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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质性国际贸易网络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时间:2023-06-16 13:4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钟湘玥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改革开放初始,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在加工、装配、制造等环节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资源和技术边界,长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至今日,中国是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和产业枢纽,在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交通通信多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中国仍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之中,核心技术和关键生产资源受制于主导者。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国际生产分工核心领域,产业升级面临着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种种技术封锁,愈加迫切地需要获取自主技术和规则话语权。尤其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利益摩擦和冲突日益加剧,同时国内人口、环境等发展问题凸显、经济增速放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创造经济新增长点势在必行,在这内外交困的新形势下,亟待找寻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如果就此全盘否认国际生产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只专注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无疑是封闭消极的发展思维。而是否能通过积极构建不同于发达国家主导模式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来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对此需要进行深入探讨传统与新型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经济效应。

    国际生产分工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交叉性,对于参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变关系,现有研究基于链式分析框架可能无法准确刻画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网络特征,进而影响其经济效应分析的准确性。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网络,并区分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贸易网络和我国具有自主权的新型贸易网络,比较分析不同性质国际贸易网络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差异,对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变动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启示性意义。

    当今,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模式,将概念、设计、生产、加工、装配等分工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事实上,国际生产分工不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纯粹线性过程,即不同行业之间、分工参与主体之间的生产联系不是呈现简单链式,而是存在生产过程纵向、横向、斜向的动态网络组织,本文由此关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相关经济效应。具体而言,我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国际贸易网络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分别从网络整体联系、权力分布及内部分离程度阐明国际贸易网络效应的理论作用机制。

    国际贸易网络联系越密切,意味着参与主体相互之间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交流越频繁,越有利于发挥投资和贸易对创新效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国际贸易网络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对东道国生产规模和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形成创新产出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拉近了东道国与知识前沿的距离,有利于降低搜寻和拓展创新所需理论和方法的成本。参与国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网络的资本畅通,在OFDI过程中能够提高研发创新效率;
    其二,国际贸易网络的贸易活动是降低创新投入成本的重要渠道。国际贸易网络中的生产联系提高了参与国获得高技术中间产品的可能性,进而更快捷高效地消化吸收技术知识、提高创新能力,有利于减少研发创新过程的试错成本。此外,国际贸易网络的进出口贸易还对一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促进参与国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和优化就业结构,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人才贮备资源。随着国际贸易网络参与主体联系紧密程度的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国家能够打破更多资源限制,降低创新成本和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提高创新产出效率,进而促进经济集约型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1:国际贸易网络联系密度的提升通过丰富创新所需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虽然国际贸易网络内部联系有利于参与主体从中获取更多资源,但网络权力的分布并不均匀,呈现权力从核心向边缘逐渐消减的特征,处于核心位置的国家是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中心,相比其他国家,在资源可得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具有网络资源传递的中介功能,主导着资源的利用和配置,影响着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嵌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利用外来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发展。但这种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格局将发展中国家限制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不能满足我国对自主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长期经济低迷,为了自身利益而对高端要素资源实施了更严苛的限制,不利于跨国生产的有效联系。因此,需要建立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网络,而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从上述不同性质的国际贸易网络来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俘获型贸易网络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研发创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不利于实现“创新-经济增长-再创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此外,具有自主权力的国际贸易网络有利于充分满足价值链升级的需求,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性措施,提高创新资源的可得性和自主性,进而持续实现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2:俘获型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越集中于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价值链升级受阻程度越大,越不利于提升经济质量增长水平;
    相对地,自主型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越集中,我国价值链升级受到的促进作用越大,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积极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加深国际贸易网络联系有利于我国获取创新所需资源,而不同权力分配格局、不同的贸易网络对资源流通和配置的实际效果不同,导致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异质性影响。事实上,国际贸易网络参与主体间相互联系不一定是全局的,部分国家可能因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因素具有更紧密的生产联系,而与其他国家分隔,即国际贸易网络整体可能存在内部割裂的现象,进而使国际贸易网络整体经济效应有所改变,同时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分布差异又使其对参与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更为复杂。从已有研究来看,国际贸易网络内部的统一和分化都可能对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方面,国家间生产联系分散于网络整体,有利于提高可接触资源的多样性,国家新增与他国的生产联系有利于获取成本较低、质量较高、互补性较强的要素资源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避免市场集中带来的恶性竞争,更有利于实现价值增值,从而提高创新产出效率,可见国际贸易网络内部统一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增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另一方面,参与国将生产联系集中于网络局部有利于降低其搜寻资源的成本,减少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使本国创新和生产活动稳步发展,促进产出附加值的稳定增长。

    进一步结合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分布性质来看,第一,俘获型网络的资源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而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升级,即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生产联系分散于网络全局,也无法规避发达国家的资源控制,并不能获得理论上国际贸易网络内部统一带来的多样性资源,将生产联系集中于网络局部,建立网络子权力中心,反而有利于削弱发达国家的网络地位,发挥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效应;
    第二,自主型国际贸易网络具有平等互利的性质,而且参与主体之间互补性强,建立生产联系的探寻成本和风险较低,由此对于网络内部分化,自主型国际贸易网络的内部统一更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本文据此提出:

    假说3:从不同性质的国际贸易网络来看,俘获型网络的内部分化和自主型网络的内部统一有利于提高我国生产价值增值能力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2.1 实证方法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不同性质的国际贸易网络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异质性影响。本文在此从城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式(1)中,i、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本文关注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贸易网络格局,其中表示俘获型网络,表示自我主导型网络;
    根据理论假设,在回归模式中同时加入、,以考察不同性质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差异。则表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包括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时变因素,同时加入城市固定效应γi和年份固定效应γt;
    ε为扰动项。变量测度方法如下:

    第三,控制变量。薪资水平,采用职工人均工资水平对数值衡量;
    融资条件,采用人均贷款额对数值衡量;
    教育发展水平,采用高等学校学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衡量;
    交通通信发展水平,采用相关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衡量;
    医疗卫生条件,采用人均医疗卫生机构数的对数值衡量。测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WIOD数据库涵盖时间段一致,本文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

    此外,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变量测量误差问题。在基础回归中,只采用一种指标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变量测量误差问题,在此通过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其一,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国际生产分工网络结构的测算方法。进一步考虑国家之间的间接生产联系,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构建新的国际生产网络,以测算网络结构特征指标;
    其二,更换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内涵,本文借鉴物理学容量耦合概念,采用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程度越高,表明创新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越高。另一方面,逆向因果关系问题。国际生产网络嵌入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国际生产网络会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水平,而一国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反向影响其嵌入国际生产网络相关决策,基础回归结果可能因此产生偏误,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先构建工具变量一,考虑采用网络结构变量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历史时期的网络结构变动与当期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并且过去国际生产网络的变动外生于一国创新与经济的发展现状。同时,构建工具变量二,本文将中国排除在外,构建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生产子网络并测算其结构指标,以尽可能剔除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生产网络关系的影响。其他国家间的生产联系与国际生产网络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同时难以受到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其他国家间生产关系的国际子网络结构指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2.2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在第(1)、(3)、(5)列仅加入网络结构变量及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网络结构特征的变动对经济增长质量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在第(2)、(4)、(6)列的回归分析中,控制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影响因素,可见国际贸易网络效应依然显著且影响方向未发生改变。首先,从网络密度的回归结果来看,自主型网络及俘获型网络的整体密度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一国嵌入的国际贸易网络整体联系程度越紧密,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
    其次,从网络中心势的回归结果来看,自主型网络的中心势系数显著为正,而俘获型网络中心势系数显著为负,可见只有在自主型国际贸易网络中,网络权力集中才能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产生积极作用,而俘获型网络的权力集中则会对此产生消极效应;
    最后,从网络分隔程度的回归结果来看,分隔度在自主型网络和俘获型网络中的估计系数分别为负和正,即具有自主权力的国际贸易网络内部分化不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当嵌入俘获型贸易网络后,生产联系在参与国子群体间的分散更有利于我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为了验证基础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变换核心变量指标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应回归结果如表2~4所示,可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证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表1 基本回归结果

    表2 变换网络结构指标的回归结果

    上述回归结果证明本文理论假设成立,即从整体上来看,国际贸易网络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但不同性质国际贸易网络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主型贸易网络的权力集中和内部统一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促进作用。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贸易网络中,我国具有自主话语权和能动性,能够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对外推进产能合作和设施联通,进而提高国际贸易网络资源流通和配置效率,满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国内创新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相反,俘获型贸易网络整体运行由发达国家主导,相关资源利用和配置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不能完全匹配,随着我国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趋于网络核心位置,创新和产业升级仍会遭受来自主导者的重重阻碍。因此,俘获型网络内部权力集中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而内部分化能够削弱网络主导者的地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以国际分工参与国为节点,分别构建俘获型贸易网络和自主型贸易网络,并探讨了上述不同性质国际贸易网络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中,俘获型贸易网络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国是重要的嵌入国之一,但不具有自主权力;
    自主型贸易网络则反映以中国为核心并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型国际生产合作模式。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测算国际贸易网络整体密度、权力分布、内部分化等结构性指标,并利用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网络整体密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国际贸易网络参与国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中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但不同性质国际贸易网络的权力布局和内部关系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俘获型网络的权力集中化和内部统一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自主型网络的权力越集中、内部关系越统一,越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表3 变换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表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一方面,坚持提升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继续发挥外循环的资源集成作用。国际贸易网络整体联系紧密性有利于参与国拓宽要素禀赋边界,外循环仍是我国创新和生产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不可因当前产业升级面临的外部阻碍而全盘否定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实现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以我国为主导、互惠互利的国际分工体系,助力创新与经济的内循环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贸易网络容易使我国被“俘获”于低附加值分工环节,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产业高级化。不同于以往嵌入俘获型网络的发展模式,我国另辟具有自主权力、占据附加值高地的国际分工参与路径,有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技术供给能力和创新收益率,从而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良好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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