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战与应对

庞玉红，关安柏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逆全球化思潮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中，随着世界发展呈现“东升西降”的形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矛头所指对象。近年来，受欧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这一思潮并未出现减弱之势，反而在经济危机的爆发中逐渐凸显并呈加剧势头，不仅拉低了各国经济的增长，更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今，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发酵，其主要表现为经济维度的保护主义不断升级、政治维度的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复兴加剧以及社会维度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逐渐盛行。

(一)经济维度——保护主义不断升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逆差一直困扰着美国，美国政府认为只要消除贸易逆差，自身鳌头地位便不会被取代。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贸易增速显著下滑，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酵。以美国政府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看似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外商品竞争[2](P22-25)，实则是为了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防止霸权消弥。美国政府大范围挑起贸易争端和摩擦，从中美贸易战到以“国家安全”为由无理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报复性措施，再从单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卫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协定到与其他国家逐一谈判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对等贸易”，美国的打压政策不仅局限于中国，对其传统盟友也频频发起贸易争端，贸易保护主义的数量和强度与日俱增，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秩序。同样，日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无理否决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人为“筑墙”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了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3]。贸易保护主义的泛起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贸易增长的难度，也给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二)政治维度——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复兴加剧

近年来，以“本国优先”为政治诉求的民粹主义在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流而上，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相互耦合，裹挟着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煽动性言论，在互联网和现实中得到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呼应，民粹主义夹持下的逆全球化在多国被付诸行动。这种政治上的颠覆，反映出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强烈的政治力量主导的特点。2016年英国公投选择脱离欧盟，2018年法国巴黎爆发“黄背心”运动，以及欧洲议会中的反欧疑欧势力显著增长，揭示了背后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地区间冲突加剧。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美国也有所体现，出现了2011年以“我们是99%”为口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桑德斯凭借排外主义、还政于民等言论同台竞技等闹剧[4](P118-125)。此外，个别西方国家为寻求和维护霸权，采取武力恫吓、军事干预策略逼人就范。美国为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地位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并对中国、伊朗等实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等，推崇单边主义，破坏了有利于全球化和国家相互合作的保障。

(三)社会维度——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逐渐盛行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上，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和接连不断的移民为其快速发展为世界强国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但当政局动荡等问题出现时，他们却将其归咎于全球化，以逆全球化措施限制移民入境[5](P122-129)。由于战乱、贫困，每年有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进入欧洲。但由于存在宗教文化冲突，欧洲部分政客和民众对难民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一些总统候选人寄希望于以“反对移民”等说辞得到选民支持和巩固统治。同样，美国虽自称是“海纳百川”的“种族熔炉”，但其种族歧视却愈演愈烈。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移民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近日，拜登正式取消了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受到了左翼的强烈批评，民众对此也态度迥异。

一些西方政客与学者将全球发展暴露出的一些矛盾与尖锐问题归结于全球化的演进，然而，“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6]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都是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手段，将其主导和支配的资本积累结构扩张至全球范围的过程[7](P33-40)，即现行的全球化是资本主导下跨国资本家和发达国家谋求利益的载体。在这样一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世贸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追求的也是跨国资本家的利益而非具体某一国家本身的利益[8](P175)。这就导致了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深化并伴随全球化波及至各国，而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福利负担、债务危机、发展危机等诸多困境使发达国家自顾不暇时，他们开始以各种保护手段推行逆全球化，寻求转嫁危机的新途径。究其根本，逆全球化思潮的内在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护霸权地位、转嫁社会矛盾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一)发达国家维护霸权地位的工具

对固守国家本位主义的西方精英们而言，全球化带来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其最不可控的后果，不仅改变更威胁着他们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鳌头地位和话语权。以美国政府为例，其贸易战等行为的根源是对新兴国家和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畏惧。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利益获得者，而发达国家从中获利逐渐下降[9]。因此，为了避免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更加有利的全球化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一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军事手段以限制甚至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表面上是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实则是要保证自身的绝对霸权主义地位，构建有选择性的全球化，进而导致全球化方向的逆转。

(二)欧美国家转移国内矛盾的权宜之计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世界各国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又充斥着激烈的竞争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却存在着极不均衡的现象，尤其表现为资本占有者群体的利益获得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损之间的不平等[10](P122-129)。作为资本附庸的传统产业工人、非技术工人等中下层民众因其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且劳动力易被取代，面临着失业、债务危机、无法获得身份认同等窘境，成为全球化“输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输家”与以资本所有者、高级技术工人等精英阶层为代表的“赢家”之间的鸿沟愈发加深，社会的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也不断加剧。面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消极地将责任推卸给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引导民众将对国内社会问题和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归咎于全球化，使得愈来愈多的不满群体参与到逆全球化的行列中。

(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

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看似集中于经贸争端，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作祟。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在根植于其价值观中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他们不容许有不同于自身发展道路和可能赶超自身的国家存在，在其看来，这些是对他们造成潜在威胁的需要“严格敌对”的对象。全球化进程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被欧美发达国家视为对其意识形态空间的挤占；
同样，由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与其不符，在尝试将其扭转并同化未果后，美国便展开强烈攻击，并试图以“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引起本国民众和其他国家的愤懑，将其自身社会问题嫁祸给全球化和中国。

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正处于起步阶段，2017年12月，浙江省气象局发布了国内首个陆路、内河、海上一体气象导航——“气象安全导航”。该导航软件主要依托两项技术：一项是基于多元探测资料的强对流检测与风暴识别追踪技术，实现强天气过程的风暴追踪；
另一项是基于GIS的多源时空数据融合分析，将道路拥堵、封道、道路维护等公路路况信息，电子海图、港口、航道等内河海洋信息和全国雷达、智能网格气象产品等信息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了从起点到终点的无缝隙保障。软件的运行界面，如图1所示。

习近平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11]逆全球化思潮的横行不仅侵蚀着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已有成果，还危害着世界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是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最大阻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不仅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更为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带来巨大消极影响。

(一)全球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遭到破坏

逆全球化给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腐蚀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取得的重要成果。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发起者推出的利益与制度之争导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等金融联系被限制甚至割裂，致使全球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搁浅。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前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面对冲击，各国对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作出限制，在此情况下，全球化进程将面临更大阻力。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给世界秩序和世界政治关系带来巨大冲击。面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带来的压力，发达国家采取政治经济措施向其施压，针对这些不合理干预和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会采取相关反制政策，从而出现“贸易战——反制——加码”的恶性循环，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12](P99-112)。逆全球化思潮的发起者们并不愿意意识到这些危害，一味地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使全球化构筑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体系被破坏，加深了原有的政治分裂。

(二)发展中国家开放型经济受阻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实现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和维护者。然而，正当全球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红利刚刚凸显时，一些发达国家却要推行逆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到掣肘。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壮大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技术、设备等有利条件及国际合作、贸易的开展，也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依赖外部市场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而此时发达国家关闭门户，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关税上涨、新增投资下降、金融市场萧条等诸多影响，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市场经济遭遇重挫[13](P1-9)。另一方面，经贸规则的变化进一步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各项贸易的门槛，生产成本和相关标准的提升将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使其经济发展乏力，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

(三)发达国家国内秩序加剧失衡

在全球治理中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发展的国家称为“积极主义国家”[14](P195-202)。作为曾经全球化受益者和支持者的积极主义国家，如今转而推崇逆全球化思潮，从长远看，这对其自身便如同挖肉补疮，得不偿失。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对其国内企业有挤出效应。以美国为例，短期来看，加征关税虽然对某些地方产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之相伴的是相关资源和中间产品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高。因此，一些制造业会选择从美国转移至对手国甚至扩大他国投资，这与保护其国内企业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甚至会损害部分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会加剧其国内秩序失衡损坏。逆全球化思潮引发了一系列破坏性的社会政治运动。譬如英国的脱欧公投，公投前留欧和脱欧两派分别发起运动争取所谓的“民意”，加深了英国政治极化；
公投后，留欧派发动示威游行，百万群众要求进行“二次公投”，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发展也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逆全球化思潮虽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造成不可忽视的冲击，但全球化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在各种干扰力量的阻碍下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态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探求逆全球化思潮的破解之道、开辟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化新道路，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5]，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等倡议为全球化注入不竭动力，又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战略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全新的战略指导和路径选择。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全球化

逆全球化思潮的启示及世界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呼吁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建立的“虚幻的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是“新的桎梏”，而“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真正的共同体。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念，多次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16](P21)这也意味着中国倡导一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导向，重视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强调普惠公平的新型全球化模式。

第一，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化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事业，涉及多方力量博弈，个中利益相互交错，故而需要一种正确的价值引领。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7]。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要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支撑，以各国家民族之间平等交流为原则，尊重各国的发展模式和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存在形态，以达到为全球化的积极稳定发展修正方向、增添动力的目的。

第二，加强政治经济交流，加快奠定全面开放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联系，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发展，成绩显著。当今世界正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在国际社会的诸多挑战面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18]，构建并稳固全面开放格局成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发展道路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方式，不仅要在范围、领域、层次等方面横向扩大开放规模，更要从方式、质量等方面实现纵向突破，使中国在全球交流合作中的地位更加不可替代。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大国之间的摩擦带来的干扰，在区域合作中要摒弃制度偏见，求同存异，对不同地缘上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思路和方式，消除不良政治影响，进一步强化战略共识[19](P39-46)。

第三，以“共赢”为导向，打造新型全球化模式。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弊端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亟需探寻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呼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P59)，为全球化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这是一种立足互利共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谋求各国共同发展的模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国家零和思维的批判和对逆全球化思潮的解构与转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科学范式，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核心贸易诉求，不仅要注重平衡沿线国家的利益分配，更要深入掌握各国内部收入分配问题，注重对其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增强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形成新型全球化发展的最大合力。

(二)完善全球治理，增添全球化新动力

“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21]全球治理旨在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增加全球财富、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全球“善治”，这需要中国在反对逆全球化思潮的行动中体现大国担当，携手世界各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修正完善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逆全球化思潮，体现全球化中国担当。西方国家发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已不仅限于经济行为，逐步发展上升为其政治主流。对此，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面临着从推动者向引领者的转变，在反对逆全球化思潮中的作用不可估量。一方面，要理性认识全球化及其带来的负面作用，警惕其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保持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思维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全球化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让各国人民充分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取得的实际成果，增强民众认同感，使其坚信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为促进全球化和推动世界繁荣发展降低阻力。

第二，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增强全球化的普惠性。旧的国际秩序虽以主权平等、国际安全等原则为设计本原，但在实践中受强权政治和资本垄断的共同作用，处于边缘的弱势民族仍受制于欧美的“霸权”地位并服务于其经济利益，“旧秩序”并未摆脱“西方主导”的困境[22](P5-18)。然而，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科技进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修整与完善带来了契机。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相互尊重和公平公正是基本前提。要摒弃“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强权干涉他国内政，确保各国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样，平衡普惠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负和博弈终究害人害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3](P30-35)。各经济体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共同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在与他国交流合作中探寻共同利益汇合点，使共享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国及各国人民。

第三，完善并创新全球治理机制，推动“治理中心”的转变。当前的全球治理模式是由霸权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原则塑造的带有“西方中心治理”特点的规则体系，而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却只能在与之对接的过程中被动接受规则并尽力维护自身利益。但随着新兴国家逐渐崛起，人类社会逐渐迈入世界历史转型时期，“西方中心治理”衍生出的种种问题接连暴露，这种全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24](P74-87)。因此，创新全球治理机制，推动其由“西方中心治理”向“东西双方共治”转变成为世界共同探索的热点问题。坚持各国平等共治，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是区别于“西方中心治理”最根本的标志。发达国家应转变思维、反省自身，积极应对自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而发达国家也要广泛参与区域合作和国际事务的治理，在“东西双方共治”中凸显自身使命、增强话语权，与发达国家共担责任、共享成果。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成为巨大变局之下摆脱发展桎梏的新举措。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各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有些能够及时适当地做出战略调整的国家抵挡住了这场危机的侵蚀，实践证明，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有助于国家在危机来临时及时合理地应对。

第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化“稳中求进”的发展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缺一不可，其着力点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以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应对复杂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与“稳中求进”的发展模式遥相呼应。“稳”是指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引导作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活力日益强劲的国内循环；
“进”意味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健全对外开放的渠道，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形成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大循环中赢得主动的重要因素[25](P1-13)。然而，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药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在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的困境仍然存在，科技创新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状仍未解决。因此，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至关重要。一方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合理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并建立健全激励和保障机制，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转换“以市场换技术、买技术”的思维，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同时注重基础研究，实现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以实现高质量供给和推动产业链升级为着力点，“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源动力。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适应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局势。国家治理能力决定了该国直面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风浪的水平及其在全球化中的战略定位。一方面，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促进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以确保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为中国适应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局势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有效对接，坚定维护国际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与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加强区域合作，以积极姿态适应全球发展新形态。

猜你喜欢 思潮全球化发展 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6期)2022-08-25迈上十四五发展“新跑道”，打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牌”中国核电(2021年3期)2021-08-13新旧全球化英语文摘(2019年6期)2019-09-18全球化减速：全球化已失去动力 精读英语文摘(2019年5期)2019-07-13砥砺奋进 共享发展华人时刊(2017年21期)2018-01-31从回归温柔敦厚到走向天马行空——当代文艺思潮的一种转向名作欣赏(2017年25期)2017-11-06全球化陷阱商周刊(2017年8期)2017-08-22改性沥青的应用与发展北方交通(2016年12期)2017-01-15维新思潮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军事体育学报(2016年2期)2016-06-15“会”与“展”引导再制造发展汽车零部件(2014年9期)2014-09-18

推荐访问:思潮 全球化 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