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孝经》
时间：2023-06-23 10:1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舒大刚
（四川大学 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孝经》是儒家讲孝道的经典，自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和近代，《孝经》的成书时代和撰著作者，却倍受怀疑。朱熹曰：“《孝经》疑非圣人之言。”[1]又：“《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2]
后世学人多附和之，或认为是“汉儒作”，或认为是“西汉末年成书”。宋黄震：“愚按，《孝经》视《论语》虽有衍文，其每章引《诗》为断，虽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文法相类。而孝为百行之本，孔门发明孝之为义，自是万世学者所当拳拳服膺。他皆文义之细，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了然矣。”[3]意其为西汉末年刘向所作。明吴廷翰谓：“《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4]清姚际恒亦曰：“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5]黄云眉又曰：“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6]
近世蒋伯潜《诸子通考》更为之申说曰：
西汉诸帝特崇孝道，……《太史公自序》引其父谈临卒之言曰：‚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此与《孝经》首章之言完全相同。《春秋繁露》曰：‚父授之，子受之，天之道也。故曰‘夫孝天之经也’，此之谓也。又曰：‘孝子之行取诸土。……此谓‘孝者地之义也’。‛此直似《孝经》‚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句之注释。但董仲舒亦未尝明言‚孝为天经地义‛之言见于《孝经》也。盖此时孝之提倡已盛，此类言论已多，故司马谈、董仲舒云然，作《孝经》者乃采集之，非《史记》及《春秋繁露》引《孝经》也。则《孝经》之作，当在汉武帝之后矣。[7]
蒋先生说司马谈、董仲舒分别引用类似《孝经》文句，不是先有《孝经》此说为二氏所引，而是汉世制作《孝经》者引用了司马谈和董仲舒的话，还特别指出“董仲舒未尝明言‘孝为天经地义’之言见于《孝经》也”。蒋氏又据朱熹说《孝经》有与《左传》雷同的句式，而“（朱说）《左传》自张禹传之之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认为：“据此，则《孝经》之作，直在西汉末世矣。”果真如此吗？以下拟就董仲舒在多处引用《孝经》语句的情况，做一探讨，以明确到底《孝经》、仲舒孰先孰后的问题。
董仲舒（约前 179-约前 104）是西汉最重要的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属河北衡水）人。少年时专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曾任江都、胶西两王国相。武帝时，应贤良对策，以“天人三策”获得武帝赏识，从此步入西汉政坛高层。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开启了两千余年社会尊儒重教的正统局面。著有《春秋繁露》《春秋决狱》等，其文章后人辑为《董子文集》。清人王仁俊将其有关《孝经》的言论辑为《孝经董氏义》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首先，看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确有两处明确称引《孝经》。一是《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孝经》之语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云云。[8]59
此段所引《孝经》语见于《感应章》。不过，苏舆注《春秋繁露》以为：“此篇非董子文。”其理由乃是此篇大讲“汤武革命”，与《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景帝后“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之说不符。怀疑“即辕固生与黄生争论语，后人误采入《繁露》”。其实，《史记》所言乃景帝时事，仲舒著书乃武帝时；
景帝时黄老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故无敢言“革命”者；
武帝之时，儒学独尊，汤武乃圣人，其“革命”思想正是齐学的特色，董子何得不言？退一步讲，即或此篇为“辕固与黄生”之论，时代更比董仲舒早，益见《孝经》传世之早。
《春秋繁露》另一处明引《孝经》是《五行对》中答河间献王问：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
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
父之所长，其子养之；
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天经既闻得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其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上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贵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8]87
河间献王所问《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见于《孝经·三才章》。献王问“孝”是“天经地义”的依据是什么？董仲舒运用“五行”相生理论予以解答。“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也”，五行是顺相生、间相克，生者为父，被生者为子。犹之四时，木为春，火为夏，土为季夏，金为秋，水为冬。凡五行五德之运，被生者都要顺应生者而成就之，就像春夏秋冬四时必然按顺序运行一样，儿子也必须听从父亲的，完成父亲的事业和遗志，这是天道五行已经规定好了的，这就是“夫孝天之经也”。那么，为什么又说“孝”是“地之义”呢？董子从天地（阴阳）尊卑的理论出发，以为阳尊阴卑，天尊地卑；
天施地成，犹父令子行；
以下事上，犹大地事天，有劳归地，有功归天，这是“忠臣之义、孝子之行”，所以说孝是“地之义”。如果说，《孝经》的“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命题的话，董仲舒在此就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性的论证，使这一命题具有了时代特征，也具有了哲学意味。
以上两篇，原文明明从引用“《孝经》曰”提起，根本不是蒋先生所说“但董仲舒亦未尝明言‘孝为天经地义’之言见于《孝经》也”，这种罔顾事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不仅《春秋繁露》中有董仲舒两次明引《孝经》的例证，他还在其他篇章中多次暗引《孝经》，虽然未明确提及《孝经》篇名，但其文句却完全（或基本）是《孝经》的，至于其内容则肯定是《孝经》的思想或对《孝经》的发挥。
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8]88苏舆注：“语见《孝经》。”按即《卿大夫章》语，原文作“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文字全同，唯顺序有异。
同篇又有：“传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
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
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
……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8]88《孝经·三才章》有“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董子所引虽然只有 “先之以博爱”半句，但此节专讲“孝悌”教化，自然所引非《孝经》莫属矣。
同篇又有：“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
必有先也，教以弟也’。”[8]88苏舆注：“《孝经》：‘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按即《感应章》文。
同篇又有：“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亷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谓也。”[8]89苏舆注：“语见《孝经》。”按即《三才章》文。
同篇又有：“故曰：‘行意可乐，容止可观。’此之谓也。”[8]88苏舆注：“二句见《孝经》。”按即《圣治章》文。此节诸本在《五行对》篇末，兹从张惠言、苏舆所校移于此篇。“行意可乐，容止可观”是对《孝经》“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原文的缩略。
又第六十八篇《四祭》：“尝者……蒸者……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子、孝妇，缘天之时，因地之利。”[8]127云云。按，“天之经，地之义”已见前，即《三才章》文。“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庶人章》文：“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至于第十九篇《立元神》[8]43-44论三本，虽然没有引用《孝经》语言，却是地道的“孝道”阐释，即使视为《孝经传》也不过分：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
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
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者，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
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
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
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
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
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这里，董子将“孝悌”视为“天之所生”，实即《孝经》“夫孝天之经”之义；
将“孝悌”与“衣食”“礼乐”同列“万物之本”，“孝悌”是人伦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衣食”是物质的，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礼乐”是制度的，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法律保证。董子认为“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以为：“三者皆亡，民如麋鹿。”“三者皆奉，民如子弟。”他主张教导人民要明此三事，举孝悌以“奉天本”，勤劳作以“奉地本”，明教化以“奉人本”。这与《孝经》“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在《春秋繁露》引用《孝经》，董仲舒还在元光元年（前 134）的对策中引用《孝经》原句：“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综上所述，董子既在《春秋繁露》中两次明举《孝经》文句，又多次暗引《孝经》思想，还处处对“孝悌”思想进行阐释和提倡。可见他不仅对“孝道”作了哲学的阐明，而且对“孝道”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是“孝”学理论的具体应用者和提倡者。特别是他在对策中明确说“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非明于《孝经》不能至此精熟也。如果说陆贾是汉代引述《孝经》第一人的话，董仲舒就是汉代对《孝经》重要概念进行“现代解释”的第一人；
如果说陆贾对《孝经》尚是“暗中引用、明加阐发”的话，那么董仲舒则是在自己著作中明确称举《孝经》之名，并且用“阴阳五行”哲学将“孝道”推尊为“天经地义”的德行。
可见，《孝经》一书必然早于仲舒产生，故仲舒才会将其奉若神明，详加阐释。因此，说《孝经》系齐鲁间陋儒所作，成于西汉后期，是非常不可靠的。清儒丁晏《孝经征文》广泛采集《吕氏春秋》、陆贾《新语》、董仲舒《繁露》、司马迁《史记》等先秦、两汉文献之引用《孝经》的资料，来证明《孝经》早出，其做法是可取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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