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的中国视角——“第三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翟浩然

2022年6月23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期刊资助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第三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第三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旨在突出音乐表演研究的“中国视角”，并围绕表演理论、音乐创作的表演实现、表演对于文化传承与建构的影响及意义等议题展开，以引导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提出，促进音乐表演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推动中国音乐表演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此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过两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音乐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此次会议采用线上研讨会模式，会期两天，虽然少了线下会议的直接体验，但诸多线上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使得会议发言更清晰、更生动，且听众可以更便捷地旁听会议。会议累计参会人数超过三千人，点赞量超过三万次。此次会议议题涉及当前许多中国音乐表演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肖学俊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期望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加强音乐创作、表演与理论之间的融合，深入探讨表演中的问题，促进音乐文化建设。

文化是社会文明得以延续和开拓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份标识。音乐表演研究一定是文化的建设。此次会议中，超过半数学者的发言涉及中国音乐创作、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同文化构建与传承的关系等问题，通过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共同探讨，更广泛、更全面地拓宽了音乐表演的研究领域，也加强了音乐表演与中国文化的深入联系。

(一)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研究

传统音乐被誉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从传统音乐中可观测到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音乐的变迁与重构，从而可以深入挖掘音乐表演与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在“‘传承、建构’互渗语境下的传统音乐舞台表演研究”的发言中，阐释了中国传统音乐舞台表演的概念，分析了在文化语境流变下，“传承”与“建构”这两个概念与中国传统音乐舞台表演的关系。他指出，在现代语境下，受工业化、商业化、旅游等潮流的影响，传统音乐舞台表演的机制被打破，在“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融合与建构过程中，传统音乐舞台表演呈现出了变异性的文化状态，这将对当前中国传统音乐表演文化生态的整体发展和变迁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相呼应的有湖南师范大学的赵书峰教授，他在“音乐表演文本的建构与生成研究”的发言中指出，文化语境(惯常性)与情景语境(即时性)在音乐表演文本的建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二者的变迁会导致中国传统音乐在传承过程中(音乐表演的形态、结构、文化功能以及参与者、受众身份、演出与观看场景等方面的文化重构)生成新的表演文本。他的研究主张音乐民族志考察范式以“表演为中心”，从纵向观察传统音乐文本动态生成的过程。

上海音乐学院的萧梅教授在“演释的传统——再谈回到表演者及基于实践的研究”的发言中，探讨了表演者的“转译”机制及其实践。她以“基于实践研究”的理念，通过对骨谱、箫弦法与唱念三位一体的南音音乐体系、江南丝竹的合奏实践、当代少数民族乐队的转型等案例的分析、阐释，强调音乐研究中，研究者与表演者应共同参与到表演实践之中，在这种合作模式下研究者可以透过表征知识深入了解表演者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一致性，在表演者与研究者的双重主体性及其交互作用下产生新的认识。

武汉音乐学院的周耘教授在“表演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表演——几个音乐表演案例的启示”的发言中，通过对井水不犯河水的湘南葬仪乐班、女性禁忌逐渐淡化的鄂西撒叶儿嗬表演和以快为美的中国器乐电视大赛等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音乐表演与文化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文化规定着表演，表演承载着文化。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制度仍制约着音乐表演；
另一方面，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当下的音乐表演又挑战或突破规则，出现了既有吸纳与融合的多元化，也有文化缺失的现象。他认为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的精义在于促使音乐回归到艺术原点，从而有利于把握音乐中的文化和欣赏文化中的音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杨玉成教授在“传统音乐的口头表演与口头创作机制——以蒙古族音乐研究的五个个案为例”的发言中指出，“表演”是口头音乐创作与呈现的中心环节，口头表演艺人通过将新的曲目放入自己日积月累形成的固定框架体系之中，通过思维与表演的结合建构出宏大的新文本，形成了“表演前—表演中—表演后”的结构模式，这背后体现出高度凝练并成体系化的思维模式。同时，他认为语境是表演的源动力，表演应回归到它所发生的文化语境中去，不同语境下表演的特征会发生变化，强调“文本—表演—语境”的整体性。

曲阜师范大学张林副教授在“第三空间视域下的旅游音乐文化表演”的发言中指出，当前研究中对于表演活动中旅游者的关注有所不足，他以“旅游凝视”和“第三空间”的角度，从差异性、边缘性、时空并置三方面分析旅游群体对中国传统音乐表演及其文化建构的影响。他指出，每次旅游文化表演都是建构者、表演者、旅游者多方协商的结果，而这种在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群卿的发言“文化身份视阈下的七声弦制筝乐改革、创作与表演过程研究”，在介绍七声弦制筝的诞生、弦制、作品等基础上，将七声弦制筝乐的出现放置于宏观的文化语境中，从主位—客位、历时性—共时性等角度分析了作曲者、演奏者、改革者三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在筝乐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作用，她认为这样一种循环性的交融过程有助于促进新的筝乐作品的产生与乐器改良。

上述各位发言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阐释了传统音乐与文化间的关系、研究者参与表演实践的意义以及音乐表演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建构的影响等，为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研究提供了多重思路。

(二)基于中国音乐作品、演奏家的研究

此次会议中，不少研究者以中国音乐作品、音乐家为研究对象。上海音乐学院杨健教授在题为“中国艺术歌曲的乐谱版本与表演研究——以黄自《春思曲》《思乡》与《玫瑰三愿》为例”的发言中，从“净版”(Urtext)的概念出发，分析了黄自创作于1932年的三首艺术歌曲的手稿、首版乐谱与早期录音等历史资料，结合原创的Vmus.net系统，对乐谱与表演中的连线、踏板、气口等微观层面的差异做了可视化的定量分析。通过文献与科技的双重手段证明了乐谱版本的流变以及表演风格的变化对我们理解并诠释这些艺术歌曲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基于特定乐谱版本，且时代与个人风格多样化的表演录音(像)已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传承与构建的实质性载体，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教授在“节制与蕴藉——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王玉珍表演与歌唱的美学品格”的发言中，从节制与蕴藉这两个具有中国美学内涵的概念出发，以“细读”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王玉珍在表演中随着情节的变化在咬字、气息、拖腔与润腔以及情感呈现和地方韵味等方面的细节处理。通过分析比对，他认为，正是王玉珍在表演中遵循了艺术节制与蕴藉，才使她的表演与歌唱获得了深刻的美学品格。而对于当下的歌者而言，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风格，提高审美层次和思想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表演的细节为切入点对我国当前民族歌剧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武汉音乐学院的刘文佳副教授在“肃穆中的浩瀚诗意——秦文琛两首筝乐作品的演奏分析”的发言中，从一位民族乐器表演者的角度，对《吹响的经幡》和《风中的圣咏》两首作品进行演奏结构、特殊演奏法、速度控制、情感表现和表演形式等多方面的解读。她认为，演奏者应透过作品的现代形式找到音乐内核的本质(民族音乐素材)，与作曲家建立深度的连结，突破某些规则的束缚，充分发挥表演者的主体意识，从而使表演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另外一部作品《归去来兮》(史付红作曲)，与《吹响的经幡》和《风中的圣咏》一样，是一部当代音乐作品。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昌宁副教授在“室内乐《归去来兮》的音乐时空维度探索”的发言中，从一名指挥者的角度，对如何处理“活态”的中国民歌演唱与“动态”的现代室内乐演奏技法相融合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作曲家与指挥家、演奏家应共同努力，为当代音乐创作与表演打开新的思路，提供更多的可能。

除了上述以中国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外，也有针对演奏者的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在“吴蛮，用琵琶艺术超越文化边界”的发言中指出，吴蛮作为一名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家在海外取得显著的成就，除演奏者本身过硬的技术功底外，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对此，他从西方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趣和演奏家在音乐表演中的独特追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殖民化”(受西方音乐影响)和“去殖民化”(排除西方音乐影响)倾向，以及吴蛮如何打破文化隔阂，将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融入到琵琶演奏中，实现不同文化的互融，证明了其成功的必然性。他从跨文化交流与融合角度为音乐表演研究提供了思路。

这些发言，既涉及中国近代音乐作品，也有现当代音乐创作。各位研究者针对某部作品或某种现象的探索与深入思考，反映出国内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从中国实践中思考表演理论的方法，突显了表演研究的中国视角。

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播、交流方式和音乐创作的形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音乐学术研究也需要适应这些变化，不断更新和丰富学术研究方法。本次研讨会上的诸多发言便反映出目前我国音乐表演学术研究方法发展中的跨学科倾向。

(一)音乐与科技的结合

基于计算机软件程序的音乐表演分析方法反映了音乐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在前两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已有不少学者带来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前文提到的杨健的研究。这一研究模式近些年在国内发展迅速。比如中央音乐学院周全教授的研究同样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方法。他在“音乐表演中的速度特征：基于三个维度的评价体系”的发言(1)这是他新书Danny Zhou，A Taxonom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Piano Performances：Tempo Styles beyound Fast and Slow，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2.(《钢琴演奏风格的理论框架构建：超越快慢的速度》)中的内容。中认为，完善速度理论框架去分析表演，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音乐。他提出一套评价不同演奏家在速度特征差异方面的体系，该体系包含基本速度(basic tempo)、宏观速度变化(global tempo variation)和微观速度变化(local tempo variation)三种维度，以及各维度所包含的六种变量。同时他依托可视化的数据模型，分析比对了不同演奏家在演奏同一部作品时，在音乐结构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位置的速度差异，从而揭示不同表演风格的细节。

同样基于计算机程序模型的音乐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但除了从技术的维度进行讨论之外，中央音乐学院黄宗权教授的发言“对人工智能音乐表演的几点美学反思”则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的音乐表演原理，对人工智能在音乐表演领域的影响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思考。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对于音乐表演的分析愈来愈趋向于实证化、数据化，这种以计算机软件作为辅助手段的音响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中人工听觉不能满足对大量细致的音乐作品分析的缺憾，为诠释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

(二)音乐表演研究方法的交叉与互鉴

当前，对于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融合已成为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特点。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刘桂腾教授在“多模态表演话语分析方法”的发言中，提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以单模态文字符号所构建的表达方式难以多维、立体地描写表演语域中的音乐行为。他提倡在当前的融媒体时代背景下使用包括身媒(身体)、器媒(器物)、传媒(可记录与传播音乐的物理介质)，在特定的语域(表演场与仪式场)中，用多模态话语描写和阐释音乐意义。他强调了组合态文本与聚合态文本两种多模态分析类型，为当前中国音乐表演的描写与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法。

上海音乐学院邹彦教授的“德勒兹拟像与根茎理论视域下的当代音乐表演研究”发言，以肖邦《b小调玛祖卡》(Op.33 No.4)的录音为例，认为其演奏自二战以来逐渐远离“多样化”而进入到一种趋于“同质化”“等级化”的主流音乐表演(main stream performance)之中。对此，他借用了德勒兹的“根茎理论”，指出音乐的美不在同一，而在多元，如何在“僵化”的局面中找到一条德勒兹所谓的“逃逸线”，如何在重复中体现出差异是当代音乐表演研究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刘路希在“音乐表演评论的交往视角”的发言中认为，音乐表演作为表演者和欣赏者交往的中间环节，不能仅仅单向度地关注演奏技巧、表演风格，而忽视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的交往过程。她借用交往理论，提出应以交往中介、交往环境、交往主体间关系三重维度来看待音乐表演。

以上研究中，无论是音乐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还是方法论的互鉴，均突出了一个特点，即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有利于研究者跳出固化的思维模式，从更多的维度观察音乐，从而有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在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融合中逐步构建起我们自己的音乐表演研究体系。

音乐表演研究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已形成一定的研究倾向与特色。例如在传统的表演理论研究中，运用分析、描述、归纳、总结的方法，从哲学、美学等角度去思考音乐表演问题(2)参见高拂晓：《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及比较和评价(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83页。。此次会议中，中央音乐学院王次炤教授“关于音乐表演的学术标准问题”的发言，认为音乐表演具有自己的学术标准，不同音乐表演类别的评判标准及属性不同，如传统艺术音乐舞台表演的标准是忠实地表现作品和天才地表达隐形元素，它们具有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属性；
流行音乐表演的学术标准具有社会学属性，主要通过听众的诠释来评判。而音乐表演的学术标准最终是体现在舞台表演之中，表演研究应从理论思维转化为舞台表演思维，只有高超的技巧才能把握好各种参数标准和音响诠释(声音表达的诠释)。同时表演者应重视音乐学研究成果，因为音乐表演研究的学术判断是音乐舞台表演践行学术标准的依据。因此，他建议第四届全国音乐表演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音乐表演学术标准的舞台呈现。

上海音乐学院的韩锺恩教授在“立足基本问题、适度扩充论域——关于音乐表演问题研究的若干断想”的发言中，结合国内近年流行的借鉴科技手段的音频可视化分析以及对于表演者演奏姿态的研究，从音乐表演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出发提出了疑问——即越来越依托于数字呈现差异的实证分析理念与有赖于身体动作的视感官行为的理论研究是否会降低对于听觉感官行为的理论研究，这是否还在音乐美学的论域之中。他认为，表演研究还是应围绕音乐中的“声音”去追问，持续探索。中央音乐学院高拂晓研究员在“音乐表演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的发言中指出，我国在借鉴国际经验将表演研究“中国化”的同时，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存在不少疑问。他在梳理国际音乐表演研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音乐表演研究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拓宽研究的主体意识，寻求更为开放的研究视角；
在将国际经验融入国内表演学科的建设时要处理好音乐创作、音乐分析、音乐理论与音乐表演之间更灵活互动的关系，形成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的学术训练机制(课程建设)，促使音乐表演理论向学科建设方向发展。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副主编李诗原教授在题为“声音的文化形象及其文化冲突——关于音乐创作和表演若干问题的剖析”的发言中提出声音的“文化形象”问题。他认为，声音的文化形象既取决于最初的文化形象塑造或自我展现，也取决于受众的认同和认定，一旦形成就难以更改和颠覆。音乐史上那些曾作为音乐感性材料的声音，都具有既定的文化形象。因此，音乐创作和表演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声音的文化形象，并使其与音乐作品所要塑造的文化形象相匹配，否则就会使音乐在文化形象上显得别扭、或出现解构、分裂。这就是音声固有文化形象与音乐所要塑造的文化形象之间的文化冲突。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和表演中就存在不匹配现象，以致一些音乐作品仍存在着文化形象上的冲突。与此问题相呼应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宋瑾教授，他在“发生媒介及表演变化对乐种乐态的影响”的发言中，通过对中国多个乐种在改变乐器、发音、表演形式等方面的前后比较分析，认为音乐的内容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发声媒介和表演形式的变迁使作品的乐态、乐意、族性乃至韵味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一曲多样，甚至形成新乐种的现象。

以上发言对我国当前音乐表演及音乐表演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当前国际音乐表演理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音乐表演研究应结合实际，开阔视野，寻求更为开放的研究思路。

中央音乐学院“第三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体现了研究者们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会议中既有学者直接以中国音乐作品、中国乐器、传统音乐形式等为研究对象进行阐释，也有学者针对国内当前音乐表演研究中所存在的某些现象、问题，从哲学、美学的理论层面所进行的思考。表演研究作为一种舶来品，兴起于西方，国际表演研究的成果和趋势为我国表演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而随着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表演学科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和技术发展中国表演理论和实践的同时，理应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对国际音乐表演研究经验进行“中国化”探索，为中国音乐表演研究探索无限的可能。而研究中多学科、多维度、多方法的交叉与融合，无疑有助于将国际经验“中国化”的同时，实现中国经验的“国际化”。

猜你喜欢中央音乐学院语境建构创作与做梦：精神分析语境下的“植田调”解读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2年1期)2022-08-31以《进步日报》看中央音乐学院初创历史原貌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1期)2022-05-23消解、建构以及新的可能——阿来文学创作论阿来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残酷青春中的自我建构和救赎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20年9期)2021-01-04中央音乐学院2020年新年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2期)2020-05-29主题语境八：语言学习（1）疯狂英语·爱英语(2020年9期)2020-01-07中央音乐学院·延安“10·15”艺术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11-27建构游戏玩不够幼儿教育·父母孩子版(2016年12期)2017-05-24《走近音乐的世界》系列之三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告诉你 艺术让人学会感受幸福风采童装(2017年12期)2017-04-27紧抓十进制 建构数的认知体系——以《亿以内数的认识》例谈新课程研究(2016年21期)2016-02-28

推荐访问:表演 音乐 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