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

金 碚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2.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

纵观人类发展数千年文明史，如果要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路线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最合适的概念恐怕就是“畅通”。当人们说要“发展”时，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要“畅通”。过往，“从闭塞封堵到畅通无阻”，数千年开拓畅通之途的宏大叙事，可以演绎人类经济社会的文明主题；
今天，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又一次重塑新的畅通格局，围绕畅通与否的行为纠结和规则博弈，成为决定世界秩序和人类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关于经济发展， “不通则痛，通则不痛” “要致富，先有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朴素认识，可以展现其蕴含的深刻真谛。

作为地球居民，人类的祖先“偶然”地诞生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丛林世界和蛮荒崎岖之地，那不是西方文明想象的“亚当、夏娃”，而是散处于世界大陆的弱小群类。对于当时的人类，旷野山川并不是空间之便，而是险阻之壑。人类生存繁衍的“初衷”，就是寻求通达。相互隔绝的人群孤立无助、闭塞愚昧，因此，必须突破隔绝，借助语言文字沟通交流，以实现聚集居住和密切交往，特别是得益于江河之通达，才能产生人类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哺育了公元前4000年的苏美尔人，尼罗河哺育了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人，黄河、长江哺育了世界唯一自古至今没有中断的华夏文明。

尽管公元前7000年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直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城邦才开始形成并初步发展，成为人类创造的早期文明形态之一，其行走通道及护城围墙适应了人际交往所需的畅通条件及其安全防卫。据考古和传说，早期的中华文明源自夏商周时期，夏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年，周朝于公元前256年灭亡，也具有“城邦性质”。此后，东西方都从“城邦”形态历经了大小王国和帝国形态，一方面强力圈占领地，另一方面奋力扩大国际通达范围，产生了各种封建的和帝国的文明形态以及伟大的大陆通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中国通达欧亚各国的“丝绸之路”。

随着海洋航路的开通，海洋国家凭借畅通世界各大洲的远航实力，使“陆权”文明被“海权”文明所超越。海洋文明统治世界，一些“新大陆”被欧洲海洋强国的探险家“发现”，整个世界几乎被西方文明所“强霸”。

来到现代世界，欧亚大陆的水陆通道拓展并同海洋通道交融，加之科技进步所形成的信息通道高度发达，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的畅通之途使得各类陆海文明形态都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和演化空间，而且相互连接成为紧密畅通的“地球村”，并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延展文明路线。

可见，有什么样的畅通之途和畅通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虽然世界的畅通之途并非一帆风顺，通达之道发生阻隔甚至断路的情况也是常态，但坚持畅通大方向终究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基本路线”。古代的城邦或氏族文明、欧洲中世纪“黑暗年代”的封建文明、东方大国的江河文明、西方诸国的海洋文明以及直到当代的陆海文明新形态，都是人类开拓畅通之途以及实现畅通无阻世界的伟大创造。

开拓人类自由的畅通之途，不仅只是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通达，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沟通。由于人类自始就是多种文明共存，所以文明间既有冲突也有相容和融合，也是历史宏大叙事中的重要华章。

人类发展源远流长，不断地突破隔绝，就是不断地变革，每一次前进的变革都是一个“天堑变通途”的人类成就和发展超越，开创了今非昔比的经济社会新时代，因此，重大的畅通之举引致历史性的巨变，往往具有代际区别的标志性。

当然，人类发展中最为广阔和持续不断甚至可以说是无处无时不在的相互畅通现象，是市场交换和市场经济，其后发展为国际市场、全球市场。可以说，畅通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路线不断延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经济畅通是整个人类最普遍获益的行为方式，因而也是推动畅通进程最基础性的群体动因。任何试图阻隔畅通的行为和力量最终都会不敌市场经济坚韧不屈地开拓畅通之途的强大力量，市场经济的畅通力量具有不可抗拒的突破性和创造性。

人类发展得益于畅通，也必然为畅通而付出代价，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和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障碍，大都须以“畅通”方式求解。只有畅通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切目标，而其过程往往是十分曲折的。畅通虽好，但是没有平坦大道，而且总是会遭受各种反作用的阻力，甚至畅通本身也可能会有物极必反的后果。人们渴望畅通，然往往求之却不得，甚至进退两难，陷于困境，但畅通毕竟是人类文明路线不屈不挠的张力方向。封闭隔绝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所以，人类发展的本质就是畅通：向着所关切的目标。

现代经济社会的首要关切目标是“增长”，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义。经济增长首先取决于市场供求体系的运行通畅，道路通达、交易便利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条件。经济增长与畅通程度不仅具有正相关性，而且有直接的内在因果性，因此，人们相信，最高程度地保证自由通畅和自由交易，就可以获得最高的经济增长绩效。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市场机制虽有巨大成就，但也会导致利益分化和人际隔膜，使社会纵向流动受阻，产生尖锐矛盾甚至社会冲突，所以，现代经济社会的第二个关切目标是“平等”。平等意味着人人可以不受阻碍、不被歧视地享有经济增长的福利，这很理想，但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更多人享有更多的增长福利，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冲击，则必然会遇到资源环境限制，即所谓“增长的极限”，使经济的畅通运行难以为继，因此，“环境保护”成为压倒性的关切目标，如果发生严重破坏环境的目标冲突，可以“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环境保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认同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切目标，这意味着人类深刻认识到，绝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自然世界的可持续循环。人类参与自然世界的循环，必须将自己置于循环过程而不至于使循环系统紊乱，换句话说，大自然循环流程的畅通无阻是人类自身生存于自然世界中的必要条件。环境的循环畅通性严重损害，其实质是大量物质脱离循环系统，直接表现则是作为无用之物的“垃圾”大量产生，堆积如山。对大气循环的大规模人为参与，导致气体成分改变和气温整体上升，海洋冰层融化，危及人类生存，这可以视为，亿万年以碳形态集聚于地球深层的能量，由于人类活动而大量进入气流循环过程而导致的后果，产生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安全风险。

与此类似的问题也不断困扰着人类。当各国追求极大的流动畅通时，各种安全风险随之凸显，例如病毒传播、恐怖主义行为等在全球的蔓延，这些都因人类流动速率提升和各种交往活动的全球化范围扩大而“失控”。作为应急手段，必须以各种限制流动畅通性的管控方式进行应对，因此，人类对于“安全”目标越来越关切，安全利益成为与国家利益并行的世界各国最重要关切目标之一。一方面，为了维护安全，需要增强快速响应能力，使应对安全风险的行动更为畅通；
另一方面，应对安全风险的保护行为，通常必须以限制一定程度的流动畅通性为手段。与其他关切目标都有其限度且超越限度就会物极必反一样，安全尽管重要，但也不可关切过度，甚至为了定义模糊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而严重损害畅通机制。畅通性的破坏不仅会导致经济发展和福祉增进受阻，而且会使应对风险的安全响应机制失灵。

可见，为实现“增长”“平等”“环保”“安全”等人类经济社会的四大关切目标，国内国际以至全球都要有畅通运行的条件，畅通机制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根本手段。一块硬币总是有其反面，畅通机制本身也要避免可能产生的重大安全风险：既可能会有因畅通受阻而产生的风险，也会有因畅通无序而产生的风险。

在路径曲折的畅通之途上，人类孜孜以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切目标，是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从而打通通向彼岸的道路，其间也必然会有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的遗憾。时至今日，畅通之难仍然困扰着世界。

当今世界的畅通之难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导致的，为应对和克服这些阻隔畅通的障碍，人类进行着持久不懈的努力。

(1)基础约束。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千古佳句，充分展现了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以及道路艰险而使陕西与四川的往来极为困难的状况，实际上形象地说明了自然条件的阻隔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交流不畅，这是造成畅通之难的最基本原因，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克服基础约束的决定性作用。

(2)结构约束。上述地理因素所导致的畅通之难，不仅是基础性的，也是结构性的。除了地理性的结构约束，还有与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方式相关的结构性约束。主要因素有：首先是制度性的结构差异，各种非市场性的制度安排都会对畅通性造成制度性的结构约束。即使是市场经济制度，也会因信息不透明、利益有冲突和竞争势力悬殊等，而导致对畅通性的结构约束，不同的政治制度当然也会对经济社会畅通性具有重要影响。其次是观念和文化性的结构差异，不同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等，都会造成对于经济社会畅通性的结构约束。由于制度性和观念文化性的结构约束，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都会受到障碍，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畅通性，这不仅表现为物质性的畅通受阻，而且表现为信息、思想的流动障碍。

(3)关切权衡。如前所述，在近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四大关切目标：“增长”“平等”“环保”“安全”，这些关切目标都有其价值，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或替代关系，因此常常必须进行不同目标优先顺序的选择或策略安排的权衡，其会对畅通性产生复杂的影响。在目标优先顺序的策略安排上，甚至必须以损失一定程度的畅通性来争取更须优先关切的利益目标，即畅通性也可能成为关切权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称之为“畅通成本”，类同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

(4)利益冲突。由于利益冲突而对经济社会畅通所产生的影响，所造成的畅通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前述关切权衡有所不同，关切权衡通常是“为取而舍”，以达成总体福利增进，而利益冲突，往往是零和博弈，甚至是绝对损失，因无谓的利益之争而造成的畅通损失是总福利的净损失。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对经济社会畅通性的影响正成为经济社会畅通性的结构约束的突出因素，甚至导致原本最具畅通功能和畅通便利的科学技术反倒也可能成为被人为地破坏其畅通性的领域。

由于畅通之难及畅通成本的存在或约束，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畅通工程”就成为人类发展的行为主题。无论是江河治理、交通设施、通信网络和航海航空，还是市场经济、思想流动和信息系统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建设更具畅通效率和畅通秩序的世界。

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着全球经济和世界秩序的畅通性。由于疫情冲击而导致畅通受阻是直观和容易理解的，但对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却不能仅限于对疫情的归因，这不妨可以做形象类比：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许多患者病症程度严重，但感染新冠病毒并非是导致病症严重的唯一原因，特别是，病亡者存在的某种“基础疾病”也可能是致死的根本或主要病因。而且，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的各国病患及病死情况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即公共医疗体系有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系统性缺陷，其关系密切。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包括公共医疗体系的完善，任重而道远。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常常并非我们能预见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而是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我们从此走向何处[1]?

新冠肺炎疫情汹涌冲击，安全畅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2]。一方面，中国是高度安全和安全关切至上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更畅通方向的国家。

如本文前述，高度畅通的体系有助于生生不息的人类发展。畅通无阻的发展要有规则秩序的保障，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深刻问题正是规则博弈和秩序重塑。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建构畅通无阻的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在世界出现逆全球化现象的复杂形势下，中国仍然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并且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相关各国共同构建畅通全球的国际大通道，推进人类发展的文明路线。世界强权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试图构建以所谓“价值观认同”为基础、以“选边”为条件的体系框架，搞所谓的“小院高墙”举措，人类构建更畅通世界规制秩序的愿景面临极为复杂的形势和挑战。

通俗地说，当今世界处于“竞相畅通”的大格局和大博弈中：畅通者兴，封阻者衰。畅通水平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脱钩”“封锁”“制裁”“惩罚性关税”“划分势力范围”以及搞分隔性的国际秩序框架(如“印太经济框架”)，都不是明智之举，而是对畅通的世界缺乏自信。凡破坏畅通体系者，必将自食其果。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畅通工程”。凡有不通的堵点，必有循环受阻的痛点。中国经济还有许多阻碍畅通运行的体制痛点和改革难点，特别是，堵、管、封的手段仍然被一些部门和地方所惯用，“一刀切”“层层加码”、动辄设封以及“莫名其妙”地制造妨碍畅通运行的种种堵点、痛点。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展现了对建设更通畅市场体系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决心。

因此，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建构畅通无阻的规则秩序，让世界更加畅通无阻地流动起来以及循环流畅，都是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时代使命。人类必须切记使命：伟大的畅通，创造伟大的文明，标志伟大的时代。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表现出鲜明的安全至上取向，这不是特殊时期的偶然为之的应对政策，而是中国体制机制和基本国情下的顺应性选择。从各方表现看，中国是全球最具安全关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社会治安和基层管理秩序严密，社会秩序井然：无论是在发达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在僻静边远的乡镇，无论是普通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日常生活都有充分的安全感，发生恶性治安案件的概率很低，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组织在中国难有作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有法律保障，特别是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私营企业及企业主的财产安全得到根本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国家法律不仅保护公有制，也承认和保护私人财产[2]。

在自然环境安全方面，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土治理特别是江河整治成效显著，对于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极大提高。遍历千年历史，中国多灾多难，而现今，中国处于最具自然环境安全保障的时代。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生态环境受到全社会重视，污染治理有明显进展，空气质量和水源质量都有很大改善。

对于安全的高度关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价值文化和政策取向的鲜明中国特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体现中国价值文化和政策选择取向的中国防疫方式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有得也必然会有失，即为了确保人民生命和健康要求，宁可付出较大的代价。要有更强的秩序性就意味着强有力的管控，也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简言之，安全要以对自由的短期限制为代价。各国选择适合国情的政策，就要接受与之相应的利弊得失权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是集体主义意识极强的国家，人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听党的话”，大多能理解和配合政府的安全取向、政策选择以及所实行的管控措施，包括强制性行动限制，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服从全局。在疫情期间，有的行业因防控要求而几乎处于“休克”“停摆”状态，正因为各地各行业服从防疫大局，才取得了遏制疫情的“清零”成效。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防疫政策需要因势利导、适时调整。当疫情被控制之后，势必要尽快复工复产，回归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状态，使经济运行尽快实现流转畅通，释放经济活力和恢复市场活跃。归根结底，经济运行畅通性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良性态势。

如前所述，中国具有政策观念上的安全取向，有条件成为最具安全性的国家，而高水平的安全环境是经济正常运行最基础性的条件，有助于经济运行畅通，使内在经济活力得以释放，实现更合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2]。那么，具有强烈安全取向的中国，在防疫中坚决实行“动态清零”措施，不放过任何一点疫情传染的疑点(包括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露头”就封，果断地将传播源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与保持经济运行畅通能否兼得呢？

在现实中，以上疑问越来越成为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任何复杂制度的安排，如果两全其美固然是好，但利弊权衡的制度成本(交易费用)总是要有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格局是在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的理念下形成的，但对于任何国家，那都只是个理性推导的制度模板，甚至不过是一个理想。仅仅用“模板”和“理想”来框定现实，往往可能面临种种矛盾，世界原本就是具有矛盾性的。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效，西方一些国家却总是以“模板”和“理想”为据，仍然认为中国经济不符合他们的“自由”意志取向，将中国视为经济运行和信息交流不通畅(不透明)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制度并不妨碍中国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各国都有不同特质，不可能完全同质化或纯粹化，但基本共识是：经济运行越畅通，表明营商环境越良好。在畅通性高的营商环境中，企业经营更有利，更能发挥效率，因此，经济运行通畅性强的国家就会有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更强吸引力，在这样的国家，企业能够更顺畅地接入或融入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

既然承认改革开放仍是必须努力为之的大方向、大战略，那就应看到中国经济仍然不够畅通的现实。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不畅通现象凸显。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经济运行不够畅通的问题已经在各处存在和显现，成为导致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经济活动过多和过于细密的行政性干预，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流程，损害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经济主体的活力释放。突出表现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管制条框和“文山会海”，叠床架屋的“规定”“细则”以及“审批”“审核”“检查”“问责”“处罚”程序处处以“不宽容”“零容忍”显示“纯洁规范”，使经济主体感觉处处壁垒重重，行为受限，违规风险高，动辄得咎。即使没有大错也难免会有小错而被追究惩处，因而宁可消极应付，不求有作为，但求无过错，不越雷池，避免担当。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显示性地表明了经济运行不畅通的深刻原因。因此，即使是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也必须认识，增强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并使其活力充分释放，应成为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性政策意向。与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相同，中国经济也处于畅通秩序重塑的历史关头[2]。

中国正走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征途上，还面临各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复杂和困难问题，许多影响经济运行畅通性的障碍还有待清除，总之，改革发展仍然任重道远。换句话说，中国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争取成为最具畅通性的经济体，为此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中国具有自己的独特国情优势，认真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质并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畅通性上也有显著特点，可以成为最具畅通性经济体的独特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就是沿着使经济活动更自由、更畅通的主线不断推进的，并为此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长期努力。从“点”的突破、尝试，到“面”的推广，例如，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产业新区和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向着提升经济运行畅通性所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实践探索。这些实践探索不仅限于特区性质，即“特例”思维，而且进行先行先试的试验，其取得的许多成功做法可以为其他地区或行业所借鉴，即从“点”到“面”、从“特”向“普”的推广。在新时代，这样的改革发展路径和方式将会在更大范围扩展，为此，已有了若干战略性举措的重大备案，例如在海南全省建设世界最大的自由港试验区；
在上海、深圳等城市进行金融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更大胆探索。可以说，至少是在经济领域，改善了营商环境，让经济活动更加自由畅通，这已经在中国形成了思想观念和战略方向上的广泛共识，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内在因素。不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将外力内化为内力，就可以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向着高度畅通经济体的方向发展[2]。

经过7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中国拥有了完整的产业经济结构体系和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目前，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在联合国产业分类的所有类别中均拥有相当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拥有构建最畅通产业供应链体系的独特优势。基于这一独特优势，几乎任何产业类别的产品研发和生产活动都可以在中国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中获得产业进步的邻近优势和聚集优势，即就近就便建立和连接各类产业供应链中的大多数分工环节，因而可以大大增强各类产业链、供应链的关联畅通性。也就是说，面对全球产业体系和分工关系越来越复杂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产业体系具有整体畅通的独特优势和产业形态特色。

要成为最具整体畅通性的巨大经济体，需要具备一系列重要条件。中国之“大”、产业之“全”，要以道路之“宽”相配合。作为最基本的人类行为和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包括采集猎取)和物质消费需要以经济运行的一定畅通性为前提，因而必须以保证人员、物资、产品和信息流动的一定物质条件为基础，所以，自远古以来，人类经济活动从来都主要是发生于交通运输较便利的地方，闭塞之地是难有繁荣的人类经济活动的。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可同发达国家相比的较发达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为打造世界最畅通经济体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条件，其中，完整而发达的电力系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网络、河海港口、通信设施和城市服务基础设施等在广袤国土上纵横密布，其背后则是中国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中国强大的工程建设和工程管理能力对于建成和维护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保证经济安全畅通运行，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即使是发达国家在此方面也难以与中国比肩，因为，中国上述“大、全、宽”特色是以强大的建设能力为基础的，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

近十多年来，中国初步形成了新的经济畅通优势，其中之一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其向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高度渗透，使得信息流动的畅通性大大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人流、物流受到很大限制，甚至一度必须封城隔离，但信息流动基本上畅通无阻，而且新的通信和信息交流方式(如远程视频会议、网络授课、远程问诊等)得到广泛运用。

由互联网技术和交通物流体系所支撑，近年来，中国城乡快递物流业大规模高密度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由于有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支撑，加之中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有效的社区管理秩序，使得快递业长足发展，大大增强了城乡消费供求的畅通性，并成为农村农业扶贫的一个有力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基本没有发生因民生物资短缺或断供的社会恐慌现象，中国经济经受了一次大范围民生物资供应渠道和消费品市场运行的畅通性考验。基于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一系列新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科技运用场景方兴未艾，进而，中国加大“新基建”投资建设，使通信信息技术向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方向加速推进其运用场景，有力助推经济体系的畅通运行[2]。

新一代的技术大量进入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产品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形成各种运用场景，为增强生产流通及社会事业各领域的业务流程畅通性提供技术手段和运行条件，使“线上”“线下”场景有效互联互通，在工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和会议对话等领域，都已有了率先“吃螃蟹”的创新者。现在，线上场景和线下场景的无缝连接、密切互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畅通性的突出表现之一[2]。

一个顺理成章的趋势是：经济运行的高度畅通性必然会从实物、人员和信息领域进入货币金融领域。在经济运行中，货币金融原本就是实现经济行为畅通性的“血液”，发挥符号性的信息畅通功能。数字信息技术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资金流动的畅通性。目前，在金融科技包括数字货币的研发、运用和普及上，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一位从西方国家到中国某银行工作多年的高管告诉笔者：“若干年前我来中国是作为‘老师’来向中国学生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的。而现在，中国在金融科技运用上已经走在我们国家的前面，我现在反而要更多地向中国同行学习了。有些方面，中国同行已经成为我的老师了。”可以看到，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所支持的移动支付和金融业务已经遍及中国城乡，各领域的金融便利性显著增强，在更大范围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技术条件也已基本具备，这些都展现了金融体系业务流程的畅通性和便利性不断提高，快速地向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渗透拓展，有力地促进实体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生活的畅通性[2]。

经济运行畅通性决定经济发展态势，中国经济社会所拥有的经济畅通性基础条件和国情特质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当然，在进一步增强畅通性上，中国也有一定的弱点或困难，不仅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深化改革的重任，而且在社会文化上也有艰巨的“畅通工程”需要长期努力。例如，如何形成作为经济社会行为畅通的“社会资本”，即普遍的“信任”和“守规”行为取向，就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畅通工程。也正如此，畅通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路线，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长期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得益于经济畅通性的极大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形势更为复杂。如何打造最安全和最具畅通性的经济秩序，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

中国古有愚公移山的传说故事，说的是移除太行山和王屋山的阻隔，才能实现经济通达、寻求繁荣的道理。这个寓言，可以透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今天，人类发展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阶段，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完全可以支持更畅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流，但经济社会的畅通性问题仍然时时困扰着人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种秩序规则的不适应性。世界是多样化的，非同质性是多元化世界的根本特质,因此，实现非同质经济主体间的关系畅通，还是强求所有经济主体的同质化？这成为当今世界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规则博弈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畅通运行的基本规则具有自发性，即充分自由就可以实现自主交易,但在当代社会，更为复杂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建构性，即必须通过各种法规、协定和协议方式才能形成有效的规则系统，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具可行性和适应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理想中的“自由市场”已经成为现实中的“规矩市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也是一个重大挑战。经济全球化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运行的规矩更多，规则体系日趋复杂，这些是否反而会妨碍其畅通性？一方面是拥有规则主权的各国政府，另一方面是无政府的世界市场，这样的格局如何实现全球经济畅通规则的人类共识？如何共同维护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畅通格局？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表现。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各有其所面临的畅通规则难题。总之，当我们讨论“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话题时，绝非无的放矢地泛泛而议，而是面对着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无可回避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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