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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与建构:“三格毛”文化的认同与实践

    时间:2023-06-17 08:2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余吉玲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卓尼县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有藏、汉、回、土、满、苗等16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3%,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各民族在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多民族文化符号共存体现在民族服饰、头饰及发型上。“三格毛”是卓尼藏族妇女服饰、头饰和发型的统称,因三根粗长的辫子而得名,当地汉语方言中将辫子称为“格毛儿”,所以又俗称其为“三格毛”,藏语称“戎姆”。“三格毛”其实是妇女婚否的一种象征符号,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在发型的梳编以及用来扎辫子的头绳颜色上有所区别。“三格毛”是内属藏族服饰文化的一种。关于藏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地方性文献相关成果较多。①对于“三格毛”的研究与当地政府有力的宣传和再建构相比,学术成果并不多。卓尼地方政府在文化推广及外界资本引进的实践中,着力将“三格毛”作为卓尼“形象”,再造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文化资本,努力推动“三格毛”的传承与发展。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将这种文化资源打造升级为文化资本,并力求文化资本转化为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建构发展话语权?地方民众又是如何在特定的场域践行文化“惯习”,进而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彰显文化自信,再现集体价值观?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分析 “三格毛”的历史传承、时空演进以及地方民众和政府对“三格毛”的传承和建构,以期回应上述问题并为地方政府开发地方文化资源提供决策参考。

    (一)自然地理环境:“三格毛”形成的地域条件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中,卓尼成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区域。因为地势海拔高低的不同,形成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卓尼的藏族绝大部分世代生活在自西面的扎古录镇至东面藏巴哇地区的洮河流域以及沿岸崇山峻岭间的条条山沟里。藏语称山沟为“隆瓦”,被藏人称为“隆瓦”的山沟都有河流,沟口至沟顶,海拔越高,气候愈加寒冷。沟之上部多为高寒草地,不易农耕,只能放牧,也就是所谓的纯牧区。顶部往下总有一个过渡带,也就是沟的中部地带,这里既有大片的可用于放牧的高山草场,也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气候条件和地势条件又适合农耕,农牧业比重大体相当,即所谓的半农半牧地区[1]。农区,主要指洮河两岸,是甘南涉藏地区与中原往来的最前沿,历代朝廷在此驻军和屯田,并从内地大量移民于此,生产力水平较高,商业贸易发达,汉藏文化交流广泛。

    气候环境对服饰和头饰的基本形制、材料、色彩都有重要影响,甚至起着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服饰和头饰需要。在高原山区,由于气候寒冷,人们首先注重的是服饰和头饰的御寒功能,因保暖之需,藏族地区的人们多穿皮、毛、毡、靴、厚衣裙及戴皮帽,特别是长袖袍,非常实用,日遮体,夜避寒,有男女之分,冬夏之别,亦有农牧区之异[2]。“三格毛”主要分布在卓尼农区,即洮河沿岸(自卡车乡以下)和东部藏巴哇地区。卓尼农区因地势平坦、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所以这一区域人们的服饰就不同于以皮毛为主要材料、结构肥大、袖袍宽敞的其他涉藏地区的藏族服饰,而以衣料轻薄的长袍和马甲为主,帽子用红色的小珊瑚珠穿成,讲求美观。

    (二)时空演进中的多元共生:“三格毛”形成的文化因素

    “三格毛”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历经了漫长的时空演进,在这一过程中,藏文化传统发挥着内在基础作用,它是以藏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因子,形成多元文化符号共存的新文化。关于卓尼藏族来源,根敦群培在《白史》中提到:卓尼巴等也有松赞之军队等传说[3]。《汉藏史集》载,藏王赤松德赞“从军中挑选出九名勇士,率部驻扎在霍尔与藏区之交界处戍守边境,从而形成了被称为噶玛洛的大部落”,为“无诏书不得返回的人”。吐蕃政权崩溃后,许多戍边军士留居此地[4]。《安多政教史》记载,赞普热巴巾派大臣嘎·耶喜达尔吉至多麦地区征收赋税,就在佐格林地区建立起庄园。他有五个儿子,老大一支中的江梯和哦梯二人前来卓尼地区,被大伙拥立为长官[5]。

    后代学者对卓尼藏族作了详细考述,《卓尼土司传略》讲述:吐蕃出兵时,富豪贵族都随军带有奴仆,和平时期为主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战争年代则服兵役。这样大量的蕃民随军东迁到了当时藏汉边界的前沿。吐蕃王朝崩溃后,地方势力蜂拥而起。昔日随军作战的奴仆也脱离主人的统治,纠集数千人,以“嗢未”自称,占领了甘肃的河西走廊,甘南及陇南地区。卓尼的藏族先驱们也来自这一时代[6]。

    谷苞先生在谈到卓尼藏族的来由时指出:第一,卓尼的番民,便是西藏移民与当地土著以及其他各族在体质与文化上糅合的结果;
    第二,安多藏区的居民,支派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支派的所由产生,不是导流于西藏移民中的支派,乃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接受了西藏文化的结果[7]。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卓尼藏族的来源与吐蕃王朝对外扩张有紧密的关联。卓尼有些地方的藏族自认为是在松赞干布时代从西藏的拉萨、山南、日喀则、澎波等地迁徙而来。卓尼藏族所讲的藏语集藏语三大方言,其中最多的成分分属康方言,其次是卫藏与安多方言。如卓尼“车巴沟”中的“车巴”一词依据所言即为从远处迁徙而来的意思,也有“掉队或走散、落伍”的意思。卓尼一部分藏族至今还称自己为“藏巴哇”,这可推断他们最早来自西藏后藏地区。

    在唐代,卓尼县境均属吐蕃。吐蕃政权为了强化统治,迫使降服的部落改穿吐蕃的服装,学习吐蕃语,造成其统治地区各民族不同程度的吐蕃化。吐蕃王朝崩溃以后,一些吐蕃王室后裔以及大臣、将领和贵族未能返回吐蕃,各自掌控大小不等吐蕃部落活跃在甘青地区。自宋代以来经过不断演变和迁徙发展整合,洮岷地区(卓尼藏区在内)成为吐蕃大臣和贵族之后吐蕃部落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综合历史,卓尼具有浓厚的藏文化特征。藏文化是“三格毛”得以传承的文化底蕴。

    明朝,朱元璋将江淮等地大量百姓移民至洮岷地区屯田,汉文化也随之广泛进入洮岷地区,藏汉民族杂居,汉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呈和谐多元之态。在朝政强行推广满族服饰的清朝,卓尼藏族中女性服饰满族化最明显,即使用了满族服装形制中的长袍加马甲。从保留的清末时期“三格毛”图片来看,当时的妇女身着宽袍,右衽大襟马甲。由此可知,早期的“三格毛”服饰的长袍和袖口以宽大为主流。“三格毛”服饰方面融合了清朝满族服饰特点外,还学习了清朝满族服饰的装饰手法与制作方式,如:袖口的滚边,衣襟处的贴补绣等。一些服饰使用满族装饰手法结合传统藏族花纹来进行装饰,如制作滚边时用藏族的十字纹作为花纹。从“三格毛”在服饰方面的流变和传承来看,当今“三格毛”服饰大体上延续了清朝时期的式样和款式,在颜色、布料和配饰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除此之外,长袍制作裁剪得更加修身,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服饰,修身得体,优雅大方。

    综上,在自然地域环境、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融影响下,卓尼形成独特的“三格毛”。时间上,卓尼“三格毛”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并不断采攝、吸收、容纳其他民族(部落)文化元素;
    空间上,从吐蕃到藏文化边缘的卓尼,既沿袭了吐蕃时期的文化特征,又结合卓尼农区气候相对温和、温差不大的地理特征,形成不同于传统藏族服饰文化的“三格毛”。

    三根粗长辫子、鲜红的珊瑚花帽、沙茹帽,旗袍、马甲以及高腰的红色绣花鞋构成“三格毛”。游客们初次进入卓尼县城,最被吸引眼球的是当地妇女梳编的三根辫子,以及年轻妇女佩戴的珊瑚莲花帽和中老年者所戴的沙茹帽。

    “三格毛儿娘娘希不乖,(洮州方言中对妇女统称娘娘,希不乖:意为非常漂亮。)珊瑚斑玛(卓尼藏族妇女戴的一种奇特的头帕)顶上戴,穿的连巴腰子鞋(一种别致绚丽的靴子),活像仙女下凡来”。这首当地民间歌谣叙述出“三格毛”的独特性。“三格毛”与其他涉藏地区服饰与头饰的形态和特征有所不同,尤其是头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且发型更为独特。头饰与发型是妇女婚否、身份的象征。如调研中一位藏族老奶奶所言:“‘三格毛’的长度能到脚处呢。婚前和婚后编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没有结婚的尕姑娘不用戴假发,三根辫子用红头绳缠绕着梳编起来。结婚后头发分成三股,只能编其中一根辫子,如果还编三根辫子别人笑话呢,其余两股是扎起来到腰以下再编,一般头发不会留那么长,所以腰部以下都掺杂了假发,而且已婚妇女只能用黑色的头发绳缠辫子。”

    发型特征:根据当地人的描述,“三格毛”之中的“三个粗辫子”的不同编法是区别妇女婚否的标志。如今,妇女只是把头发简单的扎成马尾,因而失去了传统的象征意义。传统上,少女梳三个辫子并都梳编起来。一般都是从头顶中间挑一股头发来编成辫子,其余两侧的头发平分成两部分,并用红头绳缠绕起来。已婚妇女只编中间一根,且用黑头绳系扎,两边的两股头发上段蓬松,至腰带之下才编结。所以这里将“结发夫妻”反称曰“绽格毛儿夫妻”(即新郎迎娶新娘时,需到新娘闺房拆她的辫子,然后由迎娶方中的中老年妇女将新娘的少女发辫梳编成已婚妇女的发辫)[8]。一般已婚女性长发需要及脚,而现代女性大多掺有假发垂落至脚。结婚当天,新娘通常在中间辫子上佩挂一串圆形铸有十二生肖或藏八宝图案的银钱,意为十二个月平安和佛保佑。银钱从发根到发梢依次串联,一般有二十块之多,誉曰“尽格毛儿的银钱”;
    亦有在辫子中部坠一个直径约8-10厘米的圆形银环,或缀以碗口大小的银钱和葫芦式刻画有浮雕图案的银制贯钱,上嵌珠玑,称“阿珑银钱”[8]。这些首饰都是地道的银子和珠玑,是新娘子终身拥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阿珑银钱和珊瑚莲花帽反映了新郎家庭条件的富裕程度。

    头饰特征:妇女们佩戴的珊瑚莲花帽和沙茹帽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最受年轻女性喜爱的珊瑚莲花帽是一种用红色小珊瑚珠串连成梯形状覆在头上的独特帽子,它的小面与前额对齐,大面披盖在头顶后,两端装饰各种颜色的飘带,悬垂在脑后左右两边。飘带的颜色与衣服搭配,如果是天蓝袍子,则配大红或桃红飘带;
    若是大红袍子,则配天蓝或绿色飘带。据说,这种珊瑚头饰是“拉”的头饰,“拉”是高居天上的神,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珊瑚的大小及成色,还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它一般和毡礼帽搭配。沙茹帽是最常见的,一年四季,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田间劳作,女性们都会戴着这种帽子,尤其是年老的妇女几乎都戴这种帽子。这种帽子呈圆形,像一个球冠,帽子边缘有半圆形连续豁牙,每一牙尖缀有小珊瑚或银珠,两边各垂一束黑色长缨穗,悬于胸前。帽子后脑勺处有一个长燕尾状的飘带[8],缘边用布料镶绲,亦缝缀三颗小珊瑚珠,整个帽子的形状就像一个石榴,所以也叫“石榴帽”。帽子颜色多为粉红、深红,面料多为碎花绸缎。

    服饰特点:服饰由马甲和长袍两部分构成。马甲通常罩在长袍上,藏族人称其为“库多”。长袍藏语称“考子”,不同于早期的宽袖大袍,当今“三格毛”的长袍紧身窄袖、两边开叉、半高领、右开襟、形似旗袍、衣长及脚面。穿上显得舒适、大方、轻便。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喜穿深蓝色,中年妇女喜穿天蓝色。长袍外面穿深红或粉红色马甲(藏语称“库多”)。妇女都穿大红色长裤。腰系大红或粉羊毛绒织成的有几何图案或丝质腰带,长约2米左右,宽约15厘米左右。足蹬汉语叫“连把腰子”(藏语称“红腰曼”)的绸缎绣花鞋(亦即藏式单梁高腰女布鞋)。节日期间或者演出时,服饰搭配艳丽。有大红袍子搭配绿色马甲,或玫红色袍子搭配天蓝色马甲等等。

    认同是个体身份的标识和归属感体现。集体认同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具有的,它体现在其成员个体对他所处的群体的独特认同以及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承认[9]。卓尼藏族作为中国多元族裔的组成分子,归属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
    同时,它又认同于本民族文化,自豪于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之中。在多元文化氛围中,通过民族服饰等显性文化符号保持对本地域、民族文化的认同,彰显文化自信。

    卓尼藏族对“三格毛”的认同体现在对藏文化的传承以及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中对“三格毛”的日常实践,并在政府的有力推介下形成文化自信。卓尼汉藏回等多民族在地域空间上交错居住,各文化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尊重,秉持宽容的胸怀,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正是这种宽容性使得各族群在交往中认同于本族群的文化,保持本族群的特性。在历史演进中,卓尼藏族妇女服饰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满族文化特性,与传统藏族服饰相比具有地域特征,即便如此,藏文化元素始终是认同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卓尼藏族女性服饰保持了藏族的装饰习俗,辫发披肩,穿靴子,装饰的材料钟爱绿松石、珊瑚、金银等。从而印证了族群认同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依据其内部共同的世系与共享的文化,也会依据其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正是族群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族群性在各族群成员中显示出重要性,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规定了族群的性质[10]。卓尼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汉藏边界地区,位于藏、汉、回民族走廊地带。从理论上分析,民俗文化更容易发生流变,而在现实中,卓尼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这种现状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同和地方政府的有力推崇密切相关。其一,卓尼妇女服饰没有传统藏族服饰那么厚重、繁琐,相对比较轻便,便于生产生活。民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卓尼民俗文化传承的内在因素和根基。其二,政府的极力推广,从卓尼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来看,卓尼政府有意将妇女服饰、装饰打造成吸引外界,彰显地域文化的独特形象。政府一方面以地域文化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广为宣传,大力推介卓尼文化走出去,让外界更多的人了解卓尼文化。如2019年,卓尼政府在上海、天津、敦煌等城市举办的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就是以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在旅游景点、藏族民俗村以及臧家乐等地,当地妇女会特意身着相对艳丽的“三格毛”服饰,为游客表演当地传统的民族舞蹈,吸引游客。政府层面的推广在当地形成一种文化自信,民众以身着本民族服装为美,尤其是年老者无一例外身着“三格毛”服饰,中年妇女占多半,“三格毛”是当地穿戴人数最多,穿戴范围最广泛的服饰。

    卓尼“三格毛”在世代传承中,成为一种塑造和强化文化认同的符号。卓尼藏族通过服饰这种符号活动和符号思维,使服饰符号达到审美、历史、文化等综合效应。老一代卓尼妇女对本民族的服饰文化表现出较强的认同,认为它是本民族的象征,是灵魂,不能丢失。她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穿三格毛服饰,也积极主动的学习三格毛服饰的制作技艺,对本民族服饰有深厚的感情,在一针一线中追溯着祖先记忆,诉说着民族故事,映射着古老神话,表达着民族集体意向与思维模式,无论是在意识层面还是实践方面都表现出了文化自豪感和向心力。在当今各色衣服充斥在市场的消费社会,老一辈的卓尼妇女固守着民族传统,通过具体实践,传递民族文化情感,彰显地域文化特征的符号,发扬审美情趣。正如那首广为流传的民歌:“三格毛娘娘到底乖(好看),穿的连把腰子”,传统中关于美的描述在世代流传中深根于卓尼妇女内心,形成可传递的文化纽带,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了一份坚守。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物资匮乏,尤其是“文革”时期,“三格毛”被贴上“四旧”“败坏伤风”的标签,传承与发展受到很大冲击。“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改穿汉服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棉布、丝绸特别紧缺,为了下地干活方便,我们把长袍剪短了,辫子也剪短了,大家都梳一个或两个短辫子,和汉族妇女没什么区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发展得到政府大力扶持。尤其是在当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之下,当地政府将民族地域文化再建构,突出文化的独特性,将文化资源打造升级,进而转换为一种资本。属于民俗文化的“三格毛”,是能够带动旅游发展的文化资源,2010年,被列入省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卓尼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穿传统服饰的妇女。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在政府的建构之下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实践。

    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11]。布迪厄认为惯习在客观上是被规定的和有规律的,它们会自发地激活与之相适应的实践,就像一个没有指挥的乐队,仍然可以集体地、和谐地演奏12]。根据布迪厄的实践论,在场域里活动的行动者“性情倾向”受惯习的影响和塑造,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内在化和具体化为身体性情,是建构中的结构,生成了具体的实践行为。对普通民众,是特定场域中形成的“惯习”。正如当地人所言:“当然喜欢穿我们的衣服,这是长期的形成习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主要是穿着舒服,打心眼里喜欢穿,你也看到了村里人都穿。年轻人出去打工或工作就得穿工作服。”(YXZ 66岁)一些年轻人由城市回到农村时也会穿民族服装,“回到老家我经常穿我们的服饰,觉得挺漂亮的。尤其是节庆、参加婚礼时我一般穿民族服装。”(YLL 28岁)

    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资源就可以阐释为资本[13]。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其一是身体化的状态,表现为行动者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是在行动者身体内长期和稳定的内在化的结构,成为一种具体的个性化和秉性才能,是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客观化的状态,指的是物化或对象化的文化财产,诸如图书、电脑之类。第三是机构化的状态,即最重要的教育质量[14]。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是潜在的社会资源的积累。在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行动者若想在社会场域获取收益,他必须凭借一定程度的教育资历(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对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三者间的关系,布迪厄特别强调,这三种资本形式彼此是可以转化的。相较于物理的能量可转换原则,布迪厄确认社会能量同样可以转换。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累积自身的各项资本[15]。

    文化资本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建构的重要资本。尤其是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将当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升级转化为可带动经济发展的旅游资本,并将当地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地方性群体力量建构整合为文化资本,在特定场域中,调动的资本越多,就更能创造区域发展的话语权。当地政府以“全世界独一无二”“西藏宫廷服饰保留最完整地”,推介“三格毛”民俗文化,实际上也是对发展话语权构建的实践。不管是将文化资源打造升级为文化资本还是调动多种资本构建区域发展的话语权,地方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地方持久发展。

    “自然生态文化”“洮砚产业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土司文化”“民俗文化”是卓尼当地政府极力推崇推广的地方文化。这五大文化旅游资源相辅相成,服饰被认为是穿在身上的资源,具有最鲜明的特征。许多年轻人穿“三格毛”更多的是出于当地建构发展的需要。“我们会鼓励妇女们穿‘三格毛’服饰为游客表演节目,导游也穿我们的服饰,也有出租给游客穿着照相的。总之,都是对我们文化的宣传。”(YSW 37岁)对处于汉藏边界的多元化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以及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影响下,如何构建发展话语权,实现本土现代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成为现实语境下面临的考验。地方政府将“三格毛”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代表特征并再造为当地发展旅游的文化资本时,体现出当地在文化实践中对民族发展话语权的再建构。

    “三格毛”文化是在长期的时空演进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服饰、头饰与发型作为“三格毛”文化的显性符号,凝聚与象征着文化内核。在多元异质而又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深受多种文化的冲击,似乎难逃流变与异化。然而“三格毛”文化在当地有广泛的认同基础,民众在日常实践中,坚守民族文化传承,尤其是老一辈妇女不仅在特定的空间场域践行文化“惯习”,展示“三格毛”形象,甚至在跨区域外出时仍然着本民族的服装,彰显文化自信。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将“三格毛”服饰作为区域文化代表之一再造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文化资本。民众的日常践行与地方政府的有意打造,体现出当地在文化实践中对民族发展话语权的再建构。

    注释:

    ① 关于藏族服饰的研究参见冯乐等《藏族服饰图案在网络游戏角色设计中的应用探析》,耿英春《试论青海藏族服饰中的心意民俗》,古涛、王德和《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纳木依藏族与尔苏藏族服饰文化研究》,觉安拉姆《试论藏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杨曦等《清代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俗官服饰管窥》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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