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贝斯的丽莎》中女性疼痛的身体
时间：2023-06-14 21:45: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梦蝶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于1897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Liza of Lambeth）。小说讲述了维尔街（Vere Street）美丽的贫民区女孩丽莎（Liza）堕落于和已婚男子吉姆（Jim）的不伦恋爱之中，最后小产而死的故事。毛姆以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揭露了贫民区女性情感上的贫瘠和身体上的苦痛。“在我的作品中，不少人物都经受了不治之症或是性病的折磨，又由于我曾学医，使我能够比较完美地刻画一些细节。”[1]结合毛姆自身的学医经历，他创作的许多人物所遭受的身体痛苦是其精神世界和生活环境的侧面反映。作者擅长以细致的疾病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并以此来揭露维尔街妇女的生存困境。
阐释学家和修辞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认为“隐喻的原理就来自语词的这种构造。”[2]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语言的存在就意味着其中产生隐喻的必然性，因此完全的去隐喻是无法实现的。疾病的隐喻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附加在疾病之上的象征含义不可否认成为了一些病患的心理负担，但同时这些疾病隐喻也是作者唤醒人性，医治人心，鞭挞社会黑暗的文学利器。
本文以女性身体的疼痛为切入点，对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中主要人物丽莎及其母亲所患疾病的文学隐喻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毛姆的创作设计。将作者的外科医学背景与其写作手法进行结合分析，不仅有利于了解作者的创作思路，也能深化对小说的解读。
小说中丽莎的母亲肯普太太（Mrs.Kemp）“饱受病痛折磨”，她患有风湿病和神经痛，为此常叫苦不迭。肯普太太抱怨风湿疼痛的片段在小说中重复出现，并且这成为她责备女儿对其漠不关心的重要理由。然而作者在开篇却将肯普太太描写为拥有健康体魄者：“肯普太太是个过了中年的妇人，矮矮的个子，却很结实，脸色红彤彤的。”[4]肯普太太看似矛盾的人物设定实质上凸显了其自私自利的人物特征，并为后文丽莎的悲剧性死亡埋下了伏笔。
风湿作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由病菌感染导致，寒冷潮湿的天气也会成为其发病的诱因。不论是风湿还是神经痛，都以疼痛为症状。酒精一方面可以作为麻醉剂缓解肯普太太的疼痛症状，另一方面则突出其精神空虚。“是呀，我常常在觉得实在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的时候，喝一点威士忌或者荷兰酒。”[4]酒精已经成为肯普太太逃避现实的必需，而过度饮酒也让她的精神世界免疫系统彻底崩坏。
肯普太太的风湿和神经痛常常有选择性的发作，多伴随着她对丽莎提出的各种要求。当丽莎拒绝告知母亲工钱存放的位置时，肯普太太向丽莎扬起了拳头，满嘴谩骂。一个挥着拳头的风湿和神经痛患者形象不免有悖常理，让人怀疑肯普太太病情的真实性。
肯普太太所患的免疫性疾病不仅在于身更在于心。在失去配偶后的肯普太太显露出了独身的孤独寂寞。她多次在丽莎出门之际央其留步，“哼，你准备出去，把我丢下……我死，你也不管。”[4]在女性自主和独立缺乏的环境下，失去了年轻容貌和生育能力的她们不免迷茫，也充满了对自身未来的担忧。身体和精神面对着年老和孤独的侵袭，如同免疫系统不堪病菌的攻击而溃败。文中肯普太太反复责备丽莎对其照顾不周，声称自己一个人会因病去世。她是如此渴望陪伴，害怕死亡，唯有以酒精不停地自我麻痹以获得片刻的内心安宁。
毛姆将人物设置为患有免疫性疾病，可以对应人物的精神和肉体因受到酒精毒害而衰败的角色特征。肯普太太陷入酗酒的恶性循环，她因生活的不如意而酗酒，又因酗酒加剧了生活的不如意，这样的精神堕落表现了面对生活苦痛而自我麻痹的底层妇女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代表作《第二性》（1949）的开篇写道，“热衷于搞简单公式的人说：她就是子宫，就是卵巢。”[5]在小说中分娩是街头巷尾的谈资，婚姻生活也被粗暴地简化为生育和暴力，子宫因此在维尔街被提喻为妇女的代名。然而妇女的生育之苦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怜悯，男性的暴力甚至施加于怀孕的妇女。毛姆笔下的维尔街女性无力去掌控自己的身体，甚至被自己的身体背叛。
1.生育之痛
生育和分娩是小说中贯穿全文的线索。小说开头描写在非社交季节里，成年人围聚街头的主要谈资便是女性的分娩或是新生儿的诞生。文中多次提及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生育权，不停地孕育和分娩成为了成年女性的噩梦。一名接近临产期的妇女如此抱怨，“我可真不要再生孩子了，杀我头也不生；
”[4]尽管妇女主观上开始有拒绝过度生育的意愿，但考虑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社会生育控制观念遭到强烈的反对。[6]妇女的子宫因此过度负荷，不停劳作。而避孕措施的不完善也是妇女连续生育的一大原因。从古代人们就开始尝试各种避孕措施，中世纪欧洲妇女使用天然或人造海绵等进行避孕；
1500年左右男性也开始使用亚麻布或动物肠衣制成的安全套。直到19世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提出，和19世纪60年代更轻便有效的橡胶安全套的普及，避孕的普及度和有效性才得到了提高。[7]但在此之前，多数妇女依然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身体以实现高效避孕，她们甚至对多生多育引以为豪。如同文中的肯普太太，她一边对克莱顿夫人（Mrs.Clayton）不停地生育感到同情，一边又在醉酒之际吹嘘自己生养了13个孩子。从肯普太太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文化对女性生育观的影响。女性生育自主权的丧失受到父权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实质是男女二元对立下男性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控制。
2.男性暴力之痛
《兰贝斯的丽莎》一文中有多处关于暴力的描写。丈夫因为酗酒而殴打妻子，这一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家庭之中，仿佛是维尔街婚后生活的公因式。肯普太太向丽莎母女讲述自己所遭受的暴力，“血象炸开的自来水管那样直喷。”[4]丽莎的好友萨莉也在婚后不久就遭受了丈夫哈利的暴力，甚至是在她身怀六甲的期间。维尔街的妇女们无一例外地重复着彼此的命运，即使是丽莎也没有躲过情人吉姆的拳头。“丽莎，我爱你——爱得恨不得把你杀了。”[4]吉姆在和丽莎热恋之际，面对自己对丽莎的爱意，他如此表述。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性和暴力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妻子们将一切不幸都怪罪于酒精。她们总是和谐一致地将丈夫对自己的暴力和冷酷归咎于酒精的麻痹作用。斯坦利太太（Mrs.Stanley）为其丈夫的暴力行为开拓道：“他在清醒的时候象小绵羊一样温柔。”[4]小说中法律对女性权益的保护被女性自行放弃，她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承受和妥协。在1891年约翰逊决议执行之前，在英国丈夫有权力对妻子实行监禁和实施惩戒性的暴力。除非妻子可以证明丈夫有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行为，法庭才会保障妻子的人身安全。法律给予丈夫的所谓适当限度的惩戒权很难被量化。[8]社会环境对女性的长期压迫不免让女性在利用法律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产生犹疑，表现踟蹰。而维尔街的妇女未受过足够教育，她们终日里为生计奔波，生活的苦难让她们习惯了隐忍，而这样的隐忍反而让暴力的拳头变得更为放肆。
保障女性身体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家庭幸福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共识。1891年约翰逊决议对妻子有利的判决激发了群众们的热烈讨论，两方观点碰撞激烈，推进了妇女权益保护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英国婚姻法对遭受家庭暴力妇女的保护力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对妇女的暴力和监禁行为不再合法。19世纪70到90年代出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The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在法律上保障了被虐待的妇女可以在脱离丈夫的情况下，合法独立供养孩子；
1857年的离婚法（1857 Divorce Act）、1878年的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of 1878)，以及1895年的（已婚妇女）裁判法(Summary Jurisdiction (Married Women) Act of 1895)也保障了妇女可以诉诸法律寻求独立，脱离不幸的婚姻。[8]
“宗教与革命……赋予苦难、死亡和日常劳作以象征主义的视野，在这个视域中，苦难与拯救、死亡与永恒之间建立了相互转换生成的语法。”[9]死亡的文化象征既可以是对以往恶行的惩罚，可以是偿还罪孽的自我救赎，也可以是奉献式的自我牺牲。丽莎的死亡对其而言既是惩罚也是解脱。她所经历的是一场身体的反叛，风邪和酒精是一阵由外而内的侵袭，而小产则是她由内而外的“自我终结”。
丽莎对爱情的执着和大胆并不能成为其破坏他人婚姻的托词，她的爱来自自身的原始欲望——渴望被征服和占有。“对少女来说，所谓的性超越，就是变成猎物，以便达到她的目的。”[5]丽莎在这身处黑暗的爱恋之中，慢慢丧失了主体自尊。酒精和冷冽的晚风使其害了风寒，她因此小产丢了性命。以风寒作喻形象化地揭示了其苟且之事被披露后为人所唾弃的凄凉：“要是她跟我的老头胡搅，我就杀死她——我发誓非杀死她不可！”[4]众怒下，大众言语的鞭挞对丽莎来说是一场心灵上的风寒，“她骨髓中发出一阵寒冷的颤抖，直透入每根血管，仿佛使血液都凝冻了。”[4]丽莎卧病不起既是因为肉体苦痛，也是因为精神世界的崩塌。母亲对亲生女儿的冷漠，情事败露后受尽众人唾弃的心灰意冷，无疑让其内心崩溃。重病缓和了她和邻里的关系。丽莎害病在人们的眼中是赎罪性质的，她重病的果来自其堕落的因，只有死亡才能让人饶恕她的罪过。
假若仅是感染风寒，丽莎也不至于走向死亡。真正致其于死地的正是她昔日的“甜蜜爱情”。丽莎虚弱地躺在病榻之上，曾经的过往在她脑海中闪过。她想要呼喊吉姆，却发现喉头紧紧地锁住了。在死神降临前凝重的氛围下，“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阵大声的哮吼。”[4]在这声嘶力竭的最后爆发下，丽莎的生命走向了终点。而那个她以生命为代价去爱慕的男人，在她死后便随即悄然离开。在丽莎的垂死之际，她认识到了吉姆之爱的虚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她无力再有求生的意志。作者毛姆并未对最后那那撕心裂肺的呐喊作出具体解释，它既可能是丽莎对吉姆虚伪爱情的斥责，对母亲无情冷漠的怒吼，也可以是丽莎对自己人生悲剧的无尽悔恨与惋惜。
本文结合小说作者毛姆个人的学医经历，分析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中女性疼痛的身体。小说中无论是肯普太太的风湿病和神经痛，还是丽莎的风寒和小产，都富含深刻的文学含义。
《兰贝斯的丽莎》集结了毛姆在妇产科工作中的见闻，以疾病来书写女性身体成为这部小说的写作特点。他以疾病隐喻的方式讲述了底层妇女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遭受的心灵和肉体苦难。将女性的精神世界以及身体苦痛和各种医学名词相联系，是一种有效的叙述方式，疾病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反映在身体之上，隐喻用更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她们的“伤痕”。因为疾病是人类共有的人生体验，所以读者往往更能从对方的苦痛中产生共鸣，小说的情感渲染也就因此更为强烈。
本文之所以选择关注人物的身体，以疼痛角度作小说的叙事分析是因为，“医学……正超越生理身体的范畴，对身体的政治属性做出评判，它成了现代身体政治的一个决定方面。”[10]从疾病隐喻的角度对女性身体进行文学解读，是对人物角色更本质化的拆分。疾病使身体的防线崩坍，“拆解了自身的文化构成，还原自己为纯粹的生物感觉”[10]。小说用疼痛——一种身体感知最为直接的方式来叙述维尔街的故事，将女性身体受到的暴力直白地袒露在读者眼前，以呼吁社会重视保障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希望人们对女性的身心健康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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