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下外来生僻人名的汉译策略——以《公共外交》为例

陆泉枝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人名是专有名词的主要类别之一。作为一种能指符号，人名力求将不同的人物区分开来，故而其在特定语境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众所周知，普通名词的翻译需要考虑具体的语境和文体，比如法语名词“ordinateur”在日常或科技用语中可以分别汉译为“电脑”和“计算机”，而汉语中的“电脑”在英译时有时需要笼统地译为“computer”，有时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为“desktop (computer)”或“laptop (computer)”。不同于普通名词，人名的翻译不仅需要遵循现有的译名规范以及不少既定的约定俗成译法，而且有时还需要仔细核查和考证人物的来源和国别，为避免张冠李戴，必须“专名专用，一一对应”[1]34。

在翻译实践中，社科著作涉及的人物通常类别庞杂，数目众多，译者需要掌握人名翻译的策略，并懂得利用特定的途径检索、核查以提供可信、准确的译名。以笔者最近翻译的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olas Cull）的新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2019）为例，这本涵盖历史、政治、传播、心理等学科的著作，其内容虽然不足两百页，但书中涉及古今中外多国政坛、外交、文化、媒体等领域近千个人物，无疑为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本文首先提出人名翻译的对等模型并总结罗曼语系人名汉译的特点，然后以《公共外交》中诸多生僻人名的汉译为例，就网络时代如何利用网络检索、官网核对、邮件交流等途径，力图为当今外来人名的汉译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一）人名翻译应当“名从主人”

国内学者张延琛（1981）[2]、林宝煊（1998）[3]、陈国华（2014）[4]等人在论及人名翻译问题时，基本认为“名从主人”是一个首要原则。他们所言的“名从主人”意即人名汉译应当按照人物所属语域的读法进行。另外，张延琛还提议汉译外国人名应该中外对照，以便人物与译名之间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对应关系［2］。在提出翻译的“对等原则”时，尽管尤金.奈达（Eugene Nida）认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5]，但人名的翻译在词汇层面却依然存在对应关系，正如他后来根据语言功能全面阐述的“功能对等”[6]86-96那样。故而，一种语言（系）中的某个人名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译名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但二者与人物的关系必须要以名举实。

有些普通名词（比如“土豆”）与人物名称（比如“玄奘”）虽同属具体名词，但这两类名词却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地在整体上涉及某种事物以及相关的概念，后者则更多用来指代处于特定时空的真实或虚构的个体。从语言学角度讨论名字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中采用“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来区分语言符号与其指代的人物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从翻译层面看，原名和译名可谓均为“能指”，二者定然都与人物形成对应关系，比如“Nicolas Cull”和“尼古拉斯·卡尔”就与《公共外交》的作者互为对应。

（二）原名—译名之间的对应关系

纵然20 世纪60 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流派认为，“在翻译中显然语言不与事物对应，而是语言本身的相互对应”[7]147，而此后不久翻译功能学派又提出“充分性”（adequacy）来代替传统的“对等”观点。然而，在特定的语境下，不仅人名与人物在一种语言中存在对应关系，译名与人物在另一种语言中也存在对应关系，由此构建起人名与译名之间复杂的对等关系。这里，笔者综合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与奈达的“对等原则”，在他们的理论之上提出人名翻译的对等模式，见图1。

图1 人名翻译的对应模式Fig.1 Pattern of correspondence in translation of names

如图1 所示，图中N-L1 代表一种语言中的某个人名，P1、P2...Pn 是“能指”N-L1 代表的“所指”，而N1-L2、N2-L2...Nn-L2 代表另一种语言中与之对等的译名。鉴于重名现象在任何语言文化中都比较普遍，N-L1 基本上会与一种语言中的多个人物（P1、P2...Pn）对应，故我们必须通过人物生卒（何时）、国别（何地）、行事（何为）等特征，来确定特定语境下某个人名与独一无二的个体相互对应，也正是这个原因，译作中的人物注释通常都会包含这些信息。

从图1 的模型可以看出，人物不仅与原名形成对应关系，同时也与译名形成对应关系；
倘若忽略这种对应关系，人名翻译势必酿成指代不清的笑话。国内学者胡宗泽在汉译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时，就曾将原书中提到的人名“Ashoka”[8]72和“Mencius”[8]79荒唐地译为“阿肖卡”[9]91和“门修斯”[9]99，让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更让国内译界一片哗然。《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已经收录人名“Ashoka 阿育王［印］”[10]129，显然译者在处理这些英语人名时，既未查阅权威工具书按照译名规范进行，也没有利用网络进行检索核查，而只是根据音译进行汉化，由此导致译名与人物彻底脱节。

在论及人名的翻译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当直接涉及人物时，它们的翻译并无困难”[11]148，而将重点更多放在罗曼语系（尤其英、法、德三语）中由“知名人物名字衍生的形容词（-ist）或抽象名词（-ism）”[11]199以及由此凸显的相关影响、品质或思想，比如英语中的“Thatcherism”（撒切尔主义）或法语中的“gaulliste”（戴高乐的）。在笔者看来，国外理论家之所以认为人名从源语（SL）到目的语（TL）的翻译毫无困难，一方面在于罗曼语系内部的人名大多无需翻译，如“Dante”在英、法、德、意等欧洲语言中就无需改动，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几乎从未关注外语专有名词汉译的特有问题。然而，从罗曼语系到汉语，难免涉及历史人名约定俗称、人名汉译必须区分国别以及华人外文名回译等诸多棘手的问题。此外，译名的诞生也如语言诞生一样，它既是规则的产物，也是俗约的产物，故而总有例外存在。

（一）约定俗成与规范音译并存

诚然，当前大部分外来人名汉译都沿用规范音译，但历史上却已产生不少约定俗成的译名，而且今后这种现象也将继续存在。这些外来译名基本沿用中文人名三字为主、两字为辅的传统，或根据原名谐音简化处理，或兼顾音意而成。比如，明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英国作家萧伯纳（Bernard Shaw）、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等，他们的中文名基本根据原名部分发音汉化而来，而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则按照中文姓名习惯，选取了姓的音译首字“赛”与意译的名字“珍珠”结合而成。总体而言，这些外国人名的汉译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类似于外国商标的翻译，需要对谐音、简练、口语等因素综合考虑。

林宝煊将这类音译归入“约定俗成”，认为“一些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我们只好接受……希望有影响力的译者和翻译机构，不要再制造新的‘约定俗成’”[3]。这里，作者显然忽略了名字不仅会无限生成，而且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很多外国人都会多少依据原名谐音自主或请人起个颇具特色的中文名字，而汉学家们和驻华公使更是如此，比如法译了莫言作品的法国学者尚德兰（Chantal Andro）和英国现任驻华大使吴若兰（Caroline Wilson）。总之，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译者，外国历史知名人物及其译名需要熟记，而对今后不断涌现的外国人名与其固定译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网络进行核查。

（二）外来人名必须区分国别

在外来人名的翻译过程中，很多时候需要考虑人物的国别。因为外来人名汉译基本上以音译为主，而拼写相同的罗曼语系人名，很多时候发音迥然相异，汉译名称自然也就完全不同。对于《公共外交》中提到的北欧姓氏“Gudmundsson”来说，《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根据其源于冰岛或瑞典，分别汉译为“格维兹门松”和“古德蒙松”[10]1168。在书中，作者提到自己的老朋友“Arnar Gudmundsson of Reykjavik”[12]xi曾为他提供有关鸟鸣的建议。此处，笔者根据文中人物所属的城市“雷克雅未克”就可以判定此人来自冰岛，那么按照外语人名音译规范就应译为“纳尔·格维兹门松”[13]61。

此外，对于欧洲常见人名“Charles”，依照上面的人名翻译对等模式，在汉译时就需要根据国别和俗约进行差别处理：源于法国要根据情况译为“夏尔”或“查理”，源于英美则为“查理”或“查尔斯”，而源于瑞典则为“卡尔”。以《公共外交》为例，书中“Charles”共出现过4 次：“England’s Charles I”[12]10，“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Diplomat ‘ Citizen’ Edmund Charles Genêt”[12]11，“Sweden’s Charles XI”[12]23和“French President Charles de Gualle”[12]89。在汉译过程中，就应当根据人名的国别和汉译俗约，分别处理为“英王查理一世”[13]13、“法国大革命外交官‘公民’爱德蒙·夏尔·热内”[13]13、“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13]141。然而，受作者将瑞典语中的“Carl XI”英化为“Charles XI”引导，本人囿于有限的历史知识，竟将“Sweden’s Charles XI”误译为“瑞典的查尔斯十一世”[13]36。如果笔者之前借助网络对瑞典王朝更迭予以核查，这样的误译自然就可以避免。

（三）华人外文名回译困难

另一个与国别相关却又异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华人外文名的回译。这个看似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却也未必。否则，国内学者王奇在其专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介绍中外学者研究成果时，就不会因把威氏拼音人名“Chiang Kai-shek”（蒋介石）和“T.A.Hsia”（夏济安）译为“常凯申”[14]82和“赫萨”[14]89而闹出笑话，这种不加思索的译法不仅让国内学界一片哗然，更严重地损害了作者自身的学术威信。对于此事引起的轩然大波，中央编译出版社紧急召回未售作品，而国内的《羊城晚报》还以“中国出了个‘常凯申’？”[15]为题对此进行了揶揄十足的报道。然而，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在“论文学革命”的主题交流会上甚至认为“中国想要发展，必须先废除汉字”，激进地提倡以罗马拼音代替表意的汉字。倘若当年果真如此，人物与名字之间又会是何等的混乱不堪。

其实，不论是华人外文名的回译，还是中华典籍的“回译”，严格说来都是一种核查，因为回译在理论上基本无从实现。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韦氏拼音或汉语拼音与汉字都是一对多的映射关系；
其二，有时华人外文名与其中文名毫无关联。对于第一种情况，比如姓氏的拼音“Woo／Wu”可译为“吴”“邬”“伍”等，名字的拼音也基本上如此，而姓氏与名字产生的组合其数量自然就更为庞大。之所以存在第二种情况，不仅因为大多数华裔为更好地融入海外社会，都具有本土化的外文名，而且正如有些醉心于中国文化或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有中文名一样，不少国人也有与自己中文名毫不相关的外文名。比如，2002 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的首位华裔院士程抱一（François Cheng）、截拳道创始人李小龙（Bruce Lee）、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Shing-Tung Yau）、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等。然而，倘若译者对这些人物的外文名或中文名有所不知，在翻译中就必须利用网络资源等方式多方取证，以保证原名—人物—译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否则只能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趋深入，人名翻译定然会日趋规范。1993 年，新华社出版了《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收录西方国家、东南亚（曾经）使用汉字的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姓名近40万个，并为人名汉译制定了规范以供国内译界参考。14 年之后，这部权威辞典又推出第二版，不但将人名收录范围增至70 万条，而且还收录不少近年涌现的人物，如联合国（UN）前秘书长“Ban kimoon／潘基文”[16]3258。不过，不管这本权威辞典后续将如何扩大收录范围，也难以为既定文本中的所有人名提供参考。所以，译者必须积极利用其他渠道，尤其是要学会借助网络检索、官网核查和邮件交流等来解决生僻人名的汉译问题。

（一）网络检索

全球互联网信息量的剧增、搜索引擎检索功能的提升以及国内外期刊文献的数字化，无疑让网络检索为人名的翻译提供了诸多便利。对于罗曼语系文本中那些中文名不为译者所知的人物（包括华人和外国人），网络检索可能是一种比较迅速、高效的解决途径。在讨论古代的教育交流时，作者在《公共外交》中提到了前去印度那烂陀寺学法的几位僧侣，见例1。

例1India had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great monastery at Nalanda which by the 600s drew scholar/pilgrims from China and even Korea to study,including such famous travelers as Xuanzang and Yijing.[12]84

译文印度类似的学府就有那烂陀寺，7 世纪初还吸引了来自中国甚至高丽的学者或僧侣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玄奘和义净①义净(635—713)，俗姓张，字子明，河北范阳人。八岁入齐州土窟寺为僧，于公元674—685 年期间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法。——译注等著名旅行家。[13]134

正如《庄子》中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很多译者（包括笔者在内）对于唐代西行求法的僧人，想必多半都停留在文中的“Xuanzang／玄奘”上，而不知英语原文中的“Yijing”所指何人。对于这种生僻的人名，不妨尝试网络检索，选择适当的搜索引擎并确定关键词和字符串来进行检索。笔者以“Yijing”+“monk”为字符通过搜索引擎“百度”找到了一篇英语标题为“A Study on the Eminent Monk of Yijing’s Going to the West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Sea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的文章[17]，其中文标题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高僧义净西行求法研究》，文章由冯相磊于2019 年发表在《德州学院学报》上。在大致浏览文章内容并对义净的生平有所了解之后，笔者进而锁定《公共外交》中的彼“Yijing”就是这篇文章中的此“义净”。此外，笔者还通过增加译注来为人物补充额外信息，由此使得译（原）名与人物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对应关系。

（二）官网核查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检索在提供有用信息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不实信息，导致一个外来专有名词多种译法并存，由此造成是非混淆的局面，从而凸显出在官网进行信息核查的权威性和必要性。比如，《公共外交》中多次提及英国协调海外文化关系的机构“British Council”[12]5，国内网站出现的中文译名有“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文化教育处”，可谓不一而足。然而，本人访问该机构的国内官网（https://www.britishcouncil.cn），得到的译名却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诚然，有时人物姓名的汉译也可以去官网求证，比如源语文本中涉及的外国使馆、教育机构、新闻传媒等行业的人物。

在这本广受外交领域学者好评的作品中，作者卡尔提到了曾经邀他到中国访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Professor Zhou Xinyu”[12]X。对于此人的姓氏，我们根据汉语拼音虽可将其确定为“周”，但对于他的名字又何以得知？为此，笔者登录此研究中心的官网（https://cpds.bfsu.edu.cn/index.htm），在其中的栏目“中心介绍”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人名“周鑫宇”，妥善地利用官网核查解决了这个人名汉译的问题。另外，作者在讨论国际广播时，还引用美国之音（VOA）社交媒体视频节目《OMG 美语》（OMG! Meiyu）来说明文化素材在广播中的重要性，见例2。

例2VOA’s new media success stories include a short video program for sharing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calledOMG! Meiyu,in which a bubbly young wom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Jessica Beinecke introduced contemporary slang terms to Chinese viewers.[12]110-111

译文在美国之音的新媒体成功案例中，包括一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发布的短视频节目《OMG 美语》（OMG! Meiyu），里面一位活泼开朗的美国年轻姑娘杰西卡·拜内克（Jessica Beinecke，中文名为白洁）会向中国观众介绍当代的美国俚语。[13]174-175

笔者按图索骥在国内网站（https://www.51voa.com/OMG_1.html）找到了这档节目，并且发现主持人“Jessica Beinecke”的中文名为“白洁”。于是，在按照规则汉译其名为“杰西卡·拜内克”外，还在括弧中增加她的中文名，让国内熟悉此档节目的读者可以将人物与名字对应起来。

（三）邮件交流

数字网络架起了沟通彼此的多种通道，借助电子邮件甚至新兴社交平台（比如推特、微信等），世界从20 世纪90 年代真正成为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 年在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所预言的“地球村”。诚然，基于数字网络之上的手段无疑为译者与他人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利。国内学者万兆元在讨论因特网辅助翻译（IAT）时，也曾强调邮件交流对于解决翻译问题的作用[18]。相比传统的纸质信件沟通，电子邮件交流更为快捷、可靠、便利，极大地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在过去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只要原书作者在世的话，本人都会尽力通过网络或编辑寻得对方的电子邮件，以便在翻译过程中针对个别难点、笔误等事项切磋一二。当然，对于作品中的有些外来人名（尤其国外汉学家或华裔学者）的汉译，译者完全可以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咨询对方是否有既定的译名。在《公共外交》这本书的“序言与致谢”中，作者提到自己在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名为“Mina Chow”的同事。多年的翻译经验和直觉告诉笔者，这位学者多半应为华裔，但她是否有中文名呢？于是，我首先利用网络找到了她的电子邮箱，然后于2021年7 月11 日以“Do you have a Chinese name?”为主题给对方写了邮件，次日便收到对方的简短回复：

Hi Frank,

Yes,my Chinese name is:周美偲

I also added the translation to my email signature.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Mina

鉴于这本译作中人名首次出现均为中外对照，也许有人认为“Mina Chow”按照《世界人名大辞典》规范译为“周明娜”或“周米娜”也无伤大雅。然而，作为本书的潜在读者之一，这位华裔看到自己的中文名被篡改又作何感想？正是人名将人们区分开来，让个体变得独一无二，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对他而言是任何语言中最动听也最重要的声音”[19]91。可见，对于有中文名的外国人、有外文名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裔来说，他们名字的汉译更需要小心求证，因为这些译名基本既无辞典可查，也难以套用当前的音译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电子邮件无疑提供了一种解决疑难的可能。

诚然，人名的翻译并非寻找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原名与译名作为不同语境下的能指符号，二者都必须要与人物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即国内翻译界所言的“名从主人”。国外翻译理论家之所以很少关注人名翻译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罗曼语系之间人物姓名绝大多数都无需转译。然而，这些人名在汉译时就必须考虑有无定译、音译规范以及人物国籍等诸多因素，由此凸显出外来人名汉译的难点所在和研究价值。此外，人名和译名都是无限生成的符号，不论今后相关的辞典收录范围如何扩大，都无法囊括既定文本中的所有外文人名。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无疑为不断出现的生僻人名汉译提供了绝佳的解决途径，故而译者在参考《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之外，就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官网核查、邮件交流等途径找到与人物对应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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