14年中五改币制，就是对其急躁性格的极好的诠释。早在王莽摄政期间已开始对西汉货币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造成了中国货币史上最为混乱的历史。开始时只是为复古，模仿周代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株钱从武帝时大量生产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的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还对典章制度进行改革，想从内容和形式上彻底以新代汉。更改官名、地名、建筑名。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有的郡一年间改名五次，最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名称。这样频繁地更名，势必会打乱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生活，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狂妄自大的王莽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政策。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国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动用了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大量的军队长期陷于边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造成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苦难。王莽主动挑起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从早年谦恭勤谨的儒生到晚年性情躁扰的君王，两种极具反差、异常鲜明的性格特征集王莽于一身，足以说明其复杂矛盾的个性。这种复杂的性格，使其在颁布改制措施的过程中出现了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的不切实际的荒唐行为。对政策的适应性缺乏周密的考虑，只知凭借权力施以严刑峻法，结果造成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引起人民的疑惧和不安，失去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从“拥莽”转向“反莽”，天怒人怨，内忧外患，最后在起义大军的包围中葬送了短命的新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