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清代广彩瓷*

漆 峥 高 明

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途，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西方人非常痴迷中国瓷器，为了适应西方市场需求，中国出现了专为外销的瓷器，广彩瓷就为外销瓷的一种。广彩瓷的器形、纹饰与我国瓷器传统风格不同，如在西洋式带柄茶杯器身上绘制西洋景致和清装人物纹饰，展现出融汇中西的独特风貌。16世纪西欧国家和天主教会向中国派出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扩大教会势力。早期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具有科学知识，掌握透视原理、西方绘画技法等，他们以学习汉学，传播西学为途径进行传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学东渐与汉学西传。广彩瓷器形、纹饰是按照外商客户提供的样式订制，广彩瓷工匠接到外商订制需求进行中西艺术融合制瓷时，极有可能参照了清宫传教士画家、中西画法融合开创人郎世宁的作品。现关于广彩瓷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在广彩瓷艺术风格分析研究、广彩瓷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广彩瓷教学与传承研究等方面，较少结合时代背景、当时时代下的群体来研究广彩瓷。本文结合文献史料和古沉船遗址、遗存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瓷，梳理海上丝绸之路与清代广彩瓷、西方传教士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对清代广彩瓷的影响，以期深化和完善广彩瓷的相关研究。

瓷器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创造的成果，具备使用和欣赏功能，被全球人民喜爱和追逐。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外销瓷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南北朝时期我国各地已普遍都能烧制出成熟的瓷器，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随着海上交通的兴盛，唐代瓷器被大量输出，外销瓷品种主要有长沙窑瓷、浙江的越窑瓷、北方的白釉瓷和广东窑烧制的瓷器。宋元时期政府采取主动开放的海外政策，外销瓷的品种不断扩充，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也参与到海外输出贸易中。明清时期制瓷业格局发生变化，景德镇成为制瓷业的中心，景德镇青花瓷大受国内外市场欢迎，被大量输出。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使全球海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为了适应瓷器外销的需求，清朝广州出现了专门针对外销的广彩瓷，主要销往西方和美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伴随着外销瓷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史料和沉船遗址、遗物就是最明确的证据。

中国航海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说苑》中有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之事，(1)刘向：《说苑》，杨以漟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页。《韩非子》中有“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之语。(2)王先慎：《韩非子》，姜俊俊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9页。《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3)刘安：《淮南子》，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78页。乘船迷失方向，无法辨认东西南北时，见到北斗星、北极星后就能醒悟，表明当时的航海活动已利用天文导航。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海上交通路线的中国史籍《汉书·地理志》，当中勾勒的海路往返全程历时近两年，输出货物主要为黄金和丝织品，输入商品主要为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4)班固：《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84页。1983年6月，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发现并发掘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了五枚非洲象牙及一个波斯风格的银盒，这些出土遗物说明当时中国与南亚、中亚有贸易往来。

唐代中期，阿拉伯人用阿文记述的《苏莱曼东游记》，是与中国通过海道通商交往的最早史料。(5)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ān)航海东游中国、印度等地，作游记一卷。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另一位阿拉伯人哈桑(AbūZaid Hassan al-Sīrā-fī)为游记撰补注一卷，最终完成。1923年法国人费朗(Gabriel Ferrand)根据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游记手稿，将其译为法文。刘半农、刘小蕙父女把法译本游记译成中文，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蔡元培为《苏莱曼东游记》题写书名。穆根来、汶江、黄倬汉根据J.索瓦杰(J.Sauvaget)的法译本(卷一)和藤本胜次的日译本(卷二)合译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比《马可波罗游记》要早大约四个多世纪，游记中记述“中国有一种品质很高的陶土，把它做成碗(或杯)，可以做得和瓶子的玻璃一样薄，里面放了流质，外面可以看得见；
这种碗就是用那一种陶土做成功的。”(6)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刘小蕙译，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第33页。可见当时航海商人对航线和中国瓷器有一定了解。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adhbih,820-912)的《道里邦国志》详细记载了从波斯湾的巴士拉通往中国的航线、日程等。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则详细描述了从广州通往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新唐书·地理志》载录了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有关航道的记载。(7)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从上述文献史料可看出，唐代中国对外交往、通商都非常活跃，考古发现和研究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并且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始于唐代。(8)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黑石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有金银、玻璃、陶瓷器物等6万多件，其中陶瓷数量最多。考古学家认为“黑石号”沉船为9世纪上半叶，即唐代中晚期的阿拉伯沉船。(9)陈克伦：《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年第4期。另外，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大量9—10世纪的越窑瓷器，相当数量的广东窑瓷器，少量的长沙窑瓷片和唐三彩瓷片。(10)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晚唐、五代外销瓷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长沙窑瓷上的点线花纹与伊朗建筑穹顶的连点图案有相似之处，器形上模仿波斯金银器的器口卷边、瓜棱腹。(11)刘淼、胡舒扬：《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1页。可见，不同消费地域对中国外销瓷种类的偏好有所不同。

中国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的向海外运销，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宋朝在广州、杭州、宁波等地设置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还常常派使臣出海开拓海外市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了海上和陆路贸易路线、贸易商品种类等。(12)周去非：《岭外代答》,北京：文殿阁书庄1937年，第42页。赵汝适《诸蕃志》相比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内容更丰富，介绍了58个国家和地区。(13)赵汝适：《诸蕃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另外，朱彧《萍洲可谈》中描写了宋代商船装载货物出海贸易时的情景，“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4)朱彧：《萍洲可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8页。“南海1号”沉船的沉没地属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目前“南海1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余件，其中瓷器约16万件(套)，大多产自宋代的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出水了青瓷、青白瓷和酱黑釉瓷等，初步认定为南宋时期的船只。福建连江定海“白礁1号”沉船遗址出水一批福建地区窑烧制的黑釉盏，专家初步认定沉船年代为南宋时期。

元朝海外贸易非常兴旺，远超汉唐时期。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旅行家周达观奉命随使臣赴真腊(今柬埔寨)，1297年返国后根据亲历撰写《真腊风土记》。陈大震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撰成《南海志》二十卷，大部分早佚。《永乐大典》辑该书所载大德年间与广州通商海外蕃国140多个，现仅存卷六至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卷七“物产”罗列了舶货与诸蕃国。中国人扬帆西洋的同时，欧洲人乘船东来，在元朝时期越来越多。尤以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最为著名，《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从地中海岸至中国的见闻。元末航海家汪大渊，根据两次随外贸海船出洋经历，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撰写《岛夷志略》，书中详细记载了我国元代瓷器外销的地区和品种。元朝中国出口商品主要还是瓷器，可从“新安沉船”等沉船看出。1975年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的新安海域发现一艘沉船，打捞出水瓷器二万多件，多出自龙泉窑、定窑。考古学家认定此沉船是至治三年(1323年)由中国庆元(今宁波)出发驶往日本九州福冈的。2010年对西沙群岛“石屿2号”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出水了一批景德镇窑产的元代青花瓷。

明代前期，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中国瓷器向海外输出主要依靠朝贡体制。洪武九年(1376)，琉球“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15)《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外国四“琉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1页。洪武十九年(1386)，“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赉磁器往赐”真腊国。(16)《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真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94页。永乐十七年(1419)，“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谴官多赉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尔罕诸国”。(17)《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失剌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15页。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海洋舰队下西洋。现存的“三书一图”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情况，“三书”分别为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一图”为《郑和航海图》。郑和下西洋时期输出了一批陶瓷器，“三书”记载了用陶瓷器交易的情况。明政府颁布了很多禁止居民私通境外及私自交易的律令，规定“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18)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1页。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仍有私商进行走私海外贸易，这也是明代前期陶瓷器外销的途径之一。马来半岛沿岸的杜里安(Turiang)沉船、泰国湾的“西昌岛二号”(Ko Si Chang Ⅱ)沉船和印度尼西亚水域的马拉内(Maranei)沉船出水了一定比例的中国陶瓷器，以龙泉青瓷器为主。在日本、琉球的遗址中曾发现福建、广东窑口仿龙泉窑青瓷的产品。明代前期保持了元代以龙泉青瓷大量海外输出的态势，同时福建、广东等地民窑生产的瓷器通过走私等途径流入海外市场。明初的禁海政策对瓷器海外输出造成直接冲击，输出数量急剧减少。明代中后期，官方海上贸易萎缩，东南海上私商的海外贸易兴起，将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再一次大量输出到东南亚市场。利纳沉船、福建平潭老牛礁沉船、香港竹筒湾遗址发现了大量明代中期的青花瓷。

此时，海外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王室特许、私人集资的海外航海探险活动拉开序幕，他们相信厄拉托西尼 (Eratosthenes)等欧洲古地理学家认为地球是圆形的观点。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玛率船队绕好望角东行到达印度西海岸。明朝葡萄牙人东来后，建立了澳门—满剌加—果阿—里斯本航线。这一时期，西班牙横跨太平洋，建立了西班牙—南美洲—马尼拉—西班牙的环球航线。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岛发现一艘沉船，命名为“南澳1号”，出水近3万件文物，涵盖瓷器、漆器等，初步认定沉船时间为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圣迭戈号”(San Diego)沉船遗址出水500多件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明代中后期，民间海外贸易力量越来越活跃，出现了郑芝龙海商集团。17世纪初大部分海上贸易主控权逐渐落入荷兰人手中，荷兰成为西方与中国之间最大的瓷器贸易商家，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中国瓷器大量外销的重要时期。17世纪40至80年代，实行的海禁政策及频繁的战乱、王朝的更替，严重影响了外销瓷的海外输出，几乎外销停滞，日本瓷器一度成为海外市场中国瓷器的替代者。

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氏归降清朝，清政府紧随解除海禁，恢复海上贸易。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先后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和江南松江设立闽、粤、浙、江四大海关，分别管理各自下辖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务。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清廷规定“(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1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五○，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3-1024页。明确外商只能在广东通商，而其他三地则受到了限制。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恢复海外贸易。福建平潭“碗礁1号”沉船遗址于2005年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出水大量青花瓷，产自清康熙早、中期景德镇民窑。瑞典“哥德堡号”出水了七种纹章瓷，这属于外销订制瓷。此时，中国的外销瓷种类更加多样化，订制瓷也越来越多。18世纪末，中国瓷器向欧洲输出日渐低迷，到19世纪中国瓷器已很少输出欧洲了。1784年，“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航行成为中美直接贸易的开端。清嘉庆年间(1817)的“戴安娜号”沉船出水了少量广彩纹章瓷。从销美外销瓷的装饰纹样看，当时除了流行纹章瓷外，帆船装饰纹和十三行建筑也颇受欢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外销瓷海上贸易逐渐衰落。古代商贸沉船及其装载的外销瓷都能够与文献记载、国内古窑址考古出土、海外同类型器物发掘相对应，揭示了外销瓷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进程息息相关。

(一)海上丝绸之路为广彩瓷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

广彩瓷是康熙年间广州工匠使用景德镇窑厂生产的白瓷素胎，根据海外商家对瓷器的喜爱、要求加以釉上彩绘，烧制成新的产品，向海外销售。刘子芬《竹园陶说》中记载了广彩瓷的由来、制作和销路：

审其所言，实即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越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20)刘子芬：《竹园陶说》，《东方杂志》1926年第16期。

由于东西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欧美人希望订制符合他们审美的中国瓷器。于是向中国商家提出纹样、器形等要求，“纹章瓷”正是这类订烧瓷。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外商们的订制要求，只能由清朝指定专营外贸的半官半商垄断机构广州十三行转交至景德镇工匠，再依样烧制。(21)章文钦：《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贸易和交往》，蔡鸿生编《广州与海洋文明》，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纹章瓷的整个商业周期比普通外销瓷久的多，一般从订货到收货需要两年半时间，资金占用时间长。烧制完后需从景德镇运输至广州，运输途中极易破损，商业风险高。外商在中国境内活动受清政府限制，瓷器订制要求为广州十三行转告，无法与景德镇工匠取得直接联系，工匠们又不熟悉洋文、洋样，烧制成品和订制要求时有出入，沟通不顺畅。清朝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海外对订烧瓷的需求量极大，然而景德镇的产量没办法满足庞大的订货需求。为了能低成本、高效率的满足外商要求和海外市场需求，中国商人将景德镇白瓷素胎运至广州，让工匠按照欧美商人所提供的图案、纹样和要求施以彩绘，甚至在欧美商人直接指导下上彩，烧制成外销瓷，广彩瓷应运而生。(22)李军：《试论广彩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釉上彩瓷器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62、64页。如此一来，成本得到控制，质量得到保证。广彩瓷迅速兴起，逐渐成为外销瓷的主流产品，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

瓷器重，又易碎，陆路运输时需用黏土把瓷器包裹打包起来，以便缓冲向海外长途运输中的颠簸碰撞。尽管如此，途中还是难以避免瓷器碎裂，这样的笨重运输方式对于穿越亚欧大陆腹地的驼队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并影响商人的收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海路逐渐成为向海外运输瓷器的主要途径。通过海路运输瓷器，相对更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许多欧美贵族富商、普通民众使用的瓷器都是从广州港运出的，广州港曾三次成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最后一次是清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757-1842)。此时从广州出发的航线主要可分为东洋、南洋、西洋和美洲四条，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输出海外诸国和地区。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的历史背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创造了广彩瓷产生的条件，且保障了广彩瓷外销途径。

(二)海上丝绸之路为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主要交通通道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不断被开辟，促进了全球各大洲的联系。此时葡萄牙人一步一步强占澳门，澳门成为欧洲人入华的一个落脚点，大量西方传教士先抵达澳门，再慢慢深入中国内地并进京。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于1552年到达广东上川岛，从此之后，被西欧各国和天主教会派遣的传教士们陆续到达中国。(23)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整理罗列了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975位，其中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24)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页。海上丝绸之路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主要交通通道。来华较早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41年航海东来，1542年抵印度果阿，1549年抵日本，1552年至华。(25)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39页。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于1574年偕同三十八位同伴从葡萄牙里斯本航海赴印度，后于1578年赴中国澳门，停留十月后赴日本。其多次航海往返于印度、中国澳门和日本之间。(26)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94页。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1578年偕同利玛窦等传教士在里斯本登船，同年抵果阿，1579年抵达澳门。后于1588年自澳门登船，1589年抵里斯本。(27)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83页。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78年从里斯本登船东来，同年抵果阿。1582年被范礼安召之赴澳门，是年抵澳门，1601年至北京后长居。(28)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43页。意大利籍传教士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于1714年从里斯本出发，次年八月抵澳门，十二月至北京。(29)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1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件广东巡抚杨琳为郎世宁来华的奏折：“七月十九日有香山澳本澳商人，从小西洋贸易船回澳门，搭载西洋人朗石宁、罗怀中二名。奴才于八月初六日传至广州……奴才见是技艺之人，捐给盘费衣服，侯其休息可以起身，即遣人伴送进京。”康熙帝朱批“知道了。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30)朱琼臻：《宫廷洋画师郎世宁》，《中国档案》2018年第8期。由此可见，明清大部分西方传教士都是乘船东来，主要依靠海上丝绸之路里斯本—果阿—澳门航线。

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明清之际，接连不断地派传教士入华进行传教活动，著名者如：利玛窦、蒋友仁、汤若望、郎世宁等。他们带着传教的使命入华，但同时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利玛窦基于“地圆说”，运用西方投影法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绘制完成。康熙十三年(1674年)，蒋友仁绘制《坤舆全图》。崇祯七年(1634)，汤若望、徐光启等中外科学家联合绘制《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其正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本两件分存梵蒂冈图书馆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传教士雷孝思( J.B.Regis)、白晋(J.Bouvet)、杜德美(P.Jartoux)等十余人运用西方制图技术绘制完成《皇舆全览图》，该图现存国内至少六个版本。西方传教士在华为了传教，学习中国语言、中国文化，还从事了大量科学、文化等工作，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供职于清廷，他们将欧洲一些科学知识书籍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美术、建筑、医学、数学和地理等方面做出了成就。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西方。广彩瓷正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产物，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密切联系。

(一) 西方传教士与清代广彩瓷的工艺技术

珐琅彩瓷的烧制成功，为广彩瓷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借鉴。法国传教士洪若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写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请求耶稣会再选派一至两名优秀的玻璃工匠和一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来中国。(31)E.B.库尔提斯,米辰峰译：《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康熙帝对珐琅彩非常着迷，并积极研发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传教士马国贤日记记载：“皇上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须将一整天和贱微工匠同作息,于是言称,不曾画过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艺,我们画的其劣无比,于是皇帝便下旨作罢。”(32)柯孟德：《马国贤，中国宫廷中的画家-雕刻家-传教士》，台北：台北欧语出版社1983年，第37页。透露出康熙帝曾亲身关切珐琅彩瓷制造，且传教士马国贤和郎世宁有可能参与了珐琅彩瓷研发。康熙帝对中国工匠制作的画珐琅器不满意，频繁召见传教士，询问中国工匠是否已掌握了画珐琅工艺技术。(33)E.B.库尔提斯,米辰峰译：《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巡抚杨琳奏送能烧珐琅物件两名工匠，分别为广东潘淳和杨士章；
并随送上寻觅来的洋珐琅料等。(34)吕坚：《康熙款画珐琅琐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最迟至康熙晚期，清宫已掌握烧制珐琅彩瓷的工艺技术。烧制珐琅彩瓷首先需从景德镇御窑厂挑选优质白瓷素胎送至清宫，由清廷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坊的工匠用珐琅料在白瓷素胎绘纹样，绘完后在宫中烧制，为宫廷御用器物。雍正六年(1728)，郎世宁徒弟林朝楷痨病渐沉重，奉怡亲王谕，准其回广养病。林朝楷是广东总督送到清廷造办处珐琅作画珐琅的人，由此可知，郎世宁擅长珐琅画，还为广东培养了画珐琅的工匠。(35)鞠德源、田建一、丁琼:《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不难想到，广彩工匠有机会接触到郎世宁培养的画珐琅瓷徒弟。

康熙晚期釉上彩发展兴盛，珐琅彩瓷、粉彩瓷成功研发，并且五彩瓷技艺步入成熟。在釉上彩工艺技术不断创新发展和外销订制瓷需求量旺盛的背景下，广东商人抓住商业机会，将景德镇白瓷素胎运至广州，请广州的画彩瓷工匠根据外商订制要求，并在外商指导下绘制纹样，最后在广州烧制完成广彩瓷。广彩瓷是在珐琅彩瓷烧制工艺技术上衍化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外销瓷，珐琅彩瓷的成功研发，为广彩瓷提供了烧制参考。然而珐琅彩瓷的研发成功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贡献，可以说，西方传教士间接为广彩瓷提供了工艺技术支持。

(二)西方传教士与清代广彩瓷的绘画透视

古代中国绘画多采用散点透视，把多个立足点看到的物像放到一个画面空间里，追求表现、抒情和意境，不求形似，以形写神。清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焦点透视法传入中国，这种透视法把绘画物像固定在一个视点、视向和视域上，呈现符合生活中看到的近大远小比例的画面，再现视觉逼真的效果。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记：“雍、乾之间，洋瓷逐渐流入，且有泰西人士如郎世宁辈供奉内廷，故雍、乾两代，有以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画笔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者为至精之品。”(36)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虞晓白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46页。可见运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画技法画瓷，在雍乾时期已非常熟练。

西方绘画表现物象主要靠“笔”，中国绘画表现物象不仅靠“笔”，还要靠“意”，二者的绘画思想截然不同。然而广彩瓷是在顺应市场，烧制符合西方审美背景下产生的，运用原来的绘画技法，难以达到西方订制瓷要求，只有中西绘画融合才能打开市场，保持高销售率。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乾隆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瓷茶壶》(图1)，画有“满大人”、楼阁、江河和船只，工匠对人物与近处建筑、远处建筑的画面透视关系处理符合焦点透视学，特别是对近处楼阁与透过其窗户看到摆放在室内桌子之间的透视把握准确，体现出广彩瓷工匠已熟练掌握焦点透视法，能较好地运用中西绘画融合技法，画出符合西方审美的广彩瓷。

年希尧撰写《视学》一书，将西方焦点透视学首次系统性介绍到中国。雍正七年(1729)出版，雍正十三年(1735)增订再版。《视学》弁言:“余囊岁即留心视学。率尝任智殚思，究未得其端绪。迨后获与泰西郎学士数相晤对，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事。”(37)年希尧：《视学》，雍正十三(1735)刻本，“视学弁言”，第1a页。提到他与郎世宁“数相晤对”，解决了一些相关问题，才得以完成此部著作。清人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记“雍正年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38)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闫与潘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92页。肯定了年希尧在雍正四年(1726)至十三年(1735)间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督理时烧制瓷器的质量。雍正六年(1728)，唐英奉命任景德镇御窑厂协理，协助年希尧工作。雍正时期唐英委派候补督陶官杨快、曹钧到广州,据说这两位是最早的广彩瓷工匠。(39)赵国垣：《赵国垣广彩论稿》，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4页。从郎世宁到年希尧，到唐英，到杨快、曹钧，运用西方绘画技法画瓷，通过这条暗线由宫廷传播到民间。

图1 清乾隆广彩开光人物故事图瓷茶壶(40)图片来源：广东省博物馆官网，http://www.gdmuseum.com/cn/col49/23594，访问日期：2022年7月6日。

(三)西方传教士与清代广彩瓷的绘画技法

广彩瓷有“折色”和“长行”绘画技法之分。“折色”技法与五彩、粉彩绘画技法一脉相承，先用墨色勾勒物象的外轮廓线，再填色，源于中国画的“设色”技法。“长行”技法则是用墨色简单勾出物象在画面中的位置，接着用色块层层表现明暗，绘画出完整物象。“长行”技法相对“折色”技法绘画出来的物象，更加生动和立体，是中西绘画融合的技法。西方油画注重再现，运用透视和明暗来达到此效果。郎世宁所绘的《乾隆皇帝朝服像》和《爱乌罕四骏图》，无论是画人、还是画马，都运用西方油画技法，以层层晕染叠加明暗来塑造形象，“长行”技法与郎世宁“海西法”有相似之处，有借鉴的影子。清代广彩瓷运用的“长行”绘画技法与西方传教士息息相关。

有些广彩瓷以墨彩进行描绘，墨彩是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釉料在白釉面上绘装饰纹样，再烧制。《荷兰“政界人物”肖像图纹章咖啡杯》(图2)就是一件墨彩描金广彩瓷，杯上用墨彩彩绘了荷兰人Willem Van Haven的纹章和肖像，以交叉线条表现明暗关系。肖像外围绕的一圈文字表明了肖像者身份：“Willem Van Haven，Het Bildt市长，Friesland省议会代表”，用荷兰语书写。杯上边饰纹用金描边，起到点缀。这种艺术手法绘制的瓷器色彩，与西方铜版印刷的插图色彩相似，看起来更加立体和生动，比颜色丰富的彩瓷多几分庄重。铜版画传到东方的中国，西方传教士起到重要作用。铜版画最初在清廷中用于制作地图，后西方传教士马国贤依照清宫画家绘制的《御制避暑山庄图》制作了一套36幅的铜版画。乾隆皇帝为纪念屡屡获胜的武功，命西方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等人绘制铜版画《乾隆西域战图》，组画共16幅，画法写实细腻，明暗对比强烈，层次丰富。此外，还用铜版画描绘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图》册20幅。西方传教士将西方铜版画引进中国，墨彩手法是对西方铜版画的模仿，西方传教士间接对广彩瓷艺术风格产生影响。

图2 荷兰“政界人物”肖像图纹章咖啡杯(41)图片来源：广东省博物馆官网，http://www.gdmuseum.com/cn/col49/9518，访问日期：2022年7月6日。

广州为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商口岸，乾隆时期更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这为广彩瓷的诞生和外销创造了条件。清朝大量西方传教士抵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为他们来华提供了可能。西方传教士始于传教目的来华，同时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和艺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珐琅瓷与广彩瓷都是从景德镇运白瓷素胎到异地进行纹样绘画和烧制，借胎画瓷。珐琅瓷的烧制成功为广彩瓷产生提供了工艺技术参考，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在宫廷参与珐琅瓷的研发。西方传教士们掌握的透视学、明暗表现手法都能在广彩瓷上找到身影，如广彩瓷的“长行”绘画技法与西方明暗色块表达手法有相似之处，广彩瓷的墨彩手法有西方铜版画的风格。总的来看，清代广彩瓷的工艺技术、绘画技法和绘画纹样，都与西方传教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广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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