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符号学视角下的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解读

姜中华, 吉 悦, 周 丹, 吴 波

(1.太原理工大学 轻纺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2.牛顿商学院 中欧时尚研究院,深圳 518000)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艺术历史悠久,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便以绣花鞋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处于黄土遍布的山地高原,拥有山河表里的独特地理位置,故艺术文化的发展相对独立,其中服饰织绣纹样的发展受到山西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独特而又浓郁的三晋黄土风情。

目前,梳理山西民间织绣艺术的相关理论研究有120余篇,从织绣纹样角度出发的研究文献不足10篇,其中,赵元芽学者的《山西鞋垫刺绣纹样研究》,以山西刺绣鞋垫为载体,研究其纹样的艺术特征与风格类型;王宇学者的《山西民间刺绣动物图案的艺术特征》,针对其动物图案进行单一性研究;梁惠娥学者的《近代民间晋绣服饰品图案艺术探析——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品为例》,以204件近代晋绣服饰品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总结出晋绣纹样的艺术特征。总的来说,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符号具有极强的解释和操作功能,纹样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具有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从符号学的视角解读纹样,使纹样符号研究架构更加系统,研究脉络更加清晰,研究思维更加开拓。索绪尔主张的符号学理论已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符号的双面结构理论,用“能指”与“所指”进行符号的阐释,且此理论被大量运用在民俗艺术研究中。本文基于符号学理论,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与符号学相结合,建立系统、完善的山西民间织绣纹样符号架构;通过对高平绣活、繁峙晋绣、和顺刺绣、交城堆绫等多区域绣种进行田野考察,从本源上挖掘山西民间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内涵,以期为其他学者进行其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本质、意义、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各种关系的学说[2],作为一种有形的中介,它的创造本身就携带一定的目的性和表达作用,可根据特定群体的统一表达或规定产生。国际标准化组织给予符号作出定义“用字母、数字、图符及它们的任意组合来指称概念的形式”。赵毅衡在《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中指出“符号学即研究意义的学说,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3],索绪尔的双面结构理论提出“能指”与“所指”,并将其分为表达层与内容层。“能指”即表达层,以视觉效果为主,包括色彩、材料、形状、构图等体现;“所指”即内容层,以符号意义的表达为主,包括文化内涵、象征观念、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图1为本文研究思路,即运用符号学研究传统艺术作品,能更深层次、更系统地对作品进行剖析,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解读与传承发展。

图1 本文研究思路Fig.1 Article research ideas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与原生多样性。山西外部具有两大屏障,对外封闭;内部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不同区域发展相对独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多种纹样艺术风格。为了较为全面地概括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本文田野考察地点均匀分布在晋北、晋中、晋南各地,又由于晋南地区织绣艺术发展相对繁荣,晋南地区考察点更密集,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考察样本具有代表性。

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纹样符号的组成结构即纹样符号的能指,是纹样的表达层。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是山西民间服饰织绣艺术表达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视觉、触觉等感觉媒介,以造型、色彩、结构、工艺等形式展现出山西民间织绣艺术的丰富题材、饱满构图、浓厚色彩和独特工艺[4]。

2.1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的题材与造型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的题材与造型是纹样艺术符号创造的首要条件,其结合制作者的设计要求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造型上体现了抽象化、几何化的符号特征,并折射出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地域化、生活化的艺术特征[5-6]。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西人民勤勤恳恳,与黄土为伴,在接受自然馈赠的同时懂得感恩,且由于古时人类自身条件的滞后,力量有限,无法抵御一些猛兽与天灾,所以他们对自然怀以敬畏,并将其表达在织物纹样上,即符号中的“能指”。纹样题材作为纹样符号的一部分,其中单独纹样符号与组合纹样符号最为常见,如表1常见单独纹样符号与表2常见组合纹样符号所示,还包括适合纹样符号与连续纹样符号[7]。从单独纹样符号出发,最常见出现的“能指”是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文字纹、几何纹,也有少量的生活器物、食物、建筑等;从组合纹样符号出发,最常出现的是动物与植物、人物与动植物、文字与植物的组合,也可简单称之为植物与其他纹样的组合。

表1 常见单独纹样符号Tab.1 Common single patterns

续表1

表2 常见组合纹样符号Tab.2 Common combination patterns

在单独纹样符号中,最具特色的是人形符号。山西民间的家庭模式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生活,因而山西民间织绣艺术具有“女红文化”之称[8]。对于山西女子来说,婚嫁与生子在一生中十分重要,并且由于生活娱乐内容的局限性,邻里之间聚在一起,一边听话本闲聊一边刺绣成为生活常态,所以人物符号,以戏曲话本、婚嫁与孩童生活为主。以戏曲故事为刺绣内容蓝本,将戏曲中的人物关系、人物形态、自然环境等元素进行提取,抽象化地归纳,融入绣娘对戏曲的理解,将文字作品呈现出具象的刺绣作品。如图2清代晋绣作品《牡丹亭》戏剧人物的局部所示,人物与场景图像符号是“能指”,展现绣制者较高文化涵养,与一般田间妇人不同,且传递出热情奔放、赋予“情”以超越生死力量的“所指”,构思精妙,绣工细腻大气。人形符号特征遵循正侧规率,结构概括,内容细致,如表1单独纹样人物题材符号造型所示,无论人物动态如何,头部与身体为正面,脚为侧面,形态概括,但却细致地表现了人物服装的织绣纹样与织绣配饰。再如图3所示,百家衣是汉族儿童所喜欢穿的一种服饰,其种类有坎肩、背心等,在山西此风俗十分盛行,虽然说百家只是个象征数,但实际上有着绵延不断的“所指”,同时还取谐音之妙,“蓝”与“拦”谐音,衣中纳有蓝布,“所指”拦灾挡鬼怪。百家衣的做工复杂,不同色彩、形状的布片,经过精心拼合、连缀,才能成为一件色彩斑斓的护“宝”衣。父母认为,穿上百家衣的孩子能够托百家之福,祛病免灾、长命百岁,在百家衣上绣进儿童、龙凤、喜蜘蛛、大虎、金蝉、花朵等纹样,即“能指”,为婴儿抵挡住世间的恶,积百家之福气。百家衣里满含“所指”:对新生命到来的欢喜,对子女生命理想的美好寄寓。由此也可以看出,山西人民对织绣艺术的重视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2 晋绣《牡丹亭》戏剧人物(清代)Fig.2 Drama characters in the Jin embroidery work entitledPeony Pavilion (the Qing Dynasty)

图3 儿童百家衣坎肩Fig.3 Children’s Baijiayi waistcoat

在组合纹样符号中,以植物符号与其他符号的组合最为常见。单独纹样的符号特征在组合纹样中同样适用,如图4民国时期晋绣作品所示,其中麒麟送子符号人物纹同样遵循正侧规率,除此,麒麟的表现也同样采用正侧规率。此外,植物纹与动物纹的组合具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如表2蝶恋花纹样符号造型所示,打破常规,由多个视角组合构图,动物纹样为俯视、植物纹样为侧视。

图4 麒麟送子背心(民国时期)Fig.4 Kirin child-giving vest (Republic of China)

2.2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的构图与布局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在结构与布局上具有民俗化的特征[9]。受到民间传统观念“满”的影响,其构图以“满”为首要原则[10],饱满热烈,视觉冲击力强,在满的原则下,以适合纹样符号为主,根据服饰的结构进行纹样的形态变化。在布局方面,单独纹样符号大部分位于作品的正中心,还有少部分进行有规律的散点式分布;组合纹样符号最常出现布局可分为三类,如图5组合纹样符号基础布局所示,皆属于包裹式构图,为最基础的布局样式,布局外结构也可根据作品的外形结构进行变化,也可三种布局交叉组合设计。如图6交城堆绫作品《福》纹样布局所示,内部纹样根据葫芦外结构由里呈包裹式向外扩散,在图5(a)的基础上进行复杂化布局,整体布局又采用图5(b)的方式。虽然纹样多达18种,涵盖单独、组合、适合、连续四种纹样符号类型,但布局合理有序,使画面和谐,层次分明。

图5 组合纹样基础布局Fig.5 Basic layout of combination patterns

图6 交城堆绫作品《福》纹样布局Fig.6 Pattern layout of Jiaocheng Duiling work entitled Fu (blessings)

2.3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的色彩与材料选择

色彩作为直观的视觉语言符号,具有主动的引导性和特定的指示性,而材料的选择可以有效地协助色彩表达特定的意义。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在色彩与材料选择上大胆夸张,表现出强烈浓厚的个人情感主义特征。山西人民崇尚自然并善于观察自然,因而用色取于自然,将“五色”巧妙运用在织绣纹样中[11]。

在色彩方面,用色明度较高,对比强烈,采用大面积的纯色进行装饰。如山西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刺绣上,以红色绸缎作绣地,一般是为女婴、新嫁娘所绣。男性多用青黑色(骐色)为绣地,取红、骐二色的意思是女穿红会带来“女人好婚(谐音红)姻”,男穿骐会有“男人好妻(谐音骐)命”,这是从色彩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愿。一方面用色大胆,打破常规,根据制作者的个人理解进行用色,如图7所示,麒麟用色根据制作者所想,改变固有色,大胆采用绿色,与底布用色形成对比,植物纹采用渐变色;另一方面用色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底色通常采用红、蓝、绿、黑等深色,绣线用色除了黑与白无彩色系以外,还采用红系、蓝系、黄系、绿系等纯度较高色系,如图8所示,每组用色分为底布用色与纹样用色(绣线颜色),底部用色深沉,纹样用色分为过渡层与提亮层,以渐变色为主,且提亮层明度较高。

在材料选择方面,由于山西民间织绣品的主要功能体现在生活用品、服装、服饰方面,材料的舒适度、耐磨性、美观性成为材料选择的重要前提。据《潞安府志》记载,“潞安府的高平、长治等地的织机多达1 300台,登机鸣杼者数千家,‘潞绸’名扬四海,与‘杭缎’‘蜀缎’齐名”,与此同时,部分潞绸产品还绣有图案进行装饰[12],可以看出底布最早以丝质面料为主。到元代中叶,随着时代的进步,棉花被引进,长江、黄河流域种植,相比于丝织品,棉花所织出的面料更符合山西人的需求,易塑形、好保存、较耐磨。直至今日,虽然底布用料丰富,但用料最多的还属棉布。绣线以棉线为主,加以丝线、涤纶绣花线等作为装饰。

图7 山西民间麒麟纹老绣片色卡Fig.7 Old embroidery color card used for Shanxi folk Kirin patterns

图8 山西民间织绣纹样常用色卡Fig.8 Commonly used color cards for Shanxi folk embroidery patterns

2.4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的针法与工艺表现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在针法与工艺表现上具有多样化、独特化的特征。民间流派较多,其中高平绣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针法方面包括平针绣、打籽绣、挑花绣、纳绣、锁绣等[13],常用针法符号图解如表3所示。

表3 常用针法符号图解Tab.3 Illustration of common needling symbols

续表3

山西民间织绣有其特殊而又多样的工艺技法,包括牵绣、布贴绣、硬质绣、堆锦绣等。牵绣针法多样,包括斜针、平针、打籽等多种针法,所绣作品结实耐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布贴绣用料丰富,首先将贴花布进行规定纹样裁剪,再按照所裁剪的外结构进行平针绣;硬质绣关键之处在于底布的制作,一般将多层棉布进行裱糊,晾晒形成的硬质底,再在硬质底上进行刺绣,由于底布较硬,需要用到手工钳、顶针等工具;堆锦绣在所有工艺中表现最为立体,具有软体浮雕的效果,工序复杂,需经过画、剪、刻、剔、挑、编、割、刮、缝、贴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符号的言与意即纹样符号的“所指”,是其内容层,由山西民间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决定。“言”以表“意”,“言”是“意”的载体,是纹样符号的直接表达形式,即表达者与理解者交流与沟通的媒介,以至达到情感的共鸣。山西民间服饰织绣艺术的传承以女工为主,手口相传为主要途径[14],所以表现内容与民间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展现了她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之意可分为四类,且都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如表4、表5、表6所示。

表4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之意分类Tab.4 Meaning classification of Shanxi folkclothing embroidery patterns

表5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使用场景分类Tab.5 Classification of usage scenes of weaving and embroiderypatterns of Shanxi folk costumes

表6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所表解释归纳Tab.6 Interpret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embroiderypatterns of Shanxi folk costumes

3.1 图腾崇拜

崇拜老虎是山西最为常见的图腾崇拜,常用于孩童出生、满月、周岁等节日。在汉族的历史上,两千多年前龙、虎便分家了,龙、虎的“所指”开始有了贵贱的区分,龙被宫廷上层统治阶层使用,而虎的原始象征在民间传承着,处处生活在百姓生活当中。在古代山西地区,人类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科学知识匮乏,对猛兽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们对猛兽逐渐产生了敬畏之情,并将其神化,认为它们有超人的能力,能够护佑人类得以安逸存活,因而产生了对猛兽的崇拜;同时,由于时代的落后,孩童不易养活,而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凶猛彪悍,身强体壮,所以山西人民崇拜老虎,并将其绣在帽子、鞋子等物品上,一般用来赠与男童。其中,最为特色的当属晋式童帽[15],如图9所示。以虎形象为主,伴有五毒、蛙鱼、绿叶等辅助吉意纹样展现。硬直饱满的招风耳内侧常绣有吉意植物纹与字纹,“所指”破财免灾,同时也是幸运的象征;立体圆润的一双大眼睛,时而与小鱼作伴,时而与蝴蝶作伴,威严又呆萌;五毒用作虎鼻,威风又可爱;一排牙齿尖锐、凶猛,让人畏惧,能够辟邪镇魔;四爪锋利,腿部宽壮,位于头部两侧,尾部翘起,充满生气。晋式童帽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为祈祷婴儿平安长大,将猛虎的造型以象征的手法展现在儿童穿戴的服饰上,色彩丰富,是集平面与立体或者半立体造型的大成,注满了母亲对孩子无限的关怀与爱意,以丰富的想象进行搭配与堆叠。期待其能够趋吉避凶,保佑孩子不受疾病、鬼神等的困扰;另一方面,希望孩子像老虎一样身体健壮,能够健康成长。

图9 山西民间虎头帽Fig.9 Shanxi folk tiger hats

3.2 生殖崇拜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农耕文化深扎在这片土地,男耕女织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自古以来,多子多福、子孙绵延一直是山西人民评价家庭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准之一。农业社会,生活成本低,多养一个孩子,家庭便多一份收入,“香火”延续便多一份保障,又因为受到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所以“多子多福”与“瓜瓞绵绵”的生殖崇拜纹样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6]。

在山西晋南地区,流传着“晋国鞋”的故事,也叫“十果鞋”。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下令宫中所有女子必须穿鞋面上绣有石榴花、葡萄、佛手等十种花果图纹,以宣扬自己吞并十国的决心。从此,民间女子开始效仿,在民间便掀起女子穿“十果鞋”的传统,并作为婚鞋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十果鞋”象征多子多福,除此,鱼、蛙、老鼠等动物繁衍能力旺盛,所以经常被女性用来寄托多子之情。古代山西人为了冬日御寒,常制作耳套保暖,戴上耳套既不影响听觉,又温暖、美观。如图10所示,耳套以蓝绸为绣地,设计对鼠造型,构思别致,鼠耳、鼠头、鼠身三个部分彩绣蝴蝶、蝙蝠和鲤鱼纹样,又以白线齿形锁边,即“能指”,其“所指”为福寿吉祥,美好多子。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妇女,可能一辈子都未曾见过鱼的样子,她们所创造的鱼是从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是一种观念符号,是象征着生育繁殖的鱼,是与人的新生命相连接的鱼。小小物件儿确实别致可爱,点缀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之美。葫芦、瓜果、藤蔓等植物绵延不息,生命力旺盛,被视为子孙延续的代表。生殖崇拜纹样还有“莲生贵子”“松鼠葡萄”“麒麟送子”等。

图10 鼠型动物纹耳套一对(清代)Fig.10 A pair of mouse-shaped animal pattern earmuffs(the Qing Dynasty)

3.3 祈祥纳福

祈祥纳福类纹样有“显”和“隐”的吉祥含义[17]。“福禄寿禧财”是山西民间比较常见的吉祥主题,通常取谐音进行表达,比如“福”取“蝠”,“禄”取“鹿”等,吉祥含义大多属于显性。此外,在山西民间女子常用刺绣作品来委婉表达自己对情郎的爱意,并以此作为定情信物相送于男方,在部分地区还有男方赠女方的习俗。一方面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另一方面用刺绣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贤良淑德。特别是在婚嫁当日,女子通过展现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刺绣嫁妆,让婆婆、亲朋好友、邻里邻间看到自己的贤良,同时,绣品纹样以表达爱情为主。其中“鱼戏莲”“蝶恋花”等纹样经常出现在女子所绣的婚嫁用品上,“鱼”与“蝶”等动物被暗喻为男性的生殖器官,“莲”与“花”等生物姿态优美,被暗喻为女性生殖器官,两者结合,是爱情的象征表达。对于女子来说,面对婚姻、生子等问题都表现得较为含蓄委婉,常常用隐喻的方式进行表达,以含蓄的手法表现女子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是一种象征符号。

3.4 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空前发展,随“像教”时代到来刺绣开始为宗教服务,精细、华美的绣佛作品兴起。北魏定都平城(现山西北部),统治者在此地区大力宣扬佛教文化,并开凿云冈石窟,受其影响,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之意具有一定的宗教教化作用。随着外来文化与汉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的传承逐渐民族化、世俗化[18],山西民间服饰织绣宗教信仰类纹样则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和合之美,纹样包括“云纹”“佛手纹”“莲花纹”等。此类纹样主要应用在祭祀场景,通常用于供桌裙帏、神龛帷幔、寿衣等载体上,让人们寄托感情、祈求神灵,同时也能告慰灵魂,让他们能得到好的归宿,去到安逸、理想世界。

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复杂多样,寓意深厚,承载着山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随着时代的进步,新事物不断地涌现,传统手工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民间手艺人为了生活而放弃传统手艺。虽然说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但要拓宽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还需要不断创新。本文通过符号学的新视角,可以多层次、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山西民间服饰织绣纹样,为其他学者研究其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山西民间织绣艺术的创新发展也为民间传统手工艺人的生活提供保障,发展民间特色产业,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提高文化自信,对乡村振兴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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