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基础性问题与当代价值

李 健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命题。要想将这一创新命题发展成为一系列成果，形成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在基础性问题研究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中特别强调，要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1]。从基础性问题入手，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讲清楚为何“铸牢”，如何“铸牢”和“铸牢”的意义。解决这三个基础性问题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我们将很难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真正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两个结合”的高度，很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真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价值。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讲清楚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问题及其当代价值，理应成为当前研究工作中必须引起重视的理论课题。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处理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属于社会意识层面。一方面，它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普遍化这一物质现实基础上的产物；
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改造物质现实。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开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局面提供了思想依据，从哲学高度上讲清楚了为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前提性问题。

(一)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生产和交往实践中萌生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也是民族社会性的表现。在民族共同体中，共同体的凝聚形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和外部交往条件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520

其一，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物质现实作为社会存在，其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各民族走向民族共同体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坐标的主轴，各民族由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共同体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在共同体中不断重塑自己的身份，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性与价值共同性共在的共同体。

其二，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大而发展起来，是人们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民族交往的实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交往。马克思主义重视个人的发展，但从不将个人视为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强调现实的个人的本质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比如阶级、民族、社团等群体形式。人的有意识的民族交往活动不是市民社会中的原子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

(二)物质现实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特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主观性，但在实际的活动中，它在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对物质现实的改造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其一，物质现实对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的不只是意识、精神或上层建筑的问题，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民族问题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事情，民族意识受制于生产关系。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将民族关系不断转化为生产关系，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致力于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正是运用了物质现实决定精神力量的规律。

其二，精神力量对物质现实的能动作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精神引导对物质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各民族从自在状态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实践，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共同反抗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各民族之间思想交流、文化融合与深化的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一词，重在强调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特别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强调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是增进各族人民的价值与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其三，物质现实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呈现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本质内涵。美国著名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侧重民族国家的主观建构，没有深挖其主观建构背后的物质现实。“在某些西方学者的眼里，民族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不过是民族存在主观表达的两种途径和方式而已。”[3]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对于民族问题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种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心理机制，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寻求民族间的共存与共处之道。虽然民族叙事的方式是一种知识型建构，但这种建构并不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以物质现实为内在依据、以精神力量为主观表达，是物质现实与精神力量相互转化、内在作用而产生的历史结果。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依照物质现实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规律，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展开，目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现实中、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中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视域中，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二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围绕这两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4]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富裕”的前提是共同，它不是部分人或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富裕”的内容是全面的，它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裕，更是精神生活上的富裕。若要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就应当在以下三个关键点上发力：一是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二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增进各族人民的价值与文化认同；
三是在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一)物质生活富裕：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若想破解这一矛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要将着力点放在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上，遵循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化的一般规律，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生态优先为导向，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精准定位、发挥地区优势。在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民族地区由对外开放的大后方变成了国家发展的最大回旋地，为民族地区发展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民族地区的发展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好乡村振兴同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引导少数民族地区把“向外看”和“向内看”结合起来(1)边疆地区的开放不仅要把“向外看”的功夫下足，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搞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推进通关便利化。同时也要“向内看”，向东部地区开放，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市场机制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吸引资金和技术，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使民族地区、西部地区成为在亚洲连接东西的重要腹地，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后发优势的地区。(参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区域特有资源禀赋出发，在发展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人受制于物的思维方式，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
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民族地区在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的参与度，优化区域内和跨区域的资源配置。

(二)精神生活富裕：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增进各族人民的价值与文化认同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共同富裕中的“精神生活富裕”，是在“五个认同”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各族人民的文化与价值认同，凝聚人心和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结成的国家民族实体，这一实体在表象上显现为中国56个民族的有机统一体，在本质上是指政治意涵背后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部分人过于关注本民族利益或个人利益，轻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对“五个认同”认识的不透彻，掌握的不牢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精神生活富裕，就应当在“五个认同”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方面，在理念上，通过推进“五个认同”，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尊重差异性，增加共同性，凝练出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价值共识，并将其内化为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在行动上，通过推进“五个认同”，激发全国各族儿女的主人翁意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高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行动力。

(三)在改善民生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

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中，发展的目的是在推进“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在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视域来看，共同的福利和个体的利益被设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真正共同体构想的两个基本要素。“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6]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核心问题是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刻把握各民族的发展需求，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民族政策的惠民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在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中，在共享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言之，从高质量发展、增进认同、改善民生等三个层面讲清楚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资源中讲清楚如何在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中创造美好生活。这一实践进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造福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在世界历史视野中讲清楚“铸牢”的意义，特别是讲清楚中华民族造福世界、追求人类发展进步的使命担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亟需回应的基础性问题。“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40-541民族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全人类共同福祉和价值追求的事情。

(一)民族问题在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影响及其本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水平的普遍提高，个人历史走向人类历史，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在今天，我们要想深入考察民族问题在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影响及其本质，就应当将分析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全球化视域中，民族问题何以影响愈来愈大能够更好地得以彰显；
第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冲突何以频繁发生的内在原因能够更好地被揭示出来。具体而言：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视域中的影响愈来愈大。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来看，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民族问题的世界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的程度。在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融合并日益呈现出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处于其中的个人、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等都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产生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这启示我们，要辩证认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问题——“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7]。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民族国家的相处原则不是各民族的平等发展，而是以资本增殖、殖民扩张和霸权主义为本质特征。从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来看，西方国家在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资本增殖为目的，通过不平等的方式攫取其他落后国家的资源，带有明显的剥削与压迫性质。这种霸权主义思维不仅体现在经济与贸易往来等显性层面，更深刻体现在价值殖民、强权文化等隐性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频繁发生的内在原因。要想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打破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就应当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寻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涉及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涉及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和追求人类发展进步的使命担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要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就要进一步将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使命与人类进步的天下使命联系起来，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在深层次上指向人类前途命运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以人类为本位的全新思维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惯用的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等旧的思维方式，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和谐共处理念，始终秉持“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生态发展理念，始终保有“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责任。由于历史原因，经历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大多数还处于弱势地位，成为发达国家掠夺资源、发动战争和不公平交易的主要对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致力于解决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不平等问题，特别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8]。这一目的在世界历史视野中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方向。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9]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一项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蕴含的民族认同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回应21世纪人类发展重大关切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全球化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更带来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球化的到来标志着一切传统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认同的“同质化”或“混合化”。全球化的影响在于，它一方面侵蚀了民族意识，引发了民族意识中的主体性危机；
另一方面又没有同化民族意识，反而激发了民族意识中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今天，民族自治和民族解放运动依然活跃，民族认同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全球化视域下，特别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更加凸显。一方面，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参与全球治理的内部影响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能够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团结的国内环境；
另一方面，它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累丰富的精神力量。这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密切相关的民族问题，更是一个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的新课题，是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4]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就是回答它如何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我们可以将这一创新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有助于在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把握历史规律、有助于在处理发展与认同的关系中掌握历史主动、有助于在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中顺应历史大势。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更好地在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把握历史规律。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政策部署上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理论依据是从物质现实出发，在民族工作中更好地发挥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通过指导实践活动来改造物质现实，其能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活动中把握物质现实中的历史规律，将历史规律转化为实践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二是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以辩证的思维来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更好地在处理发展与认同的关系中掌握历史主动。从广义上来说，发展并不局限在经济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发展经济与文化认同同等重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其紧扣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民族共同体不是基于地理位置形成的，而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思想感情、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的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蕴含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承载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一切精神文化。在发展的同时增进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上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积蓄力量。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更好地在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中顺应历史大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新时代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大势，不仅关注中国发展，还谋求世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好地融于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之中，不断推动人类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创新命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讲清楚三个基础性问题：为何“铸牢”，如何“铸牢”和“铸牢”的意义。这三个基础性问题充分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大战略价值，为形成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具凝聚力、包容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实践与发展空间，走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一步。

立足“两个大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价值是回答它如何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说到底是回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历史如何更好地结合的问题，就是在结合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和顺应历史大势的重大意义，从而引导各族人民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为理想与现实于一体的当代中华文明的实存，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文明形态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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