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中欲望的重构与反思

康雅琼

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精神动力，社会历史时期的更替和演变推动着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断发生变化。数字技术的出现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基础上，数字社会背景下人的需要和欲望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笔者从这一背景出发，对数字社会中人的需要和欲望新意进行理性反思，重点考察数字社会在构建和治理过程中人自身内在潜能的发挥。可以看到，在从信息社会向数字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出的人的潜在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时代性和开放性的表现。可以说，道路自信事关每个中国人的生存图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数字化进程中人的需要和欲望的转变息息相关。它不仅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图景和未来方向，更在逻辑上与整个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保持内在一致性。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集中探讨过包括人类社会生产、人的生存发展现状等“需要”问题在内的客观性问题，但在消费社会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欲望理论无疑成为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切入当代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特别是随着符号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欲望概念的分化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体现在个人在商品经济中对物的依赖及其不可满足的矛盾状态当中，而且表达了人作为主体在精神生活方面所获得的现实体验，这一切产生的根源还要从欲望的原始概念出发来寻找线索。

（一）欲望的概念及其内在动因

在现代哲学出现之前，对欲望问题的讨论曾出现过几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家对欲望概念的伦理学讨论，重点讨论欲望与道德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苏格拉底认为，理性而非欲望在认识和判断中居于主导地位。柏拉图进一步指明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欲望应当服从理性和意志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欲望、情感在认识和道德判断中有其地位，但仍强调理性沉思、纯粹的求知才是最神圣的活动，由此也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推向高潮。第二次是以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对欲望的治疗，对欲望理论总体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理论。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人的欲望必须由理性加以控制，才能实现快乐这一人生最高的善，这也是人消除对死亡和神的恐惧的最好方式。而斯多葛学派主要采用祛除欲望的方式实现对人的痛苦、焦虑、厌烦等消极情绪的治疗。第三次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主体欲望的再挖掘，相关讨论批判了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异变，提倡充分发扬自由的价值和人的欲望解放，代表人物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此后，更系统阐述欲望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创立精神哲学体系时强调了欲望与自我意识的紧密联系。随着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以尼采、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逐渐摆脱了欲望对主体自由的束缚，发掘出欲望背后所具有的生命动力。

从欲望的概念来看，欲望代表了人类动机的标准模式之一。长期以来，哲学家们通常将其与匮乏联系在一起，暗含了更强烈的动机，并包含着善恶、好坏在内的一切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因素，以体现欲望的多元状态。与欲望类似，需要、需求本身也是一种缺乏的体现。不同的是，需要和需求是可以通过现实手段获得满足的。因此，需要和需求更多的是对物质世界的衡量，而欲望的实现则需要设立一个可以信奉的愿望或信念，我们称之为信仰。但仅有信仰是不够的，只有当信仰的对象与主体欲望发生相互作用时，欲望才有意义。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欲望代表了人自身内在的驱动力量。一方面，欲望可以作为维持人的动机的一种生命力的体现，这也是它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因为欲望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状态，而是具有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欲望也可以作为破坏的力量展现出来，发挥负向作用，这也是欲望具有的令人厌恶的部分。

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社会关系及日常生活方式被重新塑造，也改变着人们对欲望概念的认识维度，使人的需要和欲望更聚焦于现代商品经济中对物的依恋及其匮乏。在消费社会当中，欲望更真实地表现为由客观衡量标准产生的与自身需要相背离的主观内在的精神动力，它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控制自己的需求。“欲望以如下方式运作：进行切分，让某些流流动，在流之上做抽取，切分与流贴合的链条。”［1］（P346）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社会的欲望概念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欲望是缺乏的代名词，表现出自身所具有的不足，欲望想要获得某物，但这种不足又无法被填满；
第二，欲望是一种情感动因，能够表达冲动、激情等与理性完全相反的含义。但欲望的匮乏并不一定是持续的，在消费社会中主体欲望的生成机制更注重欲望对界限的冲破和逾越，这构成了欲望有关积极的、生命力的内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欲望往往是与需要密切关联的概念，需要本身具有属人的本性，“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2］（P82）。显然，在马克思这里，需要不仅是可以被满足的，且只有具备人的属性时，这种需要才能真正地成为被满足的享受。这种需要同时成为一种与对象化的感觉密切联系的存在，一方面，欲望是与对象紧密联系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商品社会，欲望又与使用价值密不可分。进一步来看，欲望与人的身体这一物质载体也有无法分离的关系，由身体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的反应，是欲望最直接的表达。与此同时，欲望在抽象的意识形态范畴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建立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欲望不再是附着需要之上来寻求对现实条件的满足。一种观点认为，欲望是一种欠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匮乏作为欲望最原本的特点，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还是拉康的能指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所指的符号链的运动，欲望都是以一种收缩的、否定的形式出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欲望是生成性的，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反俄狄浦斯倾向者认为欲望是积极的、主动的，“匮乏产生欲望，充盈同样可以产生欲望”［3］（P155-163），由此为依托建立一套欲望政治学，通过欲望的力量去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因此，欲望强调的主体能动性并不是内在矛盾斗争的结果。虽然这两种欲望的形式完全相反，但它们都构成了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本质特征。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才能结合当下现实，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找到欲望的依据和突破口。

（二）数字社会的生存方式

数字化生产改变了自消费社会以来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模式，这不仅体现在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上，也体现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中。新技术为日常生活带来挑战和机遇，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从而赋予主体的需要和欲望以新的内涵。

首先，以技术为驱动的社会运行模式，将人的欲望发展为一种更精细、更具积极意义的主体力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技术的看法可以发现，技术的发展实际是以一种中介的形式出现。人们正是借助劳动工具进行人类所需求的活动，才最终使自身的劳动与自然形成了协调一致。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数字化的发展为当下整体的社会生产结构和数字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基础，“只有顺应数字技术变革生产方式的新趋势，才能成功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4］（P62-65）。基于此，资本市场的垄断性特征在数字化的背景下逐渐走向瓦解，人的欲望也从一种对物的依恋转向对自身的控制，数字化对人的欲望进行了更全面的划分，对社会发展中主体力量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数字社会将欲望从对个体满足的内在视角逐渐外化，从而以一种社会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许多单独的意志相互碰撞而产生的一种合力的作用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P605）。因此，历史的合力与个人意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预示出历史合力的不确定性。数字社会的发展正体现了新的历史合力，同时也是对信息需要的一种转变。一方面，数字社会更加突出了信息的共享性和平台的多元性，淡化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使单个意志之间原本具有的相互冲突的特性逐渐与各自特殊的生活条件相融合；
另一方面，个体由客观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特殊主观意愿的差异性，在数字化合力的控制下呈现出整体的无意识效果，不同的人愿望的实现随着数字共享和信息的透明，表现为更倾向合作的关系。

再次，欲望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扬弃，构成了数字社会未来内在的发展动力。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黑格尔构建的理性主义思辨精神。因为整个社会正在通过数字进行计算和改写，人的自我意识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最能够影响数字的使用方向和运行进程的因素。正如黑格尔认为的那样，“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它通过一种扬弃自身的方式实现对自己的确证，拥有的是对于欲望对象的肯定或否定［3］（P155-163）。黑格尔的观点为我们讨论数字社会的欲望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路，数字技术本身就是对现代信息社会发展和人类技术理性的一种扬弃。

由此可见，数字化发展一方面符合整个社会运行发展过程中主体欲望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预设了主体需要和欲望的未来发展动力。从此意义上来看，“数字社会是描述新的技术社会形态的总体性概念”［6］（P93-102）。将数字化与资本、技术结合起来，从唯物史观的层面来说，既创新发展了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又能够将其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结构和主体的反抗潜能。

（三）数字劳动与欲望的关系

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数字劳动形式，重新思考劳动价值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斯蒂安·福克斯在《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中指出的，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和由三个维度组成的社会主义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字社会的政治原则实际上是对新的剥削关系进行深入分析，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7］（P1-31）。从这一批判视角出发，劳动和感性都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人的劳动和欲望也透露出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价值的变化趋势。

劳动与人的感性活动关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在工业历史中，劳动不仅表现出感性、异化和有用的特性，而且体现出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由自然科学发展引起的工业技术进步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是自然科学对人类最直接的历史关系的现实写照，但与此同时，支撑一切科学的基础其实是感性。正如唯物史观提示我们的那样，无论是哪种社会阶段，人依然会表现出自己的本质活动，人的生命表现依然会具有对象性的特征。“数字时代，平台资本包裹并渗透到人的身体、行动和思想之中……但我们或许可以调节它的流动，逐步放慢它的速度。”［8］（P43-55）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社会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在人的感性基础上，以人的需要和欲望为前提，在其现实意义上与自然科学保持着同质性关联。

基于此，数字社会中数字劳工的出现也在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上带来全新突破，它不仅重述了商品价值、劳动价值的具体内涵，也重新定义了人的异化关系。数字社会相较于传统的消费社会，更加强调主体自身的承认与被承认的关系，因为从数字劳动和欲望本身的关系来看，劳动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种被遏制的力量。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呈现出主人与奴隶之间是一种关系性的自我意识，劳动使奴隶的服务意识得以外化，成为一种不易变动的状态。从这个层面来看，数字环境下劳动的意识更加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为了实现欲望的满足，劳动在意识层面上发生了雇佣关系的倒置，通过客观世界建立起来的劳动成果对意识进行反馈。数字劳工在这一意义上真正地从原始对象物的位置中走出，开始摆脱消极状态下的抽象和纯粹主观的地位。这一点与拉康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真正的主体之间的承认，其实是对自然价值的否认，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实现欲望，才能真正获得满足。

可以说，对如何将计算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融贯于对数字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分析现代数字劳动的一个思想基础。数字社会的劳动关系恰恰是传统社会当中劳动关系的扩大，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以计算、技术和机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社会样态，其中，数字化技术与人的主观意愿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得以缩小。“对于民众而言，这种权力的深入是建立在对其身体、情绪、行为的持续不断的观察分析基础上的。”［9］（P17-26）因此，数字劳动与主体欲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不断增强，最后达到势均力敌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数字与劳动之间在相互交涉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社会变为欲望与欲望对象之间的相互承认，欲望也由此通过一连串欲望的集合来表达其自身的本质特征。

数字社会是对信息社会的另一种颠覆，以往对信息社会的讨论是基于知识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等具体的社会类型形成的理论观点，而从技术逻辑本身出发，打开技术的全面可能性，才能打破这一理论碎片化和局限性特征，发挥其包容性潜质。相对于信息社会来说，数字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互联网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只是一个时代，并不能概括数字社会的全貌。数字化具有的可计算性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一方面展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人类自身内在力量与外界不断相互作用形成的新的可能性，它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一）欲望对象：生产领域的关系变革

在数字社会，商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发生着改变，而且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引发了主体欲望对象的转变。因此，越是在数字社会的今天，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分析越容易成为一种对超越符号交换形式的探讨。这也是理解当下交换价值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一方面，对数字社会的商品在消费过程中的分析，体现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人与物的最原始的需要和满足关系的变化。数字社会的商品交换方式已经更改了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的提示。数字交换以一种比符号交换更直接的形式出现，其背后透露的则是一种更复杂的计算模式。越来越多的符号样态的交换价值，正在通过数字呈现在各类经济行为中。不仅如此，更多能够控制这些消费行为的规则和方法也正在以数字、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隐藏在这种抽象的数字交换背后的，正是作为充分理由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尽管如此，使用价值仍能够在这一庞大的体系中赢得自身的位置。当消费社会逐渐进入数字化阶段之后，人的需要将自身具有的原始本能状态在某一个异化了的经济行为发生之后，自动引发了它的隐蔽功能。数字将社会的公共秩序、民主法则以全新的执行方式引入生产领域。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载体，成为渗透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治理的力量，并逐渐调节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社会始终保持在一个良性的基本公共秩序之中，并持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信息［10］（P335-356）。从这一角度来说，正是鲍德里亚预示的这种以符号交换为依托的体系经济的建立，才进一步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
这种进程的范式和结果又反过来作用于这种符号经济行为，使人们对商品的认识不断发生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将人的欲望与数字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相结合，能够更明确地揭示出资本逻辑的运行作用。其一，欲望是永恒持久的存在，是资本逻辑中出现的价值增殖的一个背后的持续动因，也是马克思在讨论到使用价值和需要之间的问题时向我们表述的一个观点，揭示出人的需要是如何被资本的逻辑构建出来的。其二，沿着资本的逻辑观察欲望的表达形式，我们发现欲望本身具有即时性。它在资本世界中的体现，都是通过当下被规定、被把握后形成的一个可供衡量的确定物。它虽然不是一个明示出来的等价交换物，但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逐渐出现的符号经济和商品的意义。可以说，欲望在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中并不是缺席的，而是一直都以一种既无意识又刻意的方式展现，主体沉浸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中，缺失感逐渐被即时的满足感替代，于是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正是这种抽象、永恒又处于当下的匮乏，使欲望成为政治经济学无法被把握的因素。也正是将其进行了对比，才能进一步明晰当下世界图景和各种具体的经济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社会对使用价值的意义就在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不断发掘人的需要背后隐藏的那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也是在资本运作背后的主体具有的感性力量。实际上，在数字资本主义世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主体在面对数字经济时产生的深层次的被量化的交换价值，这也是人的欲望在具体的客观世界当中的真实反映。

（二）欲望驱动：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蜕变

在资本主义世界，数字化发展的程度最直接地体现为数字资本的运作。这一方面把数字社会视为一种典型的全自动化的乌托邦社会，并与社会经济要求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也区分了全自动化与新兴技术自主之间的差异，确立了真正的人机互动与结盟的理想共享模式，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数字社会的构建［11］（P67-83），由此发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探索理想社会的图景。

首先，数字社会将无意识的消费行为汇聚成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能够使资本的运作方式透明化，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弊端。将人的内在动力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是数字社会的一大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对需要与欲望的意识形态起源的讨论。通过精神分析学派对梦的分析方式，数字通过收集和计算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将数字社会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以更直观的方式发掘人的无意识话语，“最为深层的力量，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直觉都能在‘欲望的策略’（stratégie du désir）的驱动下发生变革”［12］（P94）。在数字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依然会以舒适的体验为准则，数据的显性逻辑为我们彰显出需要背后欲望的真实性，它并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驱动之下的一种功能性关系，而是从另一层面阐释了资本主义将劳动抽象化和异化的特质。

其次，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人类意志与数字社会的变革之间存在着有关意识层面的联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更新和改善，新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属于人类自身的意识层面上的观念、范畴等内容。事实上，马克思强调的这种关系，归根到底其实是一种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关系。意识层面始终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平均化的内容会自动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细微差别抵消掉。这一切都处在资本家的计算当中，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都会被作为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13］（P232）。资本家们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除了给自己补偿理由之外，实际则是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数字社会的到来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资本家真实的控制意图表现得更加具体明确，市场价格在出现需要计算平均利润率的问题时，对资本的吸引和排斥作用逐渐缩小，由此也进一步触及资本家所谓的补偿心理。

再次，欲望在数字资本的内在驱动下形成了一种批判力量，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形成内在规定的一致性。在原始的人的野蛮和半野蛮状态下，人们对自然的无能为力以及自身生产能力的缺乏，会天然形成一种普遍平等的分配状态。社会地位也会在这一条件下形成无阶级状态。“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4］（P289）因此，社会生产的发展及其对应的不平等特征在这一层面具有同步性。个体所受影响并非仅仅来自宏观层面的分配制度，而是能够作用于他们自身需要的财富和利益。

因此，欲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在数字社会更显著地表现出来，这正是剩余价值与欲望之间的内在逻辑。按照罗斯多尔斯的观点，使用价值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货币的发展上，同时还对资本总运动产生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存在着价值补偿，而且存在着物质补偿”［15］（P152）。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商品的讨论所引发的个人需要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实际上就是以数字的方式提供一种价值补偿，数字化使市场更透明、信息更对等，在个人的欲望与整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上升阶段时，人们受到自身社会阶级、阶层地位的影响相对减弱；
这种价值补偿建立在物质补偿基础之上，在影响数字资本供需关系的同时，也为其建设新的意识形态拉开序幕。人的需要和欲望以自然属性为主的社会规范的压制模式走向了以社会属性为主的集体释放，这正是数字化进程对个体欲望的加强和呈现路径，凸显一种欲望的合力作用，从而为客观事物、社会具体经济状况和人的存在的社会条件提供支持。

（三）欲望实践：作为生活者的实践主体

数字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人通过现实实践不断对世界进行改造。当整个社会开始践行这一欲望目标时，数字社会的各个组织制度便逐渐完善起来。因此，数字化为人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提供了重新构建的可能。

第一，数字社会展现出欲望主体在当下具有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新的时代特征为人类的普遍社会理想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现实图景。数字化对现实社会形态的时效性表现在对社会制度、组织构架等一系列社会基本元素的变革上，其未来所依托的技术工具是通过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改造过的，因此更能适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新形式。数字社会代表了当代实践，也是新的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数字社会能够形成的逻辑前提。由此，数字社会拥有对欲望和需要满足的社会内驱力，数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更新、算法等数字化手段和价值进行合理应用，对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和个人的多元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共享经济、数字社区成为数字社会存在的基础模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并弱化了不对等信息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减少了信息垄断对人的负面影响。共享经济利用大数据的创新性和敏锐性将世界塑造成一种邻里互助的形式，数字化正是打开共享经济大门的钥匙［16］（P27）。在资本的逻辑不断结构化的过程中，数字化打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交流、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使实践唯物主义依赖的人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人成为可以使资本增殖的普通物种和生产工具。数字社会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为来自社会的各阶级或个人提供抵制和拒绝社会制度中破坏市场环境和地位的行为，即通过一种社会普惠的实践方式，将社会给予和数字共享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之一。共享方式的本质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旨在变革层面实现社会的总体价值，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商品世界传统的交换模式。人的需要和欲望在数字化的共享趋势和互惠逻辑的引导下，摆脱了独立发展带来的各种限制，将人的自我实现赋予根本的社会意义，这本身就符合人的属性的规划方式。

第三，数字化发展简化了现实世界的操作程序，为人提供了更多创造和自我发现的机会，是人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实现了社会、技术和生态全方位的交融发展，这也是人提升自主性的一个客观表现。从社会发展模式上来看，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遵循着自身的原则和程序。沿着这一逻辑出发，对数字社会进行探索，不仅能够挖掘出更能够改善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人的生活方式，还能通过数字的运作打破人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局限。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作为基础的计算、控制和操作系统，一方面不能脱离物质世界和物理世界单独存在，另一方面从广义来说，又是一种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识领域的延伸和外化的体现。

因此，数字社会在社会发展形态中具有优势的根源在于，它必然依靠现实的实践检验，而不是凭空想象去实现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数字化对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同时为数字社会解决危机问题提供了专门视角。

数字化的发展本身是技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其自身具有的工具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并不必然服务于任何社会类型。因此，它不仅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技术革命具有导致社会突变的可能性。这种数字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6］（P93-102）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的一些具体样貌，暗示了主体欲望模式在新的动力的激发下体现出特殊的现实矛盾。

（一）欲望的克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代表了一段历史的进步，却囿于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正在日益显现出其弊端。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的处理模式，以更加灵活的劳动剥削关系通过数字监控的方式从个人的数据中获得利益［17］（P48-66）。这些数据背后能够呈现出来的是人们对自身欲望的压抑和对主体的限制。

第一，在资本和数字形成的紧密链条中，全球化经济危机也伴随着新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变革。欲望在旧的体系中逐渐爆发出自身内在的否定因素。马克思曾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粗陋的空想平均主义控制之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忽略了人类社会中有关文明和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他们执著地依赖着物质财富，使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此沦为纯粹的自然关系，人的社会性被不断地忽视。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实践产生的人的行为，才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感觉与物之间是按照实践的方式发生关系的，从而克服了人因为需要和享受在私有制条件下容易产生的利己主义特性。数字社会的发展同样遵从这样的逻辑。通过数字实践而产生的人的主观行为，既是对自身需要的全面占有，也是对他人欲望的延续。个人通过社会交往在占有自己的同时，还占有其他社会资源，在欲望的自我否定中实现对数字社会的构建。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使数字社会在这种否定因素中不断生长，将对欲望的克服转化为更显性的人类需要。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虽然为整个人类发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但数字技术的普及使资本的垄断逐渐被瓦解，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正是基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构建的。一方面，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使资产阶级在自身制度范围内对自身的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调节，积累出新社会关系所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在资本体系断裂的过程中引申出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体系的变革，使当下经济关系出现了过渡性特征。因此，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相关的主题开始讨论如何将欲望转变为需要，尤其是面对数字时代的消费观时，这一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暗含着数字社会中欲望理论透露出的人的潜能的发挥。这里就涉及了自我的潜能和精神潜能怎样发掘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入手，生产逻辑并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的特征，只有将劳动力划归资本逻辑当中，才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过程。基于此，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主体性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主体性时代和存在论时代。前者是对马克思有关主体方面的探讨，以及对主体性原则和主体潜能的反思；
后者则是从人的存在论角度出发反思人的自我困境的出现和人的存在感的消失。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原本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多新的问题。它不仅是生产逻辑层面的颠覆，更是将全部的人的精神潜能以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展示出欲望受到的现实条件的影响以及自身对客观世界的反馈。在此基础上，人将自身的全部潜能通过现实的数字化实践进一步发挥出来。

在数字经济引导下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充分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全球化进程中普遍交往的社会格局也愈发成熟，无产阶级作为新数字时代的阶级力量必然运用全新的技术走向更朝气蓬勃的时代。在这里，现代化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数字化正是现代化发展的最显著呈现，也是人类整体生产能力体系的升级，伴随的将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

（二）欲望的象征：多维主体空间的形成

从人类发展的时空角度来看，数字化社会一方面是对数字空间的争夺，这种空间概念是多维的、立体的、虚拟与现实交融的；
另一方面是对时间的重述，包括任何一次元宇宙般的生命体验，由于其虚拟性和再生产性，都有重新开启的机会。通过数字社会空间的探索，挖掘出资本流动的本质，能够对世界经济的重组、国际分工和信息城市的建设提供新的治理维度。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体对数字网络空间的归属形式诠释出全新的数字社会形态。

除了地理、环境等明显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客观外在因素之外，人类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生活资料的使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那样，人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工作。按照欲望理论的观点，这其实是通过个人面对的那些能够构成危及集体合理性存在的因素，而做出的对人自身内在冲动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即从纯粹个体的冲动和本能逐渐转化为对自身欲望的压制和满足集体需要的结合。人在使用数字化工具和不断改善客观环境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克服自身对自然环境的本能依赖性，从而融入一种新的特殊的环境，即经济环境，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转变为一种经济关系，数字化空间则以一种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相融合的方式为人的欲望提供更多思辨的窗口。

除此之外，数字还以更精确安全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商品交换的载体，通过智能合约和算法实现更高效精准的中介地位，再通过透明、平等的方式解除交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信任危机，拓展出一个属于人类自身的新空间和时间维度。“数字技术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模式，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服务来回忆过去”［18］（P87-96），一方面是对更多资源占有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想要发挥人的本性当中具有的创造的需求。因此，数字社会在实现技术变革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意义上对共同资源的配置。尽管每一个特定个体都有可能有成为统治者的欲望，但从生存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本能的欲望似乎才是更根本的要求。通过对数字化的网络空间的讨论还能够加强数字社会思想的有效传播，以激发人的欲望对数字社会的作用力。

虽然数字社会为我们创造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机制，但虚拟世界或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依旧建立在对科技进步引发的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直接感受上，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为虚拟世界的建立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平台和基础。数字世界同样可以通过人的欲望满足，在物理空间里实现操作需求。它本质上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维度上的人类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人自身提供服务理念和空间拓展。因此，数字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对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体现出人的不同层次欲望的变化特征，无论是劳动方式的变革，还是经济发展形势新特征的出现，都是社会时间和空间在拓展过程中的变化，其实质依旧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即将去向哪里的哲学命题。欲望自身的矛盾特征也在多维度的时空拓展过程中体现出对无限自由的追求，从而揭示出社会发展需要被引导的方向。数字社会这一全新的自治、开放的平台所提供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样态，能为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形态提供机会。

（三）欲望的延展：美好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对数字社会的建设不仅是对欲望的重新挖掘和对主体潜能的发挥，也能加深我们对当下社会关系和当代文化的理解。“从全球范围来讲，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要地位的历史时代”［19］（P18-19），当前依旧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绘的图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缓和的循环模式也必将逐渐使其走向消亡。数字社会的实践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并不是一种以平稳度过或补救危机的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而是一种革新的道路。

首先，从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可以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这恰恰展现出数字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数字社会由于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对资本主义有关资本、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和弊端的克服，更能够扩展人们知识的边界，将数字智能的维度和价值提升到最大值，在建立数字融合的世界的同时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当然，数字社会自身产生的弊端、问题和挫折也会清晰地呈现出来，如隐私与安全问题、公平与正义问题等。“数字治理不仅涉及到伦理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心理问题。数字治理与隐私冲突的核心问题是由个人信息的性质决定的”［20］（P86-90，159），这些问题在未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或将爆发出将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更有力的力量。数字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能发挥合力作用的机会和条件，将全部人类的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的反馈以及人的需求、人的智慧、人的创造力汇聚起来，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现代数字制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模拟性过程中，通过共同制作创造出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现实条件，通过共享来实现对劳动成果更合理、更公平的分配。其中，共同治理将是重要的和难以突破的阶段，也是最需要人将其欲望的实现以直观方式呈现出来的阶段。

其次，数字社会中人的欲望的研究与中国当下发展的关系之核心就在于如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道路是不同的路径，在当下，对数字社会中欲望的发掘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不可分。区分西方世界从数字资本主义到数字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进而分析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性，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当前社会现实难题。数字时代需要协同合作，且无法通过单独的、单一的力量实现社会的变革。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显然已经与数字技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数字化已经应用于包括教育、卫生、环保、交通、医疗、公共服务、金融监管、脱贫攻坚等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对健康宝、行程码等大数据的使用，在近两年来的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体系中的弊端也更加暴露，中国正在通过数字化发展和传播迅速准确地向世界传递信息。可以说，从百年变革的角度来看，数字社会的全新治理体系更能够加速历史性奋斗目标的实现。

再次，对以数字社会为背景的中国道路的坚持也折射出对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将会呈现的现实成果。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问题。应该看到，对艰难曲折的历史挫折的应对和未来的开创过程，不仅是行动上的生命力体现，更是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会议明确了中国道路不是走资本之路、两极分化之路，而是要通过改变自身，不断弘扬中国智慧。从数字化的层面来看，这次会议也更进一步强调了智能化系统对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影响。通过分析与数据结合的平台建设，以及对主流文化的传播，更清晰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的路径和引导。“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将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典范。”［21］（P87-88）数字技术正是可以通过一种变革的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多地满足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需求，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更趋向一种平衡、稳固的态势。

总体来说，以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为依托，掌握了数字社会的流动性、多变性和多元性特征，才能更深刻地体会数字社会主义带给人类的全新价值。数字化进程通过数字构建出全新彼岸世界，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及主体背后隐藏的欲望模式是研究社会变化的重要切入点。可以看到，主体欲望模式所具有的历史的和时代的特性，不仅揭示出数字经济背后的资本逻辑，更能够体现出当下中国在数字化环境中做出的应对策略。从欲望理论出发，对当下数字化、符号化的全新社会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既是对马克思本身具有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继承，也是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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