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与傅斯年——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

朱玉麒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黄文弼(字仲良，1893-1966)与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北大红楼里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寻绎他们一生的踪迹，可知二人的交往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1915-1919年的北京大学期间。1915年，22岁的黄文弼毕业于汉阳府中学堂，由湖北汉川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留校，担任文科研究所即后来的国学门助教。此前的1913年，17岁的傅斯年毕业于天津府立中学，由山东聊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9年毕业后游学英、德，于1926年归国。当时的北京大学远远没有今日高校的招生体量(1)据《北京大学日刊》第七号(1917年11月23日)统计，当年三个年级的文本科学生总计264人，其中哲学门62人，国文门109人，英文门50人，史学门43人。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一册(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0页。其时黄文弼为哲学门三年级生，傅斯年为国文门二年级生。，1915-1919年间出入于北大文科哲学门的黄文弼与和国文门的傅斯年，无疑有过很多的交集，只是罕见这方面的具体资料。

第二个阶段始自1930年，傅斯年和黄文弼重新聚首北京。当然，此时的北京已经改称北平。1918年留校后的黄文弼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由哲学而目录学、考古学，不断扩展其学术领域，并于1927年加入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行列中，成为新疆考古的奠基者和西北历史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在西北考察三年，于1930年重返北大，专门从事西北考古报告的整理。1935年冬，又受聘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之职，离开北大，从此开始了西北、西南地区的奔波，直到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到北平(2)黄烈《黄文弼著作目录及简略年谱》，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69-576页；
朱玉麒《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6-176页。。

而1926年回国后的傅斯年先期任教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并在1927年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改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成为倡导中国史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于1929年随史语所迁居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33年后史语所迁到上海、南京，傅斯年仍旧在北平兼任北大教授，直到1936年春移家南京，又于1937年后随史语所迁居长沙、昆明，也是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回到南京，不久又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去世(3)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第249-372页。。

图1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合影

所以，在傅斯年1919年离开北大到留学归来之后，二人的再次交集，差不多就是在十一年之后的1930年，黄文弼从西北考察归来。

二人重逢后的交往，主要集中于此际在中国兴起的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和从事文物考古的事业上。1930年12月，他们“同框”于抵制外国人在中国西北考古的共同宣言签名上(4)《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1930年12月21日)，参王冀青《大英博物院藏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反对斯坦因来华考古声明书之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74-489页，声明书汉译及签名见第474-477页。；
1934年7月，他们共同由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图1)(5)1934年7月12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大会，黄文弼与傅斯年在此前被聘为委员，参与大会。参《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1页。其时二人并未与会，直到1935年4月17日召开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方始共同参加。又参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议事录》，1935年，第2、18页。；
10月，又被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同期增补为理事(6)1934年10月23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第二次全体理事大会召开，傅斯年与黄文弼在此前被聘为理事，参与大会。参王新春、曾庆盈《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考》，杨振红主编《简牍学研究》第八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此后，有时是黄文弼出现在傅斯年发起的殷墟考古工地上(7)1935年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傅斯年作为视察人员，陪同伯希和、黄文弼等参观挖掘现场；
同年秋天，殷墟第十二次发掘，黄文弼作为监察人员，亲临现场。参石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2年，第35页。，有时又是傅斯年出现在黄文弼参与的西北科考团理事会会务中(8)1935年3月23、25日，傅斯年列席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第五、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参王新春、曾庆盈《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考》，第258页。。

除了以上这种被公开记录的交往之外，二人之间更多的往来信息，其实十分难得。

2011年，《傅斯年遗札》出版，傅斯年给黄文弼书信的一份抄件录文公布，我们终于看到了二人之间更为密切的交往信息(9)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516页。。

这封书信是以抄件的形式留存在傅斯年档案中的，原件自然应该在收信人黄文弼那里——也无疑在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早就先于黄文弼先生化为灰烬了。因此，在傅斯年档案中，由他写给别人的信，如果没有抄存，就不会被保存下来。这一点，王汎森的《傅斯年遗札序》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傅先生一生廉洁自持，公器绝不私用，属于个人情谊及论学的信件既未托秘书录副，也绝少自留底本。”(10)《傅斯年遗札》第一册，序言第2页。可以推测别人写给他的信，保存下来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这个猜想也同样得到了王汎森序言的证实：“一九九六年在傅斯年百龄纪念会的前后，我们作了一个决定，开始整理傅斯年来往书信。……这件工作进行到一半，我们偶然发现台湾的著作权法修改了，而且是采取非常高的标准。因此，使得‘来往书信集’里‘来函’部份的整理、出版变得困难重重。”(11)《傅斯年遗札》第一册，序言第2页。由此可知“傅斯年档案”中的信件确实是有来有往，但是受制于台湾的著作权法，“来函”出版困难，因此未加公布。

2018年3月至5月间，笔者获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并得到史语所的访问邀请，得以在傅斯年图书馆申请检索“傅斯年档案”目录，乃知其中果然保留有黄文弼来函及相关资料多份，因申请调阅并复制相关档案。根据史语所规定，笔者征询黄文弼先生后嗣的授权，在此公布这些信件等资料，并略作考释，以为黄文弼和西北科考团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在此，谨向史语所开放傅斯年档案的公器精神、时任所长的王明珂先生的热情邀请、傅图工作人员的敬业服务，以及以黄纪苏为代表的黄文弼先生后人慨允发表致意谢忱。

本文所引“往来书信”之标题，均为档案原序号、编号、题名、数量记录。信件原文，用规范繁体字录文。

往来书信

傅斯年档案保存有黄文弼来函5封，其中一封附有拓片目录；
而据《傅斯年遗札》，则其中有傅斯年回复黄文弼书信1封。今录文、笺释如下。

1.孟真吾兄大鑒：前函計達。現由郵奉

2.寄兄存及代購拓片共八包，請

3.察收。並隨函奉寄目錄二冊及清單

图2 黄文弼致傅斯年信 (1937年6月5日)

4.二帋，請

5.察閱。款直寄辦事處為荷。專此，即

6.請

7.撰安 弟文弼上

8. 六月五日

拓片目錄(图3)

隋唐

隋宋永貴墓誌

唐法琬法師碑

唐草書心經碑

唐懷素千字文

唐爭坐位稿

唐石臺孝經序

唐楚金禪師碑

唐玄秘塔碑

唐于孝顯碑

唐吳文殘碑

唐斷千字文

唐顏氏家廟碑

唐懷素藏真帖

唐不空和尚碑

唐邠國公梁守謙碑

唐內侍莊宅使牒(以上第一葉)

图3 拓片目录(1937年6月5日书信附件首页)

唐集王聖教序碑

唐大智禪師碑

唐懷素聖母帖

唐多寶塔碑

唐隆闡法師碑

唐景教流行碑

唐馮公神道碑

隋智永千字文

唐皇甫府君碑

唐孔子廟堂碑

宋金元

宋與慶池稧晏詩碑(12)與，原文如此。据原碑文，当作“興”。

宋彥修草書

篆書十八體碑

偏傍傳碑

游思雄墓誌

開元寺興致(13)致，原文如此，疑当作“教”。

秦嶧山碑(以上第二葉)

摩利支經

中書門下

牧愛堂

華藏世界圖

篆千字文

陰符經碑

清淨經

慎刑箴

華夷禹蹟圖

元瞻學田碑(14)瞻，原文如此，疑当作“贍”。

高僧傳

慎刑文

天冠山詩

淳化閣帖

宋譯聖教

宋移石經記

明清

董其昌秣陵詩碑(以上第三葉)

許公家訓

禹王碑

岣嶁碑

趙八扎

劉石菴

古柏行

壽萱

果親王西安作

果親王即景詩

復修碑林碑(以上第四葉)

[笺释]

1. 此信用八行笺，抬头横排右起“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用笺”。附拓片目录四叶，录隋唐、宋金元、明清拓片名称六十种，信中云“目录二册及清单二纸”，此处四叶目录，与所言二册似不完全相符，而“清单二纸”未见，疑与拓片等均移交史语所图书馆。目录每半叶九行，叶中间竖排印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稿纸”。据载：1935年4月1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成立，黄文弼受聘主任(15)刘瑞《黄文弼先生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古物古迹调查》，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8-219页。；
1936年9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草案)》并提出委员人选呈报内政部；
10月，内政部核定《组织大纲》，为所聘请的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委员邵力子、张继、黄文弼颁发聘书及钤记，由黄文弼先生兼任秘书，具体负责监修事宜，至1938年4月，碑林整修工程得以完竣(16)赵力光、杨洁《黄文弼先生与西安碑林》，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0-226页。。据此，则“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用笺”当制作于1936年10月之后，而1938年春天，黄文弼也已经离开碑林，前往城固任西北联大教授(1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二十七年春，碑林工作告竣，余遂赴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作者著《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自叙第1页。。此信写于6月，当在1937年6月5日。1936-1937年间，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所务，同时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居家南京，获此信之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即内迁长沙。

2. 西安碑林制作拓片销售，为当时惯例。傅斯年负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亦以碑刻拓片为历史资料而广事搜集(18)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及“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在计划中将史语所分九组，第二组即“史料征集”，可见对史料搜集的重视。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第3-10页。史语所档案亦多见此期购置拓片事，参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档案文书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18年，第87-88页。。此因黄文弼职务之便，故委托搜集碑林拓片之事。今傅斯年图书馆藏西安碑林碑刻拓片，当有黄文弼代购者。笔者在傅斯年图书馆也经眼“黄文弼手拓”的三种新疆拓片，应是黄文弼西域考察归来后，应傅斯年之请，以副本转让给史语所者(19)2018年5月1日，在傅斯年图书馆申请获观“黄文弼手拓”拓片计有：《库木土拉千佛洞洞壁刻字》(即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版壹零零13(A)，最右侧第一个符号)、《库木土拉千佛洞岩壁刻字》(即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版玖柒《洞壁刻洪信等题记》图8)、《博者克勒格沟摩崖》(即《刘平国刻石》之正文部分)，以上拓片编号为T645，均钤有“史语所藏金石拓片之章”。。函中提及“寄兄存及代购拓片共八包”，似之前傅斯年曾到西安，亲自购买拓片若干存黄文弼处，之后又请后者代为购买其他拓片，而一并寄到南京者。

1.已代復(書出中英庚款會，出不付印，赴新疆研究，無不謝絕)

2.孟真吾兄大鑒：弟返蓉後，復將全書清理一次，已將緒論部

3.份繕校完竣，特先寄至 兄處，檢閱一遍。因恐有錯誤，或不妥之

4.處，請示及，以便更正，因尚未交印也。(內四五兩章前交若渠兄檢閱，尚

5.未完竣。)吾兄閱完後，請就近轉送至中英庚款會，付審查，(因前杭立武先生函限十二月底以前送會，兄接此文後便告立武先生為禱。)

6.作為弟研究之成績。(如余書出版，此文亦併入。)又奉上《羅布淖爾考古記》

7.敘目及圖版尺寸抄單，請 兄閱後連致中英庚款會函一併送去。關

8.於全書出版事項原委，均具致中英函中。弟意仍照蔡先生去冬

9.所指示者，較為穩妥。(此書論文較多，希望有一點版稅，便與歐人交換出版物及送幫忙之人收。)唯關於印漢簡辦法，弟尚不知。總之，此事全

10.託吾 兄，弟無意見也。其他部份及圖版，除論文擬重抄一份留副

11.本外，又圖版亦擬重製副本，正計劃再繙照一過。但需款五百元之

12.谱，但弟經濟甚窘，尚未覓出辦法來。

兄何以教我。又關於繼續在甘肅

13.工作事，前日已擬有一計劃書送中英會，尚不知結果如何，望

14.兄便中維持斡旋為禱。前日接余又蓀君來函，弟已向陳宗器君

15.索柏格滿出版物閱讀。弟現將赫爾滿之樓蘭通俗讀物已看完，並

16.不見得比弟所作之緒論高得許多。猶其將伊吾置之營盤，該打

17.五百個手心。餘容再陳。專此奉候，順頌 撰安！ 弟文弼敬上 十二月廿四日

18.又付寄考古記緒論一冊，敘目一冊，抄單一份，望收到後示覆。又及。

图4 黄文弼致傅斯年信(1940年12月24日)

[笺释]

1. 此信用八行笺，凡二叶。所记有《罗布淖尔考古记》绪论缮校完毕、寄奉傅斯年检阅并代交中英庚款会审查事。信中开篇言：“弟返蓉后，复将全书清理一次，已将绪论部份缮校完竣，特先寄至兄处，检阅一遍。”则其时从陕西返回四川，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绪论。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二十九年春，又受西北大学之聘，赴城固讲学，秋返川，迁居川西崇庆县，补充绪言七万余字，至本年年底完成，即本书之第一篇也。”(20)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第1页。二者相较，此信当写于1940年12月24日。

2. 黄文弼在抗战期间撰写《罗布淖尔考古记》，曾于1938年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21)《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人文科学组”揭晓通告》：“本会前为办理非常时期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一案，除社会科学及工程两组审查结果业已登报公布外，兹续将人文科学组准予协助人姓名揭晓如次：王献唐、吴金鼎、孙文青、黄文弼、王振铎、刘节、常任侠、岑家梧、陶云逵、葛毅卿、张世禄、李丛云、陶元珍、孙次舟、张维华、梁彬、陆侃如、白寿彝、谷霁光、费孝通、江应梁共二十一人。以上各人待遇及工作地点并应办各项手续由本会分函通知，其未予协助者亦由本会发还原缴。”《云南日报》1938年10月4日，第1版。，其时可能接到董事会催促在年底提交成果接受审查，故将绪论和目录等寄往重庆，请傅斯年检阅并就近转交董事会者。信中提及的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县人，曾留学英美，回国后受聘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研究员，1931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担任总干事。杭立武与傅斯年均系留学英国的前后同学，交谊较深，黄文弼通过傅斯年转达成果，亦当有请托之意。

3. 信中又提及“内四五两章前交若渠兄检阅”，若渠即滕固(1901-1941)的字，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德，获得柏林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又曾任行政院参事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所属各部档案整理处代理处长。曾与黄文弼以古物保管委员会名义，共同调查河南、陕西一带文物古迹，撰有《视察豫陕古迹记》记录此行。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曾提及：“已故之滕若渠诸先生，时与检讨，多承匡正。”(22)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第5页。

4. “关于印汉简办法”：1940傅斯年与商务印书馆李泽彰商量汉简影印方法，通过袁同礼向袁复礼转达，后者回复信件提出不同意见，致使1940年8月25日傅斯年当即回信，并抄呈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理事寻求公评(23)相关资料，参傅斯年档案“袁复礼致傅先生信及傅先生覆信稿(64，I：64)”“傅斯年先生致袁希渊信稿(74，I：74)”，邢义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居延汉简整理文件调查记》，《古今论衡》第20期，2009年12月，第19-60页；
及笔者《傅斯年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待刊)。。黄文弼此处表达了并不知情、全权委托傅斯年办理影印的意见。

5. “关于继续在甘肃工作事，前日已拟有一计划书送中英会”：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38年起，即计划组织西北、西南、川康三个科学考察团，从事边疆调查研究，最终组织、参与了西南、西北两个科学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42年春，在中英庚款资助下，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为“西北史地考察团”。此前关于组织考察团的消息传出，通过各种关系申请加入者，不在少数(24)康兆庆《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科学考察团与边疆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50-167页。。黄文弼此期向中英庚款会提出申请，当即其例。根据书信右侧的回信摘要，傅斯年似乎告知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付印之前不能获得出行资助，因而否决了他再赴西北的申请。

6. 余又荪(1908-1965)，名锡嘏，以字行，四川涪陵人。1927-193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教北平民国大学。1934-1937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38年，任国立四川大学历史教授。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及总务主任。1949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香港珠海书院。1965年4月27日，以车祸逝世于台北。著有《日本史》《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宋元中日关系史》《中国通史纲要》等。曾于1934年至1941年间兼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纂(25)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2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76-77页。。信中所及，当即余又荪曾来信向黄文弼提供西方考古学家关于楼兰研究的新书信息。

7. 陈宗器(1898-1960)，字步青，浙江新昌人。1929年以中央研究院助理员身份，作为第二批团员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此后又加入斯文赫定组织的绥新公路查勘队，两次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测量，后留学德国，归来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研究员。以上经历，使他与西北科考团的外方成员有较多的交往，故黄文弼在获知贝格曼关于新疆的考古出版物信息后，即向陈宗器借阅。

8. 柏格满出版物：即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Bergman, Folke:ArchaeologicalresearchesinSinkiang:EspeciallytheLop-norregion, Stock- holm: 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Folke Bergman(1902-1946)，中文名作贝葛满、贝格曼、贝葛曼。瑞典考古学家。1927-1934年间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瑞典方面主要的考古工作者。其《新疆考古记》主要研究其在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工作，有王安洪中译本。(26)[瑞典]沃尔克·贝格曼著，王安洪泽《新闻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9. 赫尔满之楼兰通俗读物：即德国历史地理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 1886-1945)的《楼兰》(Lou-lan:China,IndienundRomimLichtederAusgrabungenamLobnor. Leipzig 1931. 楼兰：在罗布泊发掘出的中国、印度和罗马)，这部书是赫尔曼对斯文赫定1900年楼兰考古挖掘品进行整理研究的著作。为了研究参考，黄文弼曾委托滕固找到留德同学冯至(1905-1993)的夫人姚可崑(1904-2003)翻译了这部著作。姚可崑《我与冯至》：“还是在1939年，滕固交给我一本德文书请我翻译，是赫尔曼(Herrmann)写的《楼兰》。……据滕固说，是黄文弼委托他请人译的。译稿交出后，只得到二百元的译费，并未见出版。冯至在8月2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楼兰工作结束’。”(27)姚可崑《我与冯至》，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5-86页。今有姚可崑、高中甫中译本，(28)[德]阿尔伯特·赫尔曼著，姚可崑、高中甫译《楼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1. 復以：非中英庚款董事會職員，無法協助，請向

2. 葉恭綽先生商洽，或可成功。

3. 蓀30/2/12

4.孟真吾兄大鑒。前接余又蓀兄來函，知吾 兄去李

5.莊，月底可返渝，想已返重慶矣。特函致候。關於弟赴西北

6.考察請款事，聞中英庚款會已將函件付吾

7.兄審查。結果如何，至念。弟計劃及預算並不龐大，

8.兄之所知。然弟吃苦性成，尚可縮減，或准與其他機關合作，亦能

9.減輕該會負擔。若一概謝絕，實非所以待遇學人之道也。現該

10.會致吾兄請審查函，措詞實有未妥，然皆弟之過。

兄勿介

11.意也。餘不一一。專此，敬候

12.起居百福！ 弟黃文弼敬上

13. 一月廿一日

14. 中華民國叁拾年貳月叁日收到(29)此一行，为收到来信后铅印戳记。

图5 黄文弼致傅斯年信(1941年1月21日)

[笺释]

1. 此信用十行笺，前三行为栏外批注。据前批注及文末的收信日期戳，黄文弼此信当写于1941年1月21日。而1941年初，傅斯年积劳成疾，高血压症状严重，其时信件多由余又荪代笔回复。

2. 李庄：四川南溪县李庄镇。1940年冬，史语所由昆明迁址其地，直到1946年10月迁回南京。

3. “赴西北考察请款事”，见上则。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黄文弼所以一再提出申请，并自愿缩减资助，应与之希望完成之前西北科学考察的考古学成果相关。而其之前的两次西北科考经验丰富，也足以胜任其事，在傅斯年给向达的信中(1941年11月8日)，就曾透露外界风传聘请黄文弼担任考察团团长(30)《傅斯年遗札》第二册，第1186页。。然而就傅斯年本心而言，很早就不满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察及其后来整理文物的工作作风，希望史语所牵头，另组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西北考察团。此次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考察团，实际可以操控者，仍非傅斯年莫属。但因上述芥蒂，对于黄文弼的申请，有拒斥之意。余又荪回复信件，亦秉承此意，推托非庚款董事会成员，而将说项之词推给了叶恭绰。黄文弼最终应聘西北大学，1943年，代表西北大学参加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完成了第三次赴新疆考察的愿望(31)黄烈《黄文弼著作目录及简略年谱》，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第572页。。

图6 黄文弼致傅斯年信(1941年11月18日)

4.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交通部总长，力行交通救国，为交通大学创始人。此期亦担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1.孟真吾兄學長禮次。頃聞友人言，驚悉

2.老伯母仙逝，曷勝震悼。望吾

3.兄節哀順變，以襄大事。無任盼禱。特此致唁，

4.並祝

5.禮安！ 弟黃文弼敬上

6. 十一月十八日

[笺释]

1. 此信用十行笺。傅斯年母亲李太夫人于1941年10月21日卒于重庆，此信当写于1941年11月18日。

1.孟真吾兄學長大鑒：□□□□西大致□公函，係□□

2.鑒及，因本校今年添設邊政學系，由弟主持。其科目

3.除邊疆語言外，以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為基本科目

4.但此項教授，極難覓聘。素仰

5.兄處對於此項人才，多所網羅，故特函懇吾

6.兄准許借聘語言學教員一位，期以一年或二年返院，往返

7.旅費，均可由此間供給。此間功課甚少，仍不妨礙其研究工作。如能

8.再借聘一位人類學教員，更為感激。不情之請，務懇

9.俯允為禱。前本校擬聘□□□[馬學良]來校任語言學□□

10.校聘書已發，係副教授名義。馬君以不得兄之言，將聘書

11.退還弟處。故特再函奉商，或請 兄另為介紹一位更感。

12.一切均仰仗吾

13.兄主持。念在□末，想不以冒瀆為責也。餘不一一。專此，即

14.請

15.撰安！ 弟黃文弼敬上

16.六月十一日

图7 黄文弼致傅斯年信(1944年6月11日)

[笺释]

1. 此信用八行笺，凡两叶。信笺右侧均有墨迹掩盖若干字迹。又有墨笔批“存”字。此信殆为聘请马学良任教西北大学而写，《傅斯年遗札》有回复(参下)，据知此信当写于1945年6月11日。其时黄文弼担任西北大学边政系主任，故须广致人才，而马学良此期来西安省亲、成家，故有意挽留，因致信傅斯年，委婉相商。

2. 马学良(1913-1999)，字蜀原，山东荣成人。1934-1938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著有《撒尼彝语研究》《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等。马学良于1944年春从武定等彝区从事语言调查返回李庄后，请假赴西安省亲，并受黎锦熙邀请参加陕西省方志中方言部分的编写工作，期间与何汝芬结为伉俪，于1945年8月返回李庄(32)《马学良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1页。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档案文书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18年，第75、248-251、256-257页。。

仲良吾兄左右：數年不晤，忽奉手書，喜可知也。弟三年前一病幾死，故故人書信幾疏絕矣。今幸大致復原，堪告慰也。馬學良君事，彼到所以後，非出外調查，即請假在外，從未有較長之時期，在所整理其工作。本院向重個人之自由，故于去就之際，絕不勉人以所難。然如上述情形，馬學良君自以速返所整理爲善，若更開借聘之例，無以應付後來之人矣。凡此情形，兄必諒解之也。專此，敬頌

著祺

弟傅斯年敬啟 八月八日

[笺释]

1. 此函录自《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516页，系回复黄文弼上件1945年6月11日来函者。同日傅斯年亦有致马学良函，谓：“就西北大学事，本所原不干涉个人之自由，然兄到所以后，非出门调査，即长期请假，若如此结束，恐非善法。至于调查稿寄来整理一说，彼处既无参考书，自行不通，当封锁以待赵先生之返，不能又为此事增加办事者困难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518页。

2. 马学良因家累而犹疑于西安、李庄之事，晚年也有所追记：“我在彝区工作了两年多后，经费一再紧缩，虽经多次努力，所里还是停止了经费供给。我不甘心放弃，只能省吃俭用，将工资和生活费补贴工作费用，但终究无法支持，不得已带着极大的遗憾于1944年上半年返回史语所。不久，母亲生病，我请假回西安家中省亲，在此期间，我几次想展翅南向，但终因生活和家庭的羁绊，只能瞻望西南，兴叹而已。……转眼到了1945年，傅斯年所长一再来信，催促我和张琨回四川工作。傅先生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时，还在开会间隙再次写信，在信中谆谆开导，言深意切，令我们又感动又惭愧，不能不急忙束装返川。这年8月，我告别父母和妹妹，同妻儿登上返回四川的汽车。”《马学良学述》，30-31页。

除了通信之外，傅斯年档案还保存了与黄文弼相关的西北科考团文献，这就是之前未见发表过的《古物影片》和若干黄文弼论文的抽印本。此外，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于1931年出版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之二的黄文弼《高昌专集》(索书号996.3 461)和《高昌第二分本》(索书号997.61 461)，均钤有傅斯年藏书印“於万斯年”，可以确知原本是傅斯年的个人藏书。这些藏书，当是其早年在北平作为黄文弼的同学或西北科考团理事会成员所获，可见他对黄文弼在新疆考古方面的业绩早已熟知。傅斯年档案中保存的古物影片目，体现了西北科考团在第一期考察结束之后，即以图片的方式向学界公布考察成果的过程。这段被遗忘的材料，因为傅斯年档案的保存，让我们了解到黄文弼在研究初期即已认定的几种重要文物类型，它们都在之后陆续出版的“三记两集”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档案中保存的黄文弼通信，从1937年6月抗战即将开始的时候，至1944年8月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差不多正好是黄文弼辗转在陕西、四川期间。这些通信，体现了二人在中国学术史上许多的交往细节。

如在卢沟桥事变尚未发生的前夕，黄文弼主要从事着西北科考团考古材料的整理，以及古物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工作；
傅斯年正勠力于“科学的东方学”的事业，而以史语所的建树为旨归，其时的黄文弼成为后者在搜集拓片资料方面的“有力者”。

抗战爆发之后，黄文弼辗转陕西、四川，一方面心系新疆考古事业，为《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出版和能够再度前往西北而四处请托，一方面也为西北大学边政教育网罗人才而奔波。傅斯年成为他这一时期能够依托的“有力者”。

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理事的傅斯年，此期也非常关注科考团的工作进展，尤其是他与居延汉简整理与出版的贡献，已经多有论述(33)如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本，1995年，第921-952页。。他对于黄文弼在抗战中依旧从事研究的牺牲精神，也非常欣赏。即使在关于居延汉简出版方面与科考团理事会成员发生龃龉，傅斯年反驳袁复礼关于理事会会务并未停顿的信中，也仍然强调“若云单独之研究有正在进行中者，弟亦知之，例如黄仲良兄”，“至于森玉先生、仲章兄为汉简之劳苦，仲良兄为古物之研求，弟岂不知，且深佩荷！”(34)《傅斯年致袁复礼》(1940年8月25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第1107-1108页。因此在以上通信中，虽然看不到实质性的回复，黄文弼在其西北学术事业的艰难困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斯年求援，确实反映了二人在学术事业方面的惺惺相惜。

1931年，在西北考古三年后归来的黄文弼，洗去风尘，即伏案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高昌第一分本》《高昌专集》的整理出版(1932)；
再一年，又有《高昌陶集》的整理出版。此后他参加“绥新公路查勘队”，再度前往新疆，归来不久，又担当起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的重任，负责西安碑林的清理工作；
《罗布淖尔考古记》及之后的编纂不得不在西安设立分所，焚膏继晷，利用业余时间朝夕从事。

在《高昌陶集》的叙言中，黄文弼曾经记录1933年完成手稿的担忧：“又适逢严重之国难，外寇侵陵，处于恐怖城中，手握校稿，目瞋飞机，自以为七年精血，将与炮弹以俱去矣。不料尚能许此书出版也，幸何如之。”(35)黄文弼《高昌陶集》，北京：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3年，叙言叶一上。等到他在西安完成《罗布淖尔考古记》初稿的1937年，抗战全面兴起，一个更为艰难困苦的时代开始了。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黄文弼，在1948年的9月18日——《罗布淖尔考古记》终于付梓的前夕，写下了成书的感慨：

抗战期中，印刷困难，此稿藏之笥中者， 已三年于兹矣。胜利后，余辞去西大教职， 去夏来平，接受北平研究院之聘，得有暇日重审订旧稿，又承教育部、中美基金会之补助，工作得以继续推进，此稿亦于今春交北大出版部付印，日夜雠校，历数月之久。十余年之苦心研究，终得与世人相见，何幸如之。

傅斯年档案中的寥寥数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了黄文弼在抗战烽烟中与《罗布淖尔考古记》的书稿存亡与共、将西北考古筚路蓝缕的成果视同生命的精神追求，也让我们能够真正领略到上引自叙中万千感慨的一些细枝末节，真切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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