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反殖民主义：基于外部化社会批判的分析*

□ 李 丽 周爱民

内容提要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中， 殖民主义问题曾长期遭到忽视。

以艾伦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这种忽视是当代批判理论建构逻辑的必然产物。

然而，艾伦对当代批判理论的论述并非是今日批判理论发展的全副图景。

通过考察莱塞尼希的外部化社会理论，可以表明批判理论能够融入殖民主义研究的新视角。

之所以外部化社会理论可以代表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路向，是因为它是对“社会实践”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分析，而对社会实践概念的强调是当代批判理论发展的新特征。

从社会实践概念出发，可以从结构、进程和实践三个层次把握外部化社会现象，它们分别对应着权力、剥削和惯习，其中实践层面的分析是外部化社会的决定性维度。

外部化社会惯习的形成还依赖个体心理层面的支持， 外部化实践不仅是外部化社会的社会实践，也是心理实践，它通过外包、分离和转移的机制而运作。

外部化社会理论在反殖民主义叙事方面的贡献是，能够有效地补充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所忽视的持续增长维度，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殖民主义批判的对象，能够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在省思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遗产和最新发展时， 已有学者意识到批判理论在反殖民主义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 甚至有可能潜在地成为替其辩护的“帮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就曾明确地指出批判理论家们在此方面的集体沉默不是单纯地忽视，而是有意为之，因为批判理论家们所支持的普遍主义“假定并包含种族不平等、劣等文化的从属地位、那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能代表自己因而必须由他人代表的人的默认。”①萨义德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出的这种批评并未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直到近期美国批判理论家艾伦出版《进步的终结》一书，批判理论与殖民主义的关系问题才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讨论。②艾伦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们在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奠定基础时，都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广义上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策略，即声称当前的交往实践或承认实践代表了进步的历史学习或社会进化过程，因此值得人们支持和拥护。

艾伦试图通过重新挖掘早期批判理论家阿多尔诺和福柯等人的思想资源，重新在规范的元叙事层面去除批判理论包含的帝国主义因素。

本文不反对艾伦的核心论断，而是试图指出她对当代批判理论的论述并非是今日批判理论发展的全副图景。③通过分析新任社会研究所所长莱塞尼希的“外部化社会”（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概念，本文将指出当代批判理论可以成功地融入反殖民主义的新视角。

根据莱塞尼希就任所长以来的公开言论和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活动④， 可以期待的是，在莱塞尼希的带领下，批判理论在21 世纪将会为反殖民主义批判做出更大贡献。

在接替霍耐特担任新一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前，莱塞尼希（Stephan Lessenich）并非是批判理论圈子的核心成员， 也没有关于批判理论的专著问世。从历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履历来看，所长一职基本是由熟知批判理论传统的教授担任，他的顺利就任显得有些令人意外。尽管如此，他并非对批判理论完全不了解。

例如，在福利国家研究方面，他受到批判理论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奥菲的影响⑤，还与霍耐特的弟子罗萨等人建立了“后增长社会”研究小组。⑥从他所建构的用于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形态看， 也存在能够有效汇入到当代批判理论分析范式的连接点。

这个连接点就是他们共同持有的“社会实践”概念。

这个概念既是理解当代批判理论发展趋势的关键， 也是推进当代殖民主义批判的有效工具。

从社会实践概念出发，可以很好地理解莱塞尼希“外部化社会”理论的双重贡献， 即在推进当代批判理论和反殖民主义方面的理论贡献。

当代批判理论家对社会实践概念的强调，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企图就是试图内在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这种理论企图与他们对哈贝马斯的“双重社会”概念的不满有关。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中，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被归入没有规范的系统⑦，与之相对的则是受规范约束的生活世界。

前者通过金钱和权力为媒介促成社会行动者间的合作， 后者主要通过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实践促成行动者相互协调其行动。两者的存在都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分化的合理产物，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去批判经济系统， 也不能相反地用系统的逻辑去批判生活世界中的行为规范。

在哈贝马斯看来，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即当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协调机制由以共识为取向的语言转变成市场或法律法规时，就会产生诸如异化、失范和集体身份丧失等社会病态。⑧

哈贝马斯的双重社会概念虽然避免了早期批判理论激进的总体性批判可能存在的困境， 即如果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并且“污染”了所有社会领域，那么批判理论家自身的批判也将不可能。⑨经哈贝马斯修正后的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方式， 能够无矛盾地说明自身批判立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修正造成的结果是， 批判此时就仅限于揭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至于经济系统本身就无法被批判了， 经济系统内的物化现象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从道德或伦理规范方面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就显得完全是一种外部批判， 这种外部批判在面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合理性要求时， 就显得完全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应当。更为重要的是，在哈贝马斯的分析视域中， 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对其他国家的外部殖民就无法被真正纳入到批判的社会理论视域之中， 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被视为系统合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对其他国家自然资源、劳动力的剥削就无法被合理地纳入考虑范围，最多只能分析其他国家内部经济系统发展对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

为了能够内在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以耶给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批判理论家重新修正了哈贝马斯的双重社会理论， 他们不再认为市场经济是无规范的领域， 而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实践的集合体。

他们对社会实践概念的使用受到了当代社会理论中“实践转向”的影响⑩。与莱克维茨曾经概述的实践理论特征相似⑪，耶给明确指出所谓的“实践”（Praktiken）概念“是习惯性的，由规则引导的，有社会意义的复杂行为，这些行为有使某种行为成为可能的特征并且追求一定的目的。”⑫该界定是对实践行为特征的概括，这些特征包括：一系列重复性或习惯性的复杂行为，这些行为背后是由构成性规范引导的， 并且具有内在的目的， 因而需要通过解释才能被他人所理解。例如简单的购物行为就是实践行为，该行为包含了对购物规则的认知，包含了行为的目的，同时它是在一定的制度性框架（如货币、交易规则等）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实践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实践本质上就是社会的，是社会的，并不是说每次都必须是多人参与才能发生（如足球比赛），而是“这里所做的事情只有在社会影响的意义情境中并且能被理解为内在于社会构成的制度中的活动”。⑬例如， 哪怕是个人在家中的汇款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因为该行为就如购物实践一样也是在各种“制度性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因此，严格意义上讲，社会实践提法中“社会”一词其实是冗余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活动，意味着经济活动是社会实践的子集， 与其它实践共同具有社会实践的主要特征。耶给认为，社会实践视角可以使得对经济行为进行内在批判成为可能， 即可以从成功实践的规范条件出发对其进行批判，“（再次）进入视野的将不再是经济对社会的入侵，而是经济实践和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和实质性缺陷。

”⑭

把市场经济活动理解为社会实践只是完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一步，是“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必要的，即便不是充分的条件。

”⑮换言之，这只是完成了一种“去自然化”。

所谓的自然化是指把市场理解为完全价值中立的和自然发生的合理现象， 而去自然化则是相反地认为市场是由各种社会实践构成的。

那么如何具体看待市场经济背后的规范及其运行的具体机制呢？ 耶给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正是从这个背景来看，莱塞尼希的“外部化社会” 是在第一步基础上的第二步发展， 换言之， 是在社会实践视角下具体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

外部化社会概念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剖析， 它从消极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自我毁灭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对自然环境和人类身心健康的破坏， 也包括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所标榜的积极价值观如民主观念的摧毁。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外部化社会理论可以推进当代批判理论的继续发展。

外部化社会理论对批判理论的推进不仅体现在具体化的分析层面， 它还打开了另外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病理特征的视角， 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之前批判理论所阐述的“启蒙辩证法”。

以前的批判理论家们主要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的“内部成本计算”，即只关注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病症现象。例如，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在谈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特征时， 都是关注于社会中某种错误的社会实践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给出的正确的诊疗方案都是试图使得某种正确的社会实践在相对应的领域中能够得到实现。然而，他们共同忽视的是， 即便是他们所支持的交往实践或承认实践在相应的社会领域中能够实现， 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就此被消解了。外部化社会理论补充了这方面的洞见， 该理论指出， 即便是批判理论家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也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也是以牺牲他者为代价的。这种与内部成本计算不同的全球化思考视野， 能够更为深刻地挖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先决条件及其更为广泛的负面影响。

“外部化”（Externalisierung）并非莱塞尼希首创，他借鉴了经济学关于外部效应的论述。在经济学中，外部化的基本含义是：它关注的是一些在行为者决策中不起作用的经济活动的外部影响。

原则上任何市场参与者都可以通过其行动产生外部效应，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在进行成本计算时往往会忽视经济活动成本外的其它成本。

这些成本可以转嫁给第三方，必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承担。关于经济活动消极外部性是市场还是国家的过错，经济学家各执己见，但无论如何，经济活动的消极外部性必须由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内部化”。消极外部性的有效内部化等同于执行“污染者付费”原则， 那些负责外部影响的人应该将它们纳入成本计算中。否则，必要的内部化不可避免地必须由其他人承担，通常是公共机构，从而由纳税人间接承担成本。⑯

阐明这种严格的经济或市场经济观点有助于理解外部化进程的结构（和有必要的内部化），但缺点在于：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它只关注个人政策决策的维度；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它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基于的假设是，它们始终遵循市场模式，好像社会世界按照市场原则运作并以市场原则作为有效的指导。然而，全球外部化的叙事，一方面是“不发达”，另一方面是“过度发达”，这无法用经济模型和市场分析来解释。

因此，莱塞尼希认为，在考虑全球社会的外部化（和内部化）结构和进程时，仅仅关注市场隐喻，市场参与者、机制和关系，远远不够，还需要“分析的系统社会化”才能了解现代外部化社会的结构特征和过程动态。在《以他人为代价的美好生活》一书和相关论文中⑰，他从系统的社会学视角剖析了外部化社会概念。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外部化， 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外部化是一种关系，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关系性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各种层次的相互依存和互动，主要有：社会结构存在于其组成部分中，社会发展是通过各种进程的互动得以实现， 权力是关系性的概念。

二是突出了两面性，社会学观点表明，不仅社会结构，而且社会过程总是有两面性。

例如，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源于财富生产和贫困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日益增长的繁荣和日益加剧的贫困， 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

因此，社会结构是关系结构，社会发展是关系动态。社会学思维意味着不再忽视对方，而是始终兼顾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一些人的力量和他人的无能为力之间，一些人的好处和其他人的劣势，一些人的机会和其他人的风险， 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⑱

为了清楚地描述这些关系，莱塞尼希从结构、机制和实践三个层次分析了外部化所展开的关系层次。作为实践的外部化尤其重要，不仅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机制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变得鲜活；
也是因为关注社会实践可以强调作为行为体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外部化行动，同时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的行动发生在我们无法立即可见或可用的结构中， 并通过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无法直接影响的机制发生作用。对应于结构、机制和实践的核心术语是“权力”、“剥削”和“惯习”。理解外部化需要首先看到全球的不对称权力结构， 在这种结构下，外部化是一种多维度的剥削机制，且以日常特定的外部化惯习形式运作。

这种外部化的惯习是不断繁殖的权力结构下剥削关系的产物。⑲

（1）从结构维度看，外部化指的是全球水平层面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

外部化概念的贡献在于对理解社会不平等的重新理解。

对不平等的传统理解倾向于研究特定国家内部收入和财富的垂直不平等， 外部化审视的则是全球维度的水平不平等， 大致与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不平等分布相吻合。

全球层面的这种不平等是一个有着特定背景和关系的结构，包含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分析全球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关键是生活条件的结构性关联和相互关联的不平等。在此分析框架中，莱塞尼希赞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中心工资劳动者相对特权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以外殖民统治赚取的巨额利润的结果。⑳莱塞尼希认为这种殖民化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它的影响持续至今。殖民化不仅带来了社会经济不平等， 而且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殖民和被殖民国家采取的不同发展道路， 也带来了社会生态的不平等。㉑

（2）从进程维度看，人们相互关联的行为产生了不平等，且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社会关系会变为强化这种不平等的独立的动力来源。

不平等关系是不对称的。一方面，它通过参与互动的行为者的不同社会地位发挥作用， 双方从一开始就拥有不对等的资源、权力等，且这种原初的不对等在互动的进程中进一步强化， 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系统性地积累了更多优势。另一方面，强大的一方还会采用社会分类，通常是二分法，以支持其由于现有或获得的权力优势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结构。

在这种互动进程中，产生不平等的主要机制是剥削。在原有意义上， 剥削是指当人们能够拥有资源或者在处置资源时，让他者生产附加价值，而自己完全或部分占有了这些好处。

莱塞尼希借用了蒂利对权力的分析，即权力是一种“机会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也就是说，限制为特定群体成员提供可用资源， 以进行剥削或部分占有具有附加值的可用资源。这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社会封闭”，即一个群体能够专门为该群体的成员保留特定资源，或有机会获取或挪用特定资源时，群体成员能够将非成员排除在剥削的可能性之外， 自己垄断剥削的利润。

剥削和社会封闭共同构成了外部化社会的工作方式。

“剥削”一词现在不仅可以理解为工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纵向”关系，还可以被理解为资源占有和排斥的“横向”关系，例如世界不同地区工人之间的关系。㉒

（3）从实践维度看（也是外部化社会的决定性维度），外部化社会存在惯习（habitus），它与个人和集体在全球不平等结构中的地位相关。

惯习在布迪厄原有意义上是指， 在由特定的不平等地位形成的既有社会结构中， 个人或群体因其在结构中的位置而形成的一种态度和取向体系。㉓这种态度和取向通常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行为， 为他们有意识的行动计划及其实践执行提供了基础，但与此同时，行为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缺乏意识， 人们的惯习行为仍然会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在对外部化社会进行社会学分析时，莱塞尼希将原用于分析社会内部的惯习概念嫁接到对全球不平等结构的这一社会现实的分析上。在此意义上，全球北方国家，尽管其内部结构存在多重差异，都处于特权地位，且因此地位形成外部化惯习， 即一种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成本外部化到他人的习惯做法， 同时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排除这种结构性关联。

外部化社会是从特定的惯习中汲取养分而生存和维持，外部化社会成员非常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习惯， 并由此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方面。㉔

概言之，在对外部化社会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外部化是一个权力、剥削和惯习的问题。权力是由将生活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机会构成， 且这种机会是以结构上不平等的方式分配， 特定的社会群体利用外部化的机会并同时阻止他人获得这些机会。

剥削者的具体惯习不仅践行了权力的不平等和剥削， 而且帮助维持了这种不平等结构和剥削的稳定性， 外部化社会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动态。全球权力结构允许外部化，将繁荣的成本从中心转移到外围的惯习巩固了社会剥削关系。

在一个外部化社会中， 全球北方民众的生活以南方为代价。

他们凭借自己的特权地位将生活代价转移给他者， 又继续通过不平等以维持这些特权。外部化社会中个体惯习的形成，除了制度结构的影响外，是否也有主观心理层面的支撑？西方社会文化中倡导的普遍主义人权难道不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模式和情形的存在吗？又或者说，西方国家的民众难道对这种“以他人为代价”的生活毫不知情吗？ 对此，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模式，一种是像罗尔斯曾经设想的“无知之幕”解释，人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全球分配体系中处于结构性受益者的地位，且在无知中接受这样的国家社会正义契约：即使是最不富裕的人， 经济增长也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根据这种解释模式，全球不平等就被归咎于那些不发达国家没有构建起正义的国家社会秩序。另一种解释模式是，不是人们没有知道的能力，而是人们不想知道。莱塞尼希认为后一种解释路径更为合理。根据他的观点，外部化社会基本上在个人或集体健忘症的基础上运作， 不仅是忘却过去我们如何变得如此富裕， 也是忘却当下我们如何保持如此富裕。㉕

“外部化”概念本身事实上不仅是经济学科的术语，也是心理学科的术语。但在心理学科中，“内部化”概念更常见，它主要指主体对社会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以及重要其他人的道德感知）的内化。

心理问题解决的内化形式是将问题投射到自我身上的形式， 而外部化则是相反的问题解决机制，即将最初的内部冲突通过分离转移到外部，并归因于具体或抽象的他者以使自身能够维持内部平衡。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外部化行为通过分离自我中的不愉快或无法支持的部分， 使原本的内部冲突转移到外部世界。

分离和转移、压迫和升华、防御和投射构成了外部化社会中生活及其生存的心理社会基质。

就自我外部化行为的心理处理进程而言，自我分离和推开的东西不会“消失”和被清理干净，而是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并由他者进行处理。㉖例如莱塞尼希所举之例，在西方国家的视频审查中，那些充满暴力、黑暗面的视频和恐怖图片因审查不合格而无法出现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但这些视频和图片并不是自动消失，而是由南方世界， 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的真实的人进行手动处理的， 他们在心理上承担起这些北方世界的“精神垃圾”，即黑暗性质的视频和图片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冲击、压力和负担。㉗

当人们超越对个体心理机制、动机和紊乱的描述，上升到对社会的外部化现象的关切，就会再次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外部化实践现象，并识别外部化实践的心理特征。在莱塞尼希看来，外部化实践不仅是外部化社会的社会实践， 也是心理实践，后者通过外包、分离和转移的机制运作。一方面， 西方国家集体生活方式的社会成本和环境负担转移到外部空间；
另一方面，在作为外部化的补充（和次要）形式中，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主流意识形态的正义话语集中探讨内部的不平等问题， 并把内部的不平等归结于内部的不正义结构， 而作为整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化实践就被从公共话语空间中冲淡和遮蔽了。

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使得内部空间的社会成员无法感知到外部化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机制，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困难施加者的心理负担甚至被从集体敏感性中分离出去，并转移到社会认知领域之外。外部化的上述双重实践，即生活成本和心理负担的双重转移，使得处于双重外部化实践接收端的人处于双重负担之中。

他们既要忍受西方发达国家外部化实践带来的剥削、压迫，生活在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又要忍受转移带来的心理负担，即外部化社会实践带来的对社会和自然的破坏被转移为外部化接受者一端自身造成的结果， 从而还要忍受来自外部化社会的批判和贬低， 例如碳排放指标的不平等分配， 导致发展中国家继续忍受发达国家的剥削。㉘

然而，外部化社会的集体心理伎俩——“看不见，心不烦”——并不会永远起作用。

在世界社会“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的时代，外部化社会不仅以其他人，最终也以自我为代价。㉙在某种程度上， 外部化社会正在通过面对自己的后果来实现自己。例如，外部化社会曾长期通过转移环境污染性的企业来解决社会供给和环境问题，但是那些外部不发达社会所遭受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恶果现在正返回来影响发达国家。例如，德国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 农业部门的工人比例稳步下降。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和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仍然是一个外包的、外部化的社会。德国与经合组织世界所有其他所谓的“服务社会”一样，管理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耕地。

通过进口各种农产品，它将其农田“出口”给“真正的”农业社会，在那里， 该农田用于种植出口产品。

通过外包这片土地，“现代农业”的所有经济、生态和社会后果也出口到国外：单一文化和农产企业、基因工程和农用化学品的影响。

然而，当欧洲进口这些农产品，发现其化学用品超标时，例如德国的草甘膦丑闻，外部化社会的成员和消费者才短暂地意识到自己也过着有毒的生活， 以及西方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化学毒药上的事实。㉚此外，全球南方国家从外部化社会的对象正在慢慢摇身变为主体，正在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并要求偿还外部化社会的成本，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试图积极建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因此，当生活在社会不再有“外部空间”的情形下，就可以理解欧洲对抗其外部化后果的实践，即引发了保护主义、镇压、种族主义反应，从关闭陆地到对难民的暴力袭击。

这虽然是企图否认时代的迹象和忽视全球社会的现实， 但也表明即使是外部化的最小受益者也认知到了如果不做些什么来维持现状，那么美好生活，或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

虽然莱塞尼希提出以外部化这一关系性视角去审视社会不平等问题， 但是外部化社会并不是新现象，它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出现。自资本主义诞生起， 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扩张逻辑带来了外部化社会。在此意义上，莱塞尼希完全同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分析。

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将其范围扩展到新的社会范围、领域和地区。㉛资本需要扩张逻辑使资本主义遍布全球的同时， 也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功能性区分。

用世界体系理论的术语来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里存在“中心”和“边缘”的功能和区域之分，且他们是相互影响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仍然值得研究的是，为何区域之间的差距会一直保持着？ 为什么有的地区经济一直保持进步状态，而另一些地区却始终处于滞后状态？

这些问题是殖民主义叙事和反殖民主义叙事中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外部化社会理论能够在此方面提供新的理论启发。如上文所述，外部化社会理论的架构是对社会实践概念的进一步具体拓展，是批判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外部化社会在反殖民主义叙事方面的贡献， 就可以被视为当代批判理论在此方面所应具有的理论潜能。因此，与艾伦的判断不同，本文认为当代批判理论的社会实践趋向， 不但能够吸收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些理论成果，而且还能提供一些新的理论启发。

首先， 外部化社会理论能够有效地批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全球不平等问题的解读和忽视。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中，全球化产生的中心和边缘的差异是平等交换的产物。例如，斯密在解释资本主义早期农村和城市的社会财富的相对性时， 认为一些地区繁荣昌盛和另外一些地区的落后是源于对相对有利的环境的战略性利用，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所有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为自己赢得最佳市场地位。然而，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互利影响的理论模型未能考虑到国际社会内部政治权力的巨大差异。

既使市场类比是合理的， 并非所有国家在经济战略市场上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并为其国家资本提供最佳的盈利机会。根据外部化社会理论，国家对全球贸易关系的形成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具有不同程度的准入条件。

一些国家可能会被迫将其经济导向某些不利的生产和价值创造模式以及进出口结构。

其次， 能够有效地补充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所忽视的持续增长维度。

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流传的世界体系理论， 通常将不平等的交换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扩展到全球，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追溯这种不平等。

世界体系理论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次要的因素， 即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国家权力的部署纳入考虑范围。

现代世界体系一直奉行双重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扩张逻辑。没有国家政治权力的持续影响， 斯密和李嘉图的战略优势模型和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概念作为一个持续进程是无法想象的。

不平等的经济交流不会因为市场机制出现而永久化， 全球范围内实施和保持不平等交流关系的可能性是基于中央集权国家权威的崛起， 将其权力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土和人口， 以及最终使用军事力量来确保欧洲国家及其繁荣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㉜然而，即使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不断和相互关联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积累的基础上运作，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全球资本主义在哪里获得其巨大、不可预见和明显“无休止”的活力？ 外部化社会理论能够有效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驱动机制， 指出资本主义无法自行生存，它需要一个能攫取的“外部”存在为其供应所有可能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燃料”。

再次， 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殖民主义批判的对象。

受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的广泛影响㉝，在当今殖民主义批判中，流行着一种普遍的见解，认为批判的矛头不再是国家或政治权力机关， 而是那些富裕的资本家。根据皮凯蒂的见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 与西方社会盛行的精英统治理念相反， 这些富人的财富不是努力劳动的产物，而是对继承资本的利用。皮凯蒂的研究影响了当今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只要缩小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剪刀差，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及全球不平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运用外部化社会理论来重新理解这种不平等， 我们会发现皮凯蒂的研究忽视了全球不平等结构的确立是全球不平等发展趋势的基础。㉞莱塞尼希指出，如果把眼光拓展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考虑社会之间不平等的全球结构模式，将会再次发现全球最富有的10%群体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变得越来越富有。

这10%目前实际上由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组成。他们在全球财富分配规模高端的集体地位不是由于其公民的“勤奋”或经济的“生产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上继承的“资本”。㉟在全球范围内，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大于世界上最不平等国家中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全球社会不平等问题不是极少数超级富豪公民的错， 在对这几十人征收适当税收的政策中根本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核心在更深层次的结构不平等上。因此，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矛头不是少数的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 而是外部化社会的基本架构。

最后， 能够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莱塞尼希对外部化社会实践的具体分析，补充和拓展了当代批判理论基于社会实践概念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 构建了与批判理论传统强调的内部成本计算批判不同的外部成本计算批判，沿着莱塞尼希所建构的外部化社会理论，可以更深刻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看似社会内部的危机，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团结问题，民主危机，难民危机和生态危机，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逻辑发生与社会逻辑冲突的结果，并非是卡尔·波兰尼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嵌入社会中的资本逐步脱嵌的过程， 而是资本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构筑了外部化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就是靠牺牲外部满足内部增长的。因此，仅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内部矛盾对于殖民主义批判来说是不够的， 因为内部矛盾的消解可能会助长全球不平等发展趋势的加剧。例如在民主福利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基于团结原则对抽象自由原则的批判有助于消解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生活破坏， 但是这种有限的团结却是基于对其他国家剥削， 基于对其他国家公民的不团结的结果。因此，外部化社会理论能够有助于揭露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中的诸多“双标”现象。㊱

尽管外部化社会能够有效推动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能够帮助批判理论关注当代的殖民主义问题，并且为殖民主义批判提供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就如莱塞尼希清醒地意识到的，社会理论能做的比较有限，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批判性的揭露。真正要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外部化，需要借助公开辩论将外部化的实践及其后果进行政治化。

政治化是真正变革和社会有效转型的重要先决条件。

对外部化社会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修订世界贸易制度，打破最强大的经济体的特权，对全球金融交易征收有效税收，将富国转变为后增长社会，直到签订限制气候变化和平等控制其后果的全球社会契约，以及支持全球应享权利斗争并有效保障全球社会权利的跨国权利政策。简而言之，这些类型的改革将要求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自上而下，从内到外，采取一致的双重再分配政策。在此意义上，莱塞尼希完全赞同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所倡导的“占领政治机构”。㊲他认为，只有我们设法重组外部化社会的国家和跨国体制框架，作为民主平等的全球改革项目的一部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前景才会得到明显和持续的改善。这些都需要公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可以预见的是，在莱塞尼希的带领下，未来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将更注重政治领域， 因为唯有政治领域才能提供彻底改变当前外部化社会的可能性。这样的政治领域将突破传统的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将致力于对西方民主社会制度全方位的再度民主化即所谓的“民主化民主”（Demokratisierungder Demokratie）。㊳当前，社会研究所的官方网站首页上赫然引用了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个脚注中的话：“批判理论表明：不能再这样了，人们能够改变现状，改变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㊴对这句话的有意强调，也许旨在表明，当今批判理论需要致力于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结构， 并挖掘和培育那些已经具备改革的力量。

注释：

①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Vintage，1993，pp.278～79.

②Amy Allen， The End of Prog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西方学界围绕该书的讨论参见Azmanova，A.， Saar， M.， Treiber， G.， Dakwar， A.， McAfee， N.， Feenberg， A.， & Allen， A.“Emancipation， Progress， Critique：Debating Amy Allen’s The End of Progres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18， 17（4）：511～541.

③杰拉德·德朗蒂在宏观介绍当代批判理论时， 虽然意识到“批判理论需要公开介入去殖民（decolonial）和后殖民（post-colonial）理论以及非西方的经验”，但是也没有考虑到当代批判理论最新发展其实已经介入其中了， 参见《今日批判理论——遗产省思与最新动向》，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 期。

④参见他最新发表的对批判理论发展前景的看法Stephan Lessenich， “Petite Auberge Aufbruch.Zu den Möglich keitsräumen kritischer Sozialforschung heute”， Soziologie，2022， 51（2）， S.115～126.

⑤Jens Borchert and Stephan Lessenich， Claus Off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Routledge， 2018.

⑥项目研究已经结项，项目成果参见https：//www.soziologie.uni-jena.de/meldungen/archiv-ab-ws-2018-19/abschied-resuemee-des-kollegs-postwachstum-und-ausblick.

⑦⑧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trans.Thomas McCarthy， Boston：Beacon Press， 1987， p.171， p.307， pp.140～48.

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52 页。

⑩Theodore R.Schatzki u.a.（Hg.），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Routledge， 2001.

⑪Andreas Reckwitz，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 5（2）， pp.243～263.

⑫⑬Rahel Jaeggi，Kritik von Lebensformen， Suhrkamp，2015， S.102～103， S.97.

⑭Rahel Jaeggi， “Ökonomie als soziale Praxis”，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und Unternehmensethik，2018，19（3），S.347.

⑮Rahel Jaeggi，“Replik”，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und Unternehmensethik， 2018， 19 （3）， S.461.

⑯⑱⑲㉑㉒㉔㉕㉖㉗㉘㉙㉚㉜㉟Stephan Lessenich，Living Well at Others’ Expense：The Hidden Costs of Western Prosperity，Polity，2019，pp.16～17.pp.29～31，pp.34～35， pp.37～38， pp.39～40，pp.40～42， pp.42～45.pp.45～37.p.50.pp.51～52.p.144.p.148.pp.63～68.

⑰为了便于理解， 该书的英译本对书名稍微做了改动，译成了《以他人为代价的美好生活：西方繁荣的隐秘代价》（Living Well at Others’ Expense：The Hidden Costs of Western Prosperity，Polity，2019），德文原书名为《身边的滔天洪水：外部化社会及其代价》（Neben uns die Sintflut.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 und ihr Preis， Hanser Berlin，2016）。

⑳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㉓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Richard Nice， London， 1984，Chapter 3.

㉛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㉝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㉞其他的质疑参见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piketty-theory-controversy。

㊱Stephan Lessenich， “Doppelmoral hält besser：Die Politik mit der Solidarität in der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2020， 30， S.113～130.

㊲Le Monde diplomatiqueet al.（eds.）， Atlas der Globalisierung：Weniger wird mehr， Berlin， 2015， S.11～13.

㊳Stephan Lessenich， “Die Dialektik der Demokratie.Grenzziehungen und Grenzüberschreitungen im Wohlfahrtskapitalismus”， in：Was stimmt nicht mit der Demokratie?， Suhrkamp， 2020， S.121～138.

㊴https：//www.ifs.uni-frankfurt.de/st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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