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毕飞宇小说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分析
时间：2023-06-15 20:1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孙 平，胡学林
(1.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协会;2.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 济南 2500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地域文化一起影响了文学家的创作。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认为地域、种族与时代是决定文学种类的三个因素，地域对文学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认为“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
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1]研究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日常的、真实的自然地理环境，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中常常利用地理意象进行叙事，用特定地理空间下的地理意象展开故事情节。
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描写了广阔的里下河乡土风情，在苏北大地上，麦地金黄、秧苗深绿、灌木丛生、芦苇遍布，田垄、村落、风车、槐树，还有错综复杂的水网河汊，蜻蜓、蝴蝶、麻雀、蛇鼠，以及村民世代居住的草房子。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自然地理形态，同时也包含了审美的过程与情感的投入，从而建构起独特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文学作品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想象空间都离不开审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题材、风格，文学作品也能呈现出孕育其生成、发展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彰显出地域文化的精神气质，还能对区域人文地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平原的底色
江苏兴化属于“里下河”地区。这片区域地处江苏的中部，即广义上的苏北地区，但又与真正的以徐州等地为代表的苏北地区在地形、地貌和风俗人情上有一定的差距。这一区域包含苏中和苏北的一部分，从地貌上看，处在长江与淮河之间低洼的平原。这一区域的地貌特征是北部低洼，中间低而四周高，南部沿着长江北岸是东西向凸起的岗地，西高东低，分别为蜀岗和扬泰岗地。“里下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平原，属于大河流如长江、淮河之间的最低洼的地区，低洼地逐渐增大连成面积较小的水面，也就是泻湖，泻湖又慢慢向平原陆地演变。兴化特殊的地形和地貌容易形成内涝，尽管土地相对肥沃，但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逐渐形成广种薄收和看天吃饭的农业意识。
总的来看，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主要为平原，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水稻。这样的地理空间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等作品中写道了大量农业生产的场景，可以说“平原”这一自然地理景观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既提供了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空间，又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想象，从而在作品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曾大兴认为，“自然环境既能影响文学家的气质和人格，也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2]《平原》的开篇就写到六月苏北大地的平原，这里是平平整整的，一望无际，一览无余。这个季节，田地里的麦子黄了，“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3]作品继而写出割麦子的劳作之苦，必须弯下腰，简直就是受刑。这段苏北平原的描写作者用了两段近1700字，用长镜头展开一片平原麦田的景象，开阔、壮丽、灼热逼人，形成带有隐喻意味的审美空间，刀耕火种时期的平原就意味着劳作之苦，是庄稼人躲不掉的。麦田是小说主人公端方的出场背景，割麦子成为端方回到乡村世界生存的第一个成人礼。
(二)水乡的特质
“里下河”平原不仅是平原，它还有水乡的特质。里下河平原同时还是一个水网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河湖相互通连。这片由河流而生成的土地，河网稠密、农田纵横、圩堤交错，随处可见湖荡、池塘，由于灌溉条件优越，光、热条件适合，盛产水稻、小麦、棉花、油菜。水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人们朝夕相处的生存介质，必然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作家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不可磨灭的早期印记，于是在作品里出现了那么多的河流、舟船以及水上的行船风俗。另一方面，里下河地区长期以来河湖众多，交通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稳定的地理环境，毕飞宇的小说也都展现了这些地理空间特征。
邹建军认为，“如果没有自然风景的展现，小说里的故事也就无从讲述，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许无法完成，作品的情感与思想也许就无法得到表达。”[4]毕飞宇在小说创作过程把这些水乡特质的自然风景作为作品重要的地理叙事，并且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平原》里面就有河流、村庄、灌木、竹子等水乡自然景观的描写，在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有河流，与水密切相关的是码头，在小说《玉秀》中也有关于码头的描写，作者补充交代了玉米出嫁的情景，与《玉米》中玉米相亲的场景形成互文，“小汽艇在夹河里冲起了骇浪，它们像一群狗，狗仗人势，朝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小腿猛扑过去。”[5]玉米站在小汽艇上“既妩媚动人，又视死如归。”玉米就在苏北水乡的码头，这样夸张、招摇、炫耀地把自己嫁了出去，既显示权力对乡民的炫耀，同时也预示了自己趋向权力的决绝与甘愿屈从权力的人生悲剧。
(三)交融的魅力
从地理位置看，里下河地区属于苏北和苏南的交界地带，兴化地区在海退人进的年代里也逐渐人丁兴旺，两晋之乱、洪武移民，为本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漕运兴盛使得江南一带大批文人学者相继来到这里定居。从不同地区迁徙而来的人与当地人杂居，逐渐形成特色的水乡风情，举凡饮食、建筑、风俗、文化等等均独具地方特点。这里地理环境特殊，移民众多，他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外来的文化赋予这里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气质。里下河当地人们的性格不急不躁、内敛温和，反映在文学上，也显示出内敛、平和的一面，这些都给里下河作家的创作带来深刻的胎记。
从文学地理学的观点来看，里下河地区水土交融的地理基因影响了毕飞宇的创作。兴化既属于苏北地区，同时也紧邻江南，这种特殊区域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从而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我们可以发现，毕飞宇的创作受这种地理基因的影响，在他的《平原》《玉米》中，既写出了平原与河流交织的自然景观，也写出了南北交融的强硬与韧性，尤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毕飞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多有着内敛、机智、坚韧的品格，比如端方在与佩全争夺乡村青年群体主导权的过程中，既表现出强硬剽悍的一面，也表现出机智与狡猾。玉米则如北方平原的玉米一样有其个性的独立与坚强，也有南方女性如水的心智与柔韧。“王家庄”的人们一方面封闭自己的认知甘愿匍匐于权力，一方面又那么愚昧地以权力的戕害来反抗权力。
文学作品中主要有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文学地理学研究认为，地理因素是基础和前提，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制约作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人文地理环境，则能够让一个地域的文学呈现出某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一般而言，某一地域常会有一些标志性景象。在文学地理学中，这样的景象被称为“自然意象”。邹建军分析说：“所谓自然意象，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6]审美意象可以说是主客观统一的，经过作家的创作传达，就成为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里下河地区平原水乡交织、南北融合交汇的地理空间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自然意象经过作家的创作加工形成了特色的审美意象。
(一)灵动无常的河流
里下河地区的河流、湖泊、菱角、莲藕、蒲苇、水稻都来自水的孕育，里下河人们的生活、行走、耕作都与水密切相关，可以说“水”既是毕飞宇创作的重要的地理基因，也是他作品中重要的审美意象。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地理空间会影响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毕飞宇作品中水的意象并不是被动的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并不是单纯作为其作品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能动的，在作品中起到了特定的作用。河流是灵动的，同时也有着无常的变化，水乡人们的生活与河流密切相关，人们亲近河流的柔美，也畏惧河流的莫测，水乡人的生活、命运，某种程度上也像这河流一样，既有静水流深，也有波谲云诡。可以说“河流”这个意象在毕飞宇小说中与故事情节发展有关，也与人物命运变化相系。
其一，毕飞宇小说中的“水”营造了特定的艺术氛围。毕飞宇在《地球上的王家庄》中就写道自己常常扎到水下去游泳，在这里，仿佛水面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可以充满无穷的想象。《玉米》中写玉米去相亲，是被公社的小汽艇给接走的，走得相当招摇，“小汽艇推过来的波浪十分地疯狂，一副敢惹事、敢生非的模样。”在这里，小汽艇带起的波浪仿佛权力的象征。在《玉秀》中开头也写道玉米出嫁虽然极为仓促，但是仍是这个小快艇冲起骇浪，像一群狗，狗仗人势，朝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小腿猛扑过去。在这里，水既渲染了当时的氛围，也成为权力的象征，正如作品说，“因为有了这别样的排场，隐含了一股子霸气。”
其二，毕飞宇小说中的“水”推动了情节发展。在毕飞宇小说中，事情发展、情节转折、人物变故往往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玉米》中王连方出事的时候就是春后，春霜过后来了一场春雨，雨一下就是几天，“没有瓢泼的劲头，细细密密地缠着你，躲都躲不掉。天上地下都是湿漉漉的，连枕头上都带着一股水汽。”水乡阴冷的水汽弥漫在村庄，人们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多在家中睡觉，此时的王连方被堵在了秦红霞的床上。其后的情节陡然转变，王家彻底垮掉，玉米姐妹们的命运急转直下。《平原》中“大棒子”和“网子”一起在河里游泳，最后淹死在了水里，尸体是被渔网捞上来，黑压压的人群就涌向了端方家里，借由这一事件，端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在这场较量中获胜，也确立了自己的家庭地位。
其三，毕飞宇小说中的“水”也与人物的命运相关联。水是温柔的，有时也很暴躁。在毕飞宇小说里，发生在水面上的故事有时令人欣喜，有时也让人忧愁。在毕飞宇的小说里有的时候水也是伴随着灾难而来，改变着土地上人的命运。《玉米》《平原》等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往往与水紧密联系在一起。《平原》中的端方离开王家庄去参军的梦想彻底破灭后，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掉进了水里，被人围追堵截，从水里网了上来，端方跌进了命运的河流，这命就仿佛是水里的一条蛇，把他紧紧地缠住，牢牢地拴在了原地。
(二)制造磨难的麦地
毕飞宇曾说：“在大地所有的形态里，我最喜欢的要数麦地。”[7]麦子让人想到收成，想到温饱，麦芒让人联想到刺痒，联想到劳作。苏北大地上的主要农作物就是麦子和水稻，尤其是平原地带，麦子更是这里的主角。在毕飞宇的童年记忆里，麦地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的地理感知，从文学发生学来看，麦田也许是他写《平原》的主要诱因。平原让人感到宽广、厚重、坚强、踏实，平原上的麦子则让人感到野性、饱满、劳作、艰难。
麦地有劳作之苦。《平原》开头两段的麦地的描写，写麦子成熟了，呼唤人们去收割，老天不等人，麦子成熟了也就意味着庄稼人要脱层皮。因为割麦子需要的是长期的弯腰劳作，这样的劳作还不能歇，“麦收的季节你要是耽搁下来了，你就耽误了插秧。耽搁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过不下去的。”作品用麦地的成熟开头，迎接从中堡镇毕业回家的端方，用麦地给端方一个下马威，果然，只一天过去，这个“愣头青”的“男将”就“巴掌全烂了”。麦子具有隐喻的意味，像千丝万缕的阳光一样密密匝匝的麦芒，那么刺眼，也给回乡的端方带来人生的初次考验。
麦地有哲理之思。麦子和麦地能够引起许多诗人的思考，这一意象以不同的含义出现在海子的诗歌里，出现在梵高的油画里，引起哲理之思。《平原》不单写了在麦地的劳作，也写了地头乡村娱乐的场景。毕飞宇把这段田间地头的农人之乐写得淋漓尽致，能够让人暂时忘记劳作之苦。在这里作者采取对比的方式，男将女将们的热闹，反衬出端方的落寞与孤独。此时的端方想到自己也许用不了几天，也会和他们一样，种庄稼，收庄稼。背脊底下这片泥土给端方带来了一丝恐惧，他忽然心灰意冷。这段文字写出了作家的在场感，而不是简单地依存个人的成长经验或某些共识性经验，不是简单地对地理空间的被动地回忆和感知。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家的个人感情和心智始终处于叙事的现场”，这是“一种有灵魂的写作”。[8]端方意识到，是泥土，“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这段田间农闲之乐，在端方这里就成为了深沉的命运之思。
(三)产生痛感的雨雪
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中善于运用隐喻的手法，达到新奇的艺术效果。里下河地区夏季雨水充足，夏至前后还会进入梅雨季节，由于地势低洼，容易形成洪涝灾害。同时由于里下河又地处苏北，受到北方寒潮的影响较大，容易出现霜冻和下雪。这样的气候、水文等地理景观给里下河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雨水的记忆进入他们的创作中，在作品里都有所体现。毕飞宇对雨雪的感知自然是不会少，雨雪这一自然现象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在毕飞宇这里成为带有隐喻意义的独特意象，《玉米》《平原》都有关于雨雪的描写，隐喻了作品人物生命的痛感。
其一，毕飞宇对雨雪有着特殊的感知，小说的雨雪虽不强烈但是寒冷。以《玉米》《平原》为例，很少写到洪水、暴雨这些力量强烈的意象，他写的多是小河流水，水是亲近人的。对于作家笔下的“雨雪”意象，不仅与作家本人对地理环境的感知有关，也体现了作者本身的审美感受和主题表达。曾大兴谈到气候对于文学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影响时说：“在四季分明、季相明显的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文学家的季节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这里描写四季气候(物候)之变化的作品非常多，作品中流露的诸如伤春、悲秋一类的生命意识也非常强烈。”[9]毕飞宇小说中的雨雪营造了一种凉爽、寒冷的氛围，在《玉米》中，这样寒冷的场景也预示着事情发生重大变故，比如王连方出事之前就是春雨连绵的时候，春寒料峭、春雨湿冷，日子又脏又寒，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果然发生了大事。
其二，毕飞宇的雨雪这一意象有着特殊的含义，雨雪与人物命运密切相关。毕飞宇作品中的雨雪意象不仅仅是营造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它还与人的境遇、心境相关，甚至预示着人物的命运。《玉秀》中有两处关于雨的描写，一处是“暴雨”，玉秀和郭左都伸出手，去抓檐口的水帘。玉秀在这时候走神了“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天气一下子凉了，爽得很。这里的暴雨来得快，走得也快，是玉秀与郭左的初识和接近，也是两人畸形关系的隐喻，来得急去得快。第二处由雨而写玉秀的少女心思，“春来了，下起了细雨，心发芽了。叶瓣出来了，冒冒失失的。”这柔弱的叶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顽固的偏执，悄悄往外蹿。这段文字形象地写出了玉秀的情窦初开，细小、柔弱，但又顽固、偏执，也预示着其艰难的过程与可悲的结局。《平原》写到了“雪”，这一夜的暴雪，特别的大，大雪封死了里下河的平原，大地一片平整光滑。此时的端方无心欣赏这些可爱的场景，就在酒后给吴蔓玲下跪以后，端方的自尊心死掉了，“他的自尊心没了，一点都不剩。”面对一个雪后的崭新世界，端方一时不知身处何时，也不知身处何地，他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更不堪回首。
从文学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题材、风格，文学作品也能呈现出孕育其生成、发展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彰显出地域文化的精神气质，还能对区域人文地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里下河地区水土交融的地理基因影响了毕飞宇的创作，江南水乡与北方文化交融的里下河地区，南方的温润和北方的厚重交织在一起，也使得以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王干、刘春龙等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审美风格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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