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石臞府君行状》的现实关切
时间：2023-06-17 08:1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梁宗华，刘泽琳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乾嘉汉学的著名学者，他们在音韵、训诂等语言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也正是乾嘉学派考据学的鲜明特征，学界研究于此用力甚著，成果丰硕。与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标识二王学术成就的典型著作不同，目前研究中对《石臞府君行状》(下文简称《行状》)研究较少。这篇《行状》是王引之为其父王念孙所作的私家行状，是一篇很特殊的文字。与一般行状文体的写作相比，该文有着行状文体之通行内容及“虚美隐恶”的共性特质，同时由于二王父子的身份特征，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王氏数辈博通经学且身居高位的学术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王引之对其父行迹的选择及评价重在通经致用及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展开的某些文学性描述与想象，远非一句“虚美隐恶”可以概括，其中更寄寓着作者的价值理想。经由此《行状》的剖析，我们对乾嘉汉学的特质可以有更立体、全面的理解，可对清代儒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把握。
王引之所作《行状》全文约九千余字，是其碑传文中最长的一篇，详细记录了王念孙一生政治实践与学术之功绩。从王引之自述的总论中可以看到，他把王念孙居官的政治实践放到首位：“泣思府君夙秉义方之教，仰邀特达之知，服官则守正无私，学古则穷年不倦。政迹留在人间，著作垂于身后。”这与今人研究二王父子以学术成就居先显然不同，也与乾嘉学者全力倾心于学问考据的评价不同。正是因为要凸显王念孙“服官守正无私”“政迹留在人间”的政治实践，《行状》对王念孙弹劾和珅、三任河道的事迹进行了重点记述。由于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观倾向性，导致《行状》中王念孙事迹的记载与正史略有出入，主要体现在“弹劾和珅”一事中对王念孙的称颂褒扬，以及对其“三任河道”仕宦过程中过失的曲笔回避。将《行状》与《清史稿》《清实录》等相关史料相参详，可在行状文本叙事与正史的差异中，体察二王父子学以致用、致力于造福社会民生的现实关切，藉以探察乾嘉学者对儒学经世致用价值理念的贯彻与践履。
细绎《行状》对王念孙(1744-1832)生平行迹的书写，重点放在其政治实践方面，作者对史事的裁量与使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的，不能仅视作是行状文体的“虚美隐恶”所致。《行状》在篇首部分便着重记述了王念孙弹劾和珅一事，这件事情在正史中亦有记载，两相比较，《行状》显然浓墨重彩，倾注了更多的情感，塑造了一位忠君的、刚正不阿的诤臣形象。貌似“溢美”的书写寄寓着作者及状主对儒家谏诤精神的肯认及弘扬。
(一)《行状》中“弹劾和珅”一事的书写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驾崩，嘉庆亲政。为了铲除和珅势力，嘉庆特下诏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实则要求内外大臣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的不法行为。此时，担任吏科给事中的王念孙即时上疏弹劾和珅。《清史稿》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简要叙述：“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1)赵尔巽：《清史稿·王念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11页。《清史稿》以当时的政治环境为背景，简要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对王念孙弹劾和珅的政治影响给予肯定。
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石臞府君行状》(2)(清)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舒怀等辑校：《高邮二王合集》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642-1661页。本文所引用《石臞府君行状》均据此版本。择事裁量显然不同，作者省略了弹劾和珅的大前提：
嘉庆四年正月，高宗纯皇帝升遐。府君随班齐集，深感累世蒙恩，朝夕哀恸，退而密草奏疏，劾大学士公和珅黩货揽权。仁宗睿皇帝览奏称善，即日奉旨，明罚敕法，政府肃清。天下歙然称之，比之凤鸣朝阳，并传诵疏中要语，以为不愧名臣奏议云。
相较于《清史稿》，《行状》的叙事更详细，也更具有表彰性。它隐去了嘉庆下诏广开言路的政治背景，而《清史稿》“援据经义，大契圣心”八字评价，在《行状》中却是具体形象地铺写。显然，就“弹劾和珅”一事来说，《行状》的记述是有一定夸饰成分的。首先，《行状》的主观性更明显，叙事目的更直接。《行状》的叙事使用了细节描写和侧面描写，看似不带主观因素，却充分表达出对状主的个人感情。《清史稿》以讲述的方式向读者简要说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八字评价即概括了君臣各自的态度。《行状》则以一百多字的篇幅，对王念孙“弹劾和珅”的目的、皇帝评语、事件影响、社会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凸显王念孙在弹劾和珅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较《清史稿》的正史史笔，《行状》的叙事差异会导致读者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感受。
其次，《行状》突出了王念孙上疏弹劾影响的重要性。弹劾和珅是王念孙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也是王引之想要着重突出的内容。相较《清史稿》中“大契圣心”的简要概括，《行状》直接插入评价语，通过“皇帝览奏称善”“天下歙然称之，比之凤鸣朝阳，并传诵疏中要语，以为不愧名臣奏议云”等语，使得此事的影响被放大，一个刚正不阿的谏臣形象力透纸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了行状文体旨在“表贤”而与正史有所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王引之意欲凸显王念孙作为儒臣的谏诤精神，有着儒家谏诤思想的支撑。
最后，《行状》突出状主报恩君王的目的，意在以自发、自觉性衬托王念孙的忠君精神。在《行状》中，王念孙弹劾的目的为“深感累世蒙恩”。在《清史稿》的记载中，弹劾和珅只是他上疏陈述剿贼六事中之首事，“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当时的大背景是嘉庆下诏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在与段玉裁的书信中，王念孙曾言及此事，“正月初八日上平定贼匪事宜六条，平明疏入，食时首辅下狱”(3)陈祖武：《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显然弹劾和珅只是六条“平定贼匪事宜”中之一种，放在首位更重要而已；
《行状》则对此选择性忽略，而着重强调了王念孙为报“累世蒙恩”的目的。如果不与《清史稿》等资料对读，易被误导为王念孙自发弹劾和珅。
那么，这种选择性差异背后的历史真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二)叙事差异背后的历史真实
《行状》与《清史稿》的叙事差异，让人们对王念孙弹劾和珅一事的真实动机产生疑问，这就需要对“念孙陈剿贼六事”进行重新审视。《行状》中并没有记载王念孙所上奏折的内容，《高邮王氏遗书》收录了《敬陈剿贼事宜折》：
本月初五日奉上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务须宅心虚公，将用人行政，兴利除弊，有裨实政者，各抒诚悃，据实敷陈等因。臣窃惟方今应办事宜，莫急于剿除教匪，……臣不揆愚陋，敢敬举六事为我皇上陈之：一、除内贼以肃朝宁也。大学士公和珅受大行太上皇知遇之隆，位居台辅，爵列上公，不思鞠躬尽瘁，惟知纳赂营私，图一己之苞苴，忘国家之大计，金钱充于私室，铺面遍于畿辅，……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4)(清)王念孙：《敬陈剿贼事宜折》，《高邮王氏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王念孙在奏折开篇即说明应办之事“莫急于剿除教匪”，借剿匪来陈述内贼之害，弹劾和珅“不思鞠躬尽瘁，惟知纳赂营私”，以求尽快诛杀和珅。王念孙这篇奏折有诸多语言技巧：弹劾前先书和珅“受大行太上皇知遇之隆”，且“不思鞠躬尽瘁”，则将和珅所犯罪过引向了嘉庆最敏感的君臣关系上来，可谓直击要害；
继在后文将和珅比作尧舜时代的共工与驩兜，则乾隆与嘉庆即为尧舜之君，惩办和珅也显示了嘉庆的英明；
在开篇即言“奉上谕”，则是为了防止弹劾不成而受到惩罚。
上文所述“上谕”，即指嘉庆四年正月“颁诏旨求言”。嘉庆四年正月初五颁诏：“特此通行晓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5)《清仁宗实录》第二十八册，《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6页。初八日，又定：“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豫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6)《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条，第418页。
参详以上材料，我们复原王念孙“弹劾和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嘉庆四年正月初五，嘉庆颁诏求言，使百官行责奏事；
正月初八日，王念孙上《敬陈剿贼事宜折》，以剿除教匪之名陈六事，首列和珅为内贼，弹劾和珅。由此可见，王念孙在弹劾和珅一事上的功劳并不如《行状》所述那么重要。对于弹劾和珅一事，诸多史料所记载的首劾和珅之人亦有不同。《啸亭杂录》中记载：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诏，故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虽其间不无以妄言获咎者，然其补益良多矣，故列名于后。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同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珅奸慝诸款。即时伏法，人争快之。(7)(清)昭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0页。
循此线索，《清史稿·广兴列传》中亦有“嘉庆四年，首劾和珅罪状”(8)赵尔巽：《清史稿·广兴传》，第11301页。的表述，虽其所上之疏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可由此看出嘉庆下诏后的确有多人弹劾，这也符合《清史列传》中的记载，“科道诸臣以和珅不法事列款参奏，上命王大臣公同鞫讯，俱得实”(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98页。。其实在乾隆驾崩前，亦有多人弹劾和珅。如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家仆刘全奢僭，被和珅提前察觉，被革职留用；
又有内阁学士尹壮图借各省府库空虚之名弹劾和珅，亦被以“妄言”之罪革职。有这许多的铺垫，王念孙等人是借助嘉庆亲政下诏的契机，对和珅进行再一次的弹劾。
依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推出王念孙“弹劾和珅”一事的历史真相：首先，弹劾和珅的并非王念孙一人，是否以王念孙为首劾亦不可知。其次，王念孙等人弹劾和珅的机会在于嘉庆广开言路，我们无从得知王念孙等人的上疏是不是在嘉庆的授意之下进行的，但对于嘉庆来说，此次科道纠劾的内容其实无关紧要，只要有人参劾，就可以藉此对和珅及其党羽进行清算。将《行状》内容与正史材料相比较，能够发现其叙事有溢美的一面，但这种溢美是建立在已有史实的基础之上，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经由《行状》作者对史事的裁量、抉择而定的，这是作者以自己的思想理念对状主的理解，并以这种叙写集中体现了王念孙忠君谏诤的精神，这显然足以打破对于乾嘉学派学者埋头考据、不问政治的偏狭理解。
《石臞府君行状》对王念孙整个官宦生涯进行梳理，重点记述了他“三任河道”对于河务方面的贡献。王念孙前后两次任直隶永定河道，中间六年时间任山东运河道。两任永定河道都发生了洪水漫堤，王念孙或被罢官罚银，或自引咎辞官，虽然有些作为却功不抵过；
他的治河政绩主要是在任山东运河道期间。与正史中有关记载相比较，《行状》对其行迹叙述更详细，且对其失职处有诸多虚化。这一方面固然有行状文体“隐恶”的特性，鉴于状主的身份，《行状》对其为官时的渎职与被贬往往不便言说，为尊者讳故，不可能予以客观表达；
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作者要突出王念孙治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其居官实绩铺陈其通经致用、经纶世务的儒者担当。相对而言，正史传记也有篇幅的限制，《行状》书写则有更大的自由度，且因其“备国史采择”之用，更详细具体亦是必然。
(一)王念孙的治河实绩
对于王念孙“三任河道”这段仕途变迁，《清史稿》有如下记载：
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10)赵尔巽：《清史稿·王念孙传》，第13211页。
嘉庆四年，五十六岁的王念孙任直隶永定河道，负责永定河的水务防治。两年后，因河堤漫口罢官，但“特旨留督办河工”，戴罪立功，继续督办河工，工竣受赏主事衔。其后，先奉命查勘河南衡家楼河决情况，又“赴台庄治河务”，这次河务治理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故不久就任山东运河道。六年后，复任直隶永定河道。在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关于引黄利运的争议中，王念孙被召入朝“决其是非”，提出“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的意见。后因永定河水异涨，王念孙引罪辞官。据此，王念孙自嘉庆四年至十五年长达十余年时间里，三任河道，一直做着河务勘查治理等事宜，因为治河不力导致河堤两次漫口，一次被罢免官，一次引罪辞官。
《行状》中对王念孙“三任河道”的载录更为详细，差别亦显而易见。以第一次任永定河道为例，内容远比其本传丰富：
明年抵任，备料稽工，皆核实经理，浮冒之弊以除。河兵饷银，则躬涖堂皇验而授之，刻扣之风亦绝。防汛到工极蚤，巡察极勤。是岁水至一丈五尺，昼夜防护，得报安澜。
这段叙事详细记载了王念孙赴任后这一年做的防务工作，从备料稽工到河兵饷银，都亲自核实验证，革除浮冒之弊，杜绝克扣之风；
而在河汛期间更是勤勉巡视。正是由于这样细致的防备工作，虽然水很大，仍安然度过汛期。正史本传中没有收这段史事，《行状》详叙此事突出其任职后第一年亲力亲为的居官功绩，也以此年“得报安澜”的河汛为第二年更大的洪水越堤做了铺垫。
又明年五月以后，淫雨匝月，昼夜不休，水长至二丈有余，越堤而过，南北岸同时漫溢，遂于六月奉旨革职逮问。寻奉上谕：“永定河雨水过多，河流异涨，竟漫卢沟桥面，冲决石工，不但人力难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孙、翟萼云、陈煜，照寻常年分只注意西岸土工，未能虑及冲决东岸石工，尚非有心玩误。……”
这一长段关于嘉庆六年王念孙失职免官的记载，在《清史稿》本传中是一笔带过的。《行状》紧承前一年继续突出河汛形势的越发严峻，连月不休的大雨，河水由前年“一丈五尺”涨至“二丈有余”，导致“南北岸同时漫溢”，这是通过形象描述强调王念孙作为主官治水不力失职的客观原因；
其后又具录“上谕”再次呈现此次洪水冲决堤岸，是“人力难施”、意想不到的，并非王念孙等相关官员有意玩忽职守。这里作者主观层面是意欲维护父亲名声的，但无一语着意辩解，全从客观形势落笔，更加以“上谕”的有力佐证，仍是从侧面对王念孙居官实绩的一种肯定。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王念孙的能力，对于其留观期间如何作为，《清史稿》以“工竣，赏主事衔”一语概之，《行状》则又数次引用“上谕”铺陈王念孙戴罪治河之功，称其“自为熟悉”“极勤勉”“素尚认真”等，强调其谙熟水利事务、勤勉从事的一面，并不以过掩功。
《行状》与《清史稿》本传相比，显然基调是一致的，并未因失职免官而否定王念孙治河的实绩，我们从中看不到王念孙有主观的渎职欺瞒行为。然而，再与其他史料相对读，可以发现《行状》对王念孙任河道期间的错误是有所遮掩的。对于王念孙被罢免一事，《清仁宗实录》记载为：
至永定河道王念孙，及南北岸同知，于河务是其专责。今该处已有四处决口，王念孙全未知觉，犹以虚词具禀姜晟，且那彦宝赴河干查水，住宿一夜，总未见该道等在彼勘办，均属罪无可逭。(11)《清实录》第二十九册，《清仁宗实录》嘉庆六年六月甲寅条，第95页。
据此，王念孙因为失察、瞒报等渎职行为，被革职查办。实录一一列举：对于出现的四处决口，“全未知觉”且“犹以虚词具禀”，又未亲临现场勘办，凡此种种“均属罪无可逭”。《行状》引录数则“上谕”，却语不及此，有意避开。第二次任永定河道治水不力之时，《清仁宗实录》所载全是申斥：
王念孙前于嘉庆六年在永定河道任内，因两岸漫工革职逮问，经朕弃瑕录用，复调补今职。本年入伏以来，雨水稍大，亦属往年所常有。其山西上游之水，并无异涨，何以漫口多至四处？其不能先事筹防，咎无可诿。即如陈凤翔在任数年，经理各工俱属平稳；
而前后漫工两次，皆王念孙任内之事。可见王念孙不称河道之职，且年力衰老，难期振作。王念孙著交部严加议处，先行革去顶带，留工效力，听候部议。(12)《清实录》第三十一册，《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五年七月壬戌条，第116页。
这段“实录”强调本年没有异常降雨，没有河水异涨等自然外力，却仍有多处漫口，原因就在于王念孙“不能先事筹防”，嘉庆斥其“不称河道之职”，并提及其“年力衰老，难期振作”。《行状》的记载可谓迥异：“永定河水异涨，复至二丈有余，人力难施，南北岸同时漫溢。府君立即具奏，自请治罪，寻奉旨，以六品休致。”此次河汛亦是与嘉庆六年的水患一样，“二丈有余”的河水异涨，导致了多处漫堤，不可抗力的因素更多，“人力难施”。《清史稿》基本采用了《行状》的材料：“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对于同一个事件，《行状》与《清实录》的叙述重点显然不同，《行状》对史料的裁量选择有作者特殊的情感态度与思想理念的主导。
(二)作者特殊情感对状主的维护
作者与传主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行状材料的选择和情感的抒发。王念孙在任上因失职被贬已是事实，但只要不违反事实真相，《行状》在叙事上可以避重就轻。事实上，《行状》确实把重点放在王念孙治河之勤勉与治理有据方面。就王念孙“三任河道”期间行迹，作者对状主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状》着力描述王念孙治河的辛苦勤勉，恪尽职守。第一次授永定河道抵任后，“备料稽工，皆核实经理”“河兵饷银，则躬莅堂皇验而授之”“防汛到工极早，巡查极勤”，诸多事务皆亲力亲为，无有懈怠。
任职山东运河道期间，王念孙颇多作为，是其“三任河道”仕宦经历中最成功的，取得许多造福民众的政绩。对王念孙而言，山东是有特殊意义的福地。他对被视作“弊薮”的运河冬挑工程进行改革，以“梅花桩”代替铜尺测量，使得运河冬挑能有更好效果：“前任收工，以铜尺量之，遇泥水无不深入，验得一尺，实才数寸。府君改造梅花桩，以木篾横列，浅深立辨，属吏无能掩饰。”取消岁修之外巧立名目的“另案之工”：“河员积习相沿，每于岁修之外，动称某处工程损坏，请帑兴修，以为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府君履任，严禁虚浮，非实有损坏，不得报修，而另案之工始息。计在任六年，节省帑项至数十万。”既为朝廷节约开支，又减省民力，使民稍得休息。
除河务外，《行状》还记述了王念孙自律廉洁的事迹。他在济宁州牧索取无度导致“民几罢市”的情形下，纾解民困：“济宁州牧某加等索取陋规，民几罢市。府君出示安抚之，并为之揭报上游，遂罢某官之职，民困以苏。”他申饬属下拒绝东漕巡漕的贪墨：“赵侍御佩湘奏参前任巡漕贪纵各款，奉旨传问，府君以为实据。先是，巡漕某恐吓取财，官吏多应其求，府君坚饬所属拒之。后馈送者皆获咎，而运河道属官独免，人以是服府君之有先见。”王念孙的治理政绩为其赢得了民意，他再次调任直隶永定河道时，济宁商民恋恋不舍：“出郊远饯，焚香酌酒，数十里中肩相错、踵相接也，其为舆情爱戴如是。”
其次，《行状》比较详细地载录了王念孙关于治河的论著，以其在河务方面的理论素养彰显其学以致用的层面。王念孙在任河道期间，曾撰写《粮漕利弊说》《论直隶河渠言》等，最著名的便是《论直隶河渠言》。这是他首任永定河道罢官复赏主事衔后向直隶总督的上书，详细记录了直隶及周边各省有关水利事宜，对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的水文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治理意见，并预期其有效治理效果：“五河既治，则全省河道已得其大纲。其余众河，应由各道府州县逐一查明，分别奏办。虽一劳难言永逸，而除害即以兴利，实于河道民生大有裨益。”
相较于《敬陈剿贼事宜折》的一笔带过，《行状》全篇引用《论直隶河渠言》，占到了整篇《行状》内容的九分之一。作者之所以花大量篇幅转引此文，是为了体现王念孙治河经验总结，对其治河失职方面也是一种补救。这篇上书被入奏皇上并得到赏识，“奉旨：‘著俟秋汛过后，再令王念孙带同本省熟谙河道之员，详悉履勘。将如何次第兴工之处，据实奏闻，候朕酌量简派大员前往经理。钦此。’府君由是周行畿辅，相度机宜。”其后遂有王念孙一系列河务勘验治理工作，嘉庆降旨中屡屡言称，“王念孙于河务情形素所熟悉”“王念孙于河务情形较为熟悉”“王念孙于河道事宜，皆能明晰”，褒奖之意甚明。
再次任职永定河道期间，因很快就再遇大水漫堤，王念孙甚至还来不及有所作为即引罪辞官，河务实绩方面没有什么可称写的。《行状》遂把叙事重点放在王念孙对“引黄入湖”争论的意见方面，以充分的治河理论衬托其实践机遇之不逢其时：
十一月，以运河道任内卓异引见。越二日，召对，垂询河务情形甚悉。甫旋署，会东河、陈河帅奏请启放苏家山闸，引黄入湖，以利漕运。而山东吉中丞则奏请挑濬枣林闸以南滨湖运河。上以府君曾任运河道，情形熟悉，乃召府君入都决其是非。府君谨对曰：“东省运河，全赖湖水潴蓄充盈。近年湖水短绌，前曾详请挑挖牛头河，而牛头河之上游，即系赵王河。……今微山湖水只余六尺八寸，来年重运经临，实不敷挹注。而赵王河工段绵长，一时不能挑成。欲为暂时权宜之计，舍开放苏家山闸，别无办法。查引黄入湖，不能不稍有淤垫，原非良策，但行之暂时，尚无大害。”
先述此事缘起，以“乃召府君入都决其是非”一语特别点出王念孙在这次论议中的重要性，继而大篇幅录其具体分析及对策。王念孙依据其在山东运河道内的治河经验，辩证利弊，提出建议，得到皇帝肯定：“枢臣据以入奏，奉上谕：‘王念孙所言皆是。’遂依河帅权宜办理，并命挑濬赵王河，为久远之计，而寝中丞之议。”
从王念孙这两篇关于河务治理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他并非坐而论道的纸上谈兵，多是经过亲身勘察的。既有理论学养，又有实际的治理经验，这是《行状》所要突出呈现的王念孙对社会的现实关切。这种理论学养是一贯的，早在他任职工部治事于都水司时，就作过《导河议》，《行状》中有其关于谙熟《水经注》等著作的记载：“都水司，河工估销总汇之所也。府君素精熟于《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一览》诸书，至是益讲明治水之道，为《导河议》上下篇。上篇导河北流，下篇建仓通运也。”他还作为纂修官奉旨纂修《河源纪略》，辨误河源所出之山多赖其力，撰写《辨伪》一门。这一切都成为他三任河道时期河务治理的必要准备。
《行状》之所以贯穿着经世致用的主线，与二王父子学术的学理支撑密切相关。
(一)学问淹通的家学渊源
王氏一族称得上是经学世家。《行状》所记其几代先祖尚未为官，只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王念孙高祖王开运是精通《尚书》的学者，“治《尚书》有声，为高邮州学生员”，没有为官经历。其曾祖王式耜学术领域大大拓宽：“博通五经，中康熙十七年副榜贡生，秉性方正，贫而好行其德，不乐仕进，以所学授弟子，卒老于家。”这位式耜先生不再是专精一经，而是博通五经，德行公正良善，没有为官的原因是“不乐仕进”，一生“以所学授弟子”。其祖父王曾禄在学问方面又有所进益与专精：“为名诸生，试辄冠军，雍正元年选拔贡生，理学湛深，气宇和粹，学者从游甚众。”《行状》突出表彰其在理学方面的成就与影响，“理学湛深，气宇和粹”传神地表达出理学家的神韵与气象。至此，王家三代先祖学术研习重点有所转变，但都没有仕进为官的实践，这其中有被动因素如科举的不尽人意，也有主观意愿的志不在此。
至王念孙父亲王安国，这种状况有了大的改观。《行状》载王安国：“康熙五十六年举人，雍正二年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历官吏部尚书，赐谥文肃，崇祀乡贤祠，国史有传。”科举一路高中，为官之途顺畅无阻。《行状》中没有关于王安国具体为官实绩的记载，而是突出他在王念孙人生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先是，文肃公父赠尚书，公年逾七十，望孙甚切，豫为之名曰‘念孙’，谓文肃公曰：‘有孙生则以是名之。’及赠尚书，公殁而府君生，文肃公悲喜交集，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孙，其将绍吾父之业乎？’遂如遗命以名之。”很显然，《行状》经由描述性形象叙事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王念孙是被祖、父两代寄予了殷切厚望的。王曾禄理学精深，并未为官，仍致力于教，“从游者甚众”；
王安国科举顺畅，官居礼部、吏部尚书，有治政的实践。这一切即成为王念孙为学济世的家学渊源。
这种家学的深厚根基成为王念孙学问及德行修养精进的推动力。据《行状》记述，王念孙得其父亲炙，幼承庭训，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他自幼性敏过人，“人皆谓有夙慧”：“四岁而能读《尚书》，矢口成诵。每读，皆文肃公口授，无虑百数十行，俄顷皆已烂熟，一时都下有神童之目。”七岁时，因能应声而诵经传被目为“异才”，八岁能属文：“学为制义，操觚即作全篇。”十岁时，“十三经诵毕，旁涉史鉴。流观往事，感慨激昂，尝拟作《秦桧传》，断制森严，章法完密，文肃公览而嘉之。”这篇文章得到了父亲赞赏，王念孙亦被冀以更高的期许：“由是期望府君益厚，勖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故府君之持躬正直，得于庭训者甚蚤。”这里特别点出其父于文章之外在人品德性方面的言传身教，《行状》所记王念孙对民生疾苦的体恤由此可以觅得根源。他做吏科给事中时，既秉公执法，又兼虑情理，对犯法者本着从轻发落的原则：“批断呈词，皆秉公持正，约礼准情，同事及属官皆敬而爱之。司坊报案，毋许片刻稽迟，以免勒索。罪止枷杖者，皆不转送刑部，以免拖累。每遇秋审，必详阅招册，至再至三，力求可以从轻者而签商之。”疑罪从轻，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贯主张，传达着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
(二)师承交游的学风及经世传统
除父亲亲自教诲之外，师友交游是王念孙重要的学习路径与人生砥砺。他先是被父亲安排师从戴震，于经史小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学习，《行状》如是记载：“休宁戴东原先生，当代硕儒，精于三《礼》、六书、九数、声音、训诂之学。文肃公延请授经，而府君稽古之学，遂基于此矣。”父亲逝世离京返乡后，又拜同乡名儒夏廷芝为师，专精研学：“既而扶柩旋里，受业于翰林院侍讲夏啸门先生之门，笃志为学，一无嗜好。”与“夙慧”相对应，此期的王念孙又是少年老成的个性，受到老师的赞扬：“童年而有老成之风，为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老师宿儒不能过也。此间，与李惇、贾田祖、汪中、刘台拱、任大椿、程瑶田等学者多所交往，讲求学问。正是在与这些师友的论学交往中，王念孙在诗歌创作、经学研究方面形成自己特色：“诗宗汉魏六朝，摹拟逼真；
经训则发明叔重、康成，究其阃奥。”《行状》不直接称赞王念孙的成就，而是通过当时著名学者的品评予以表现，先是记到翁方纲所赠楹帖：“识过铉、锴两徐而上，学居后、先二郑之间。”又载录了朱筠对王念孙的赞赏：“是当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后进视之也。”这是作者有意从他人客观的视角展示其为学影响，而尽量避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
《行状》提及王念孙所师承交游的几人都是乾嘉汉学皖派、扬州学派的重要学者。交游学者中仅以李惇、汪中为例。先看李惇(1734-1784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治经通敏，对于《诗》《春秋》三传的研究尤其精深，晚年又好历算。所著《群经识小》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余事，多所创意。又著有《尚书古文说》《毛诗三条辨》《左传通释》《说文引书字异考》等。汪中(1744-1794年)，与王念孙同年，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自称其学私淑于顾炎武。他广读经史百家之书，卓然成家。其治经特色是不拘守汉、宋门户，不专一经，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他于诸经《尚书》《仪礼》《大戴礼记》《春秋》等皆有精研，有《尚书考异》《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春秋述义》等，小学方面又有《尔雅》校本、《小学说文求端》。对于子学他有自己精辟见解，注重先秦诸子著作的辑佚考证及思想研究，对墨子、荀子其人其学都有新见新知。
对照《行状》所记王念孙的学问方向及著述，显然有相通的志趣路向与研究范围。首先是小学方面：“自壮年好古，精审于声音、文字、训诂之学，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剖析精微。分顾亭林古韵十部为二十一部。……尝宗《说文》之字而黜俗体，为《六书正俗》一书。……注释《广雅》，日以三字为率，寒暑无间，十年而成书，凡二十二卷，名曰《广雅疏证》。”再录其于史学、诸子学的探索：“自顾生平读书最乐，乃以著述自娱。亟取所校《淮南子·内篇》重加校正，博考诸书，以订讹误。由是校《战国策》、《史记》、《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书》，及旧所校《汉书》、《墨子》，附以《汉隶拾遗》，凡十种八十二卷，名曰《读书杂志》，陆续付梓。”
戴震(1724-1777年)是皖派经学的开创者，学问渊博，他本人师事江永，于吴派又有师承关系。戴震自幼学习即有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质疑朱熹改经即典型事例。早年他即主张从字义明经义，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3)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5页。这虽然是戴震早期论学的观点，已经提出学问之至是求道，他自己虽为考据名家，但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在他看来，所有字、词等小学的研究都是方法手段，目的则在于寻绎隐藏经典之中的那个“至道”。他主张从“道问学”门径以达致大道，从而通经致用，《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王念孙师事戴震尚是少年，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所受戴震影响自不待言，《行状》中明言王念孙“稽古之学，遂基于此矣”，此“基于此”于知识之外当也包括了德性品行。
乾嘉学派以考据学为标识，久为学界肯认。当时学者摆脱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的抽象议论，转向经典的实证研究，并旁涉子、史等广泛领域。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由于乾隆时期政治、思想控制的严苛，文字狱主要针对的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为避免讥讪朝政之罪，学者们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注释及研究。皮锡瑞《经学历史》概括曰：“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14)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乾嘉学者的特征也是强调其考证方面：“其根本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15)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所论显然是强调乾嘉学派全力倾心于考据的。但从学术发展内在理路而言，经世致用理念及精神是贯注在乾嘉学者思想中的，考据是为了回归经典，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通经致用。钱穆认为乾嘉考据学实际是希冀以实证知识来“经世”，这是接续了清初学者关心时事的传统而来。如是，乾嘉学派与清初启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主张的务实学风可谓乾嘉学派的先驱。王念孙早年熟读的《禹贡锥指》即是清初启蒙学者胡渭研究《禹贡》的集成之作。重考据的经典之学依然保留着经世学的精神，并没有绝然断作两截。其中不同学术群体如吴派、皖派、扬州学派情况又自有所不同，确有考据占主导地位者，更有务实经世并重者。
汪中对乾嘉汉学内部的发展有这样的论述：“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李惇)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16)(清)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0页。汪中将“自江以北”的学者群体与惠栋、戴震相并列，又给予了王念孙“为之唱”的首要地位，实质上是认同了扬州学派学术群体“各成其学”。对于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张舜徽曾综括其各自擅场：“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
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7)张舜徽：《张舜徽集·清代扬州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张舜徽认为扬州学派继承了吴、皖之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由“专精”到“通学”的转变。这其中经世致用是不可或缺的构成。
王念孙既是皖派的传人，又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治学本就开始重视通学及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质，王念孙沿此路向深入发展，一生的学问、仕宦之路呈现为重通学、重经世的鲜明特色；
而王引之则进一步助力推动之。他承父之学又有所创新发展，用小学说经、校经。所撰《经义述闻》摘取经句而诠释之，常述其父观点，博采众家之言予以细致考证，更好地融会贯通其意。在仕途上则是远超其父，直追过祖父，官至工、户、吏、礼部尚书。博涉众家而重小学的学术根柢，儒家思想的滋养浸润，六部尚书居其四的为官经历，这一切规定了王引之关注社会现实、百姓民生的儒者情怀，而他正是由此视角去审视王念孙的生平行迹与学问，《行状》选材详简与其他正史史料的差异，正由此而来。
综括观之，《行状》是研究王念孙最系统的一种原始文献。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行状文体的虚美隐恶，亦是在真实史事基础上的裁量择用，依然可以补充史传的不足；
而其所呈现的儒家经世致用的现实社会关切，正表征着乾嘉汉学重考据而不唯考据、颇重经世致用的重要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