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菲律宾国内英语帝国主义研究

曾 杰 杨 甜

成都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

Phillipson(1992: 32)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LinguisticImperialism)中论述了语言权力、语言政策、语言濒危、语言霸权等问题。他提出语言帝国主义的理论架构，分析了英语成为全球范围内强势和支配语言的原因和历史进程。作为一门全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不仅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核心国家(Cor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的母语，也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自19世纪以来，英国凭借其强大国力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影响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英语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二战后，英国国力衰落，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全球头号强国。在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霸主地位的同时，美国非常注重提升英语的地位，并使用该语言针对目标国进行文化输出，影响其语言政策和社会语言生态。这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措施有效地推动了英语的全球化发展。英语的帝国主义式扩张意味着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霸权，助长了语言覆盖下的文化不平等现象。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英语帝国主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深远，英语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或最重要的外语。如何破除英语霸权，做好语言服务保障，确保语言安全，是当前“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实现互通共赢的愿景至关重要。菲律宾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全方位地分析审视其受到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影响，借鉴其反击英语霸权并纳为己用的历史经验，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制语言帝国主义，保护语言文化资源，确保自身语言利益诉求和争取国际话语权。

菲律宾国内种族多元，语言纷繁复杂，现存170多种交流用语(周子伦等 2015: 3)，其中菲律宾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菲律宾语(Filipino)由他加禄语(Tagalog)作为主体发展而来，使用人口超过2200万，占菲律宾人口总数的24.44%，主要分布于马尼拉及毗邻地区。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菲律宾语的国内与国际影响力均不及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英语。英语广泛使用于菲律宾人日常生活中，见于官方文件、报纸、杂志、教材、网络与电视节目中。

由于群岛地形的自然隔绝，古代菲律宾人没有全国通用语，各部落使用其原住民语言，导致国民交流困难，影响其民族意识与凝聚力。1380年，伊斯兰教传入南部岛屿，阿拉伯语开始在菲律宾传播，主要用于传教及伊斯兰学校的教学。1521年，麦哲伦率领船队登陆菲律宾，随后西班牙探险家Ruy Lopez de Villalobos在1542—1546年探险期间以西班牙菲利普亲王的名字命名菲律宾国。在对菲律宾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殖民当局采取语言分化政策，仅向居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和当地贵族子弟提供西班牙语教育，使得西班牙语未能普及，菲律宾本土语言在民间得以传承。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美国采取与西班牙截然相反的语言同化政策，在菲律宾大力推广英语并开展全民英语教育(邹长虹、尹少君 2016: 158)。1935年，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后开始重视推广本国语言，随后颁布《国语法》，将他加禄语定为菲律宾国语，也称菲律宾语。但学校教学语言仍以英语为主，菲律宾语言辅助教学。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在宪法中明确了他加禄语的国语地位并大力推广(Sibayan & Gonzalez 1996: 141)。但由于英语根基深厚，国语推广久难起色。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实行开放式的语言政策，废除自1974年开始实施的双语政策。2009年，菲律宾教育部颁布MTB-MLE语言政策，以母语为基础开展多元语言教学(王凯 2019: 67)，英语、西班牙语也重新成为主要教育语言，这一语言政策沿用至今。

美国对菲律宾进行了长达48年的殖民统治。在总结Galtung(1980: 182)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理论的基础上，Phillipson(1992: 52)认为，语言帝国主义和教育、文化、传媒、经济、政治与军事等层面的帝国主义活动互相交织，在目标国主要通过3种方式发展：1)推行殖民语言；
2)扶植精通殖民语言的当地精英与特权阶层作为代理人；
3)通过媒体与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同化(Lai 2019: 412)。

3.1 推行殖民语言

语言帝国主义具有强制性与公开控制的特征(Boyle 2004: 65)，主要表现形式为殖民者在被殖民国家强制推行殖民语言的教育政策。英语帝国主义在菲律宾的发展始于1898年美国士兵将英语非正式性地介绍至马尼拉7所小学(Sibayan & Gonzalez 1996: 139)。随后殖民政府通过第74号法令设立公共教育局，1901年9月，正式将英语作为唯一教学语言引入公立学校(宋云伟 2008: 54)。有别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语言分化政策(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policy)，美国殖民者倾向于采用语言同化政策(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陈兵 2011: 71)，注重在殖民地建立美式教育体系。殖民当局于1901年建立了教学管理美国化的菲律宾国立师范大学(Philippine Normal University)，培养菲律宾各级学校师资，自高等教育向下辐射影响菲律宾中小学教育。1902年起，殖民政府开始逐渐在菲律宾建立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师范院校、中小学和其他各类职业教育学校。1908年，时任菲律宾公共教育秘书和菲律宾委员会成员的美国人William Morgan Shuster向菲律宾议会建议，后者通过1870号法案建立了第一所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菲律宾国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殖民政府打着“开化”菲律宾的旗号，调度社会资源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引进美国教材，从美国本土选派教师任教于菲律宾国内小学、中学和大学，向菲律宾整体移植美式教育体系。截至1935年，美国治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之时，殖民政府在菲律宾共建立了7330所公立学校(周子伦等 2015: 51)。

菲律宾学校的美国化，使得无论是师资、教学内容、教学体制都传递着美式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美国殖民者通过对菲律宾受教育者的语言文化渗透，逐渐改变菲律宾民众的认知方式，培养出认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菲律宾人。殖民当局推行的“独尊英语”(刘燕 2020: 156)的语言教育政策使英语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成为主要工作语言，在菲律宾的政府管理、立法、司法、教育、商业、工商业、科学技术、报纸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官方、社会和商业通用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会说英语(Sibayan & Gonzalez 1996: 139)，而菲律宾也一跃成为亚洲使用英语最多人数的国家。

3.2 扶植精通殖民语言的代理人

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殖民者需要在殖民地扶植当地精英与特权阶层作为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接受殖民语言教育并具备卓越的双语能力，在利益上与殖民者紧密联系。美国通过《菲律宾法案》在菲律宾建立统治秩序，设立美式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主要任命接受美式教育、精通英语的地主与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作为管理者，招募英语素质较高的民众作为雇员，为美国殖民统治服务(宋云伟 2008: 55)。

为了增加英语对菲律宾人的吸引力，美国殖民者并不局限于培养当地精英阶层子弟，也通过公费留学项目筛选其他阶层的菲律宾青年进入一些顶尖的美国大学学习。1903年，美国殖民当局在菲律宾创立公费留学制度，到1908年止共选派200名学生赴美留学。接受资助留学的菲律宾青年回国后在政府服务部门和私营部门担任要职，继续为美国殖民统治服务。这些接受过美式教育的海归青年实现了阶层跃迁成为社会精英，也激励了成千上万在学校里学习英语的菲律宾人。

3.3 基于媒体与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同化

Phillipson(1992: 52)认为，语言帝国主义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菲律宾统治权后，美国殖民当局推行的语言政策的影响迅速扩及文化部门，导致了菲律宾文化传媒领域的英语帝国主义现象。在占领菲律宾初期，美国殖民当局的重要行动之一是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报业系统，通过建立英语传媒创造利于殖民统治的舆论环境。在1898年8月13日到12月31日短短4个多月中，共创办了17家报纸(Fernandez 1989: 323)。如《马尼拉时报》《美国人》《官方杂志》等等。这些报纸以英文为出版语言，宣传美式价值观念，展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向菲律宾民众灌输西方文化优越的思想，并扭曲和丑化菲律宾本土文化。这些傲慢的文化传播行为造成了对菲律宾文化的歧视，也引发了菲律宾国内政治精英们的激烈反抗，其中以奎松为代表的精英团体们创办了一系列报纸，如《菲律宾先驱报》《先锋报》《论坛报》等等，用以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李异平 2000: 86)。

菲律宾著名语言学家Gonzalez(1980: 356)认为，“政治上取得独立后，不一定伴随出现经济和文化的独立。”1935年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后，语言上仍受到英语帝国主义的影响，文化上仍然被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所左右。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摆脱了美国的殖民统治和军事控制，但美国仍通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对菲进行美式文化输出。到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国内60%的大型传媒企业被美国资本掌控，电视里播放的76%的广告是美国商品与服务，60%的电视节目来自美国。首都的27种报纸中半数以上用英语出版，培养出大量美式新闻媒体工作者与受众(李异平 2000: 86)。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同化同样波及技术领域。菲律宾美式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引进美国原版教材，教师与学生主要阅读英文科技文献并使用英语进行论文写作，英语在菲律宾科技、学术用语中占据支配地位。

迄今为止的120多年间，在美国强大影响力的作用下，英语帝国主义对菲律宾同时产生了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Phillipson(1992: 50)认为，英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社会造成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熟练掌握殖民语言是以牺牲其他当地语言为代价的。美国殖民当局唯英语的同化语言政策客观上阻碍了菲律宾各本土语言的生存与发展。英语在获得支配地位的同时，排挤并弱化了各岛本土语言并导致其地位日益衰落甚至消亡。失去自身民族语言的菲律宾人对美国英语从“工具性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转变为“感情性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Kelman 1971: 23)。美国殖民统治期间，菲律宾的语言多样性遭到极大破坏，英语不但强势占据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还借助媒体与技术侵蚀当地弱势语言的传统功能空间。1937年，菲律宾自治政府基于1935年宪法颁布了第134号行政令，确立他加禄语为菲律宾国语(章石芳、范启华 2021: 88)。1938年，菲政府颁布《国语法》，开始探索推广菲律宾国语。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民间发起发展国语以取代英语的爱国主义运动，期望在语言上逐渐摆脱英语的支配。1940年，菲律宾自治政府颁布教育法令与第58号法令，修订了公立小学教育制度，规定公立小学由学习英语转变为学习国语，随后在菲各级学校开始教授菲律宾语，逐渐取代英语作为唯一教学语言的地位，这些措施开启了菲律宾国内的双语教育改革(马永辉2016: 129)。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获得独立后，政府更为积极地推广他加禄语，但受制于英语强大的影响力，菲律宾本土语言推广收效甚微。

菲律宾独立后，国语成为菲律宾官方语言。英语帝国主义在菲律宾并未随着美国殖民者的离去而消失，英语仍然作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而被广泛使用。20世纪70年代后，菲律宾政府极力推广菲、英双语教学。1973年，政府颁布修订宪法(TheAmended1973Constitution)，规定菲律宾语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1987年，菲律宾政府规定学校教学语言使用菲律宾语和英语。由于其他语种母语人口占比超过80%(王凯 2019: 69)，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对高等教育、政府机关和工商界影响并不大，英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国语推广久难起色，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更是逐渐被边缘化。2009年，为了保护本土多语言生态，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濒危问题，菲律宾教育部颁布了“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MTB-MLE)政策，并在2012年发布实施建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然而，由于菲律宾复杂的语言状况，该政策自实施以来也面临教材与师资缺乏、社会参与度不高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与挑战(王凯 2019: 67)，英语帝国主义依然影响了菲律宾的多语生态系统，母语的教学价值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推广难度较大。许多菲律宾学校重英语轻母语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引发了对本土语言的歧视，危害该国语言发展。2013年，3名菲律宾学生因在课间时使用了他们的母语，违反了校规校纪，被要求转学(Tupas 2015: 118)。这次事件只是学校语言教育的冰山一角，但反映出菲律宾国内英语受重视而母语被贬低的语言分层环境。

英语帝国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菲律宾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温和的文化浸润配合严格的语言控制，菲律宾人逐渐内化并接受了美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独立后，菲律宾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促使政府更加注重保护本土语言与文化。菲律宾国语出现并随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变化地位有所上升，但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中，英语仍然是主要教学媒介语言，除马尼拉、吕宋之外，其他各岛的方言几乎被边缘化。被过度推崇的美国文化使菲律宾本土文化发展受挫，民族主义者甚至发出“得了英语，失了灵魂”(马永辉 2016: 130)的呐喊。随着人口和国内外服务业需求的增长，英语附带的巨大经济价值和交际价值促使菲律宾民众倾向于选择学习这门语言，有助于他们在高等教育、工作、网络和国际市场中获取更多信息与机会，这进一步弱化了国语和其他本土语言的地位。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既对立又统一，语言帝国主义也不例外。就积极影响而言，英语帝国主义促使殖民地人民使用统一语言，客观上提高了沟通效率。英语的强势推行结束了菲律宾群岛间缺乏全国通用语言的历史局面，促进了菲律宾各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英语将菲律宾和美国乃至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保持着相对于其他外围国家的语言优势，使菲律宾迅速融入国际社会。殖民政府推行的美式全英语教育使菲律宾第一次拥有了现代教育体系，Agonciuo & Guerrero(1977: 424)认为这一体系的引入和实施是美国殖民主义对菲律宾的“最大贡献”(Greatest contribution)(Casambre 1982: 7)。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门世界通用语言，英语本身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语言帝国主义的抵抗。后殖民时期，由于语言政策、民族主义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变化，英语在菲律宾的社会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但英语教学和学习背后的工具性经济动机仍然控制着普通菲律宾人学习英语的意愿。作为社会经济的均衡器(equalizer)和分层器(stratifier)(Sibayan & Gonzalez 1996: 140)，英语为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乃至今天的菲律宾人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英语教育被各阶层菲律宾人青睐，贫困儿童通过接受英语教育可以获得教师或公务员的工作，中产阶级则可以成为社会精英。很多菲律宾人在接受了美式英语教育后，可以更快地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在去美国留学归来后进入上层社会(Zeng & Yang 2022: 6)。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不同族群的菲律宾人可能对英语又爱又恨，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英语对菲律宾人有着魔法般的吸引力。1988年，Gonzalez的社会语言调查报告表明，菲律宾人不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菲律宾语能力，爱国和英语能力并不矛盾，菲律宾人并没有真正将民族主义与语言选择等同起来。

菲律宾的英语语言环境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语优势”已成为促进菲律宾外贸发展的重要动力。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菲律宾2019年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49.96亿美元(UNCTAD 2020: 239)。菲律宾旅游业和外包服务行业也搭乘“英语”顺风车而繁荣起来，对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菲律宾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服务业增长率为7.1%，其中以语言为优势的服务业贡献最大。随着呼叫中心外包业务成为菲律宾的阳光产业，政府希望培养出更多的英语人才来支撑该产业发展。作为最大的呼叫中心外包业务承接国，2016年，该行业生产总值占菲律宾全年GDP的10%(张淳、徐艳飞 2015: 462)。受教育的菲律宾职员因其优秀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得到海外雇主青睐。英语还造就了菲律宾的“现代英雄”——海外劳工(O. F. W.)。他们英语口语流利，受过良好训练，服务于160多个国家与地区(叶萍 2010: 105)。2021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额度达到1.6万亿比索(搜狐财经 2022)，海外劳务人员的收入已成为菲律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菲律宾政府充分发挥语言环境优势，结合国家经济贸易政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打造了极具特色的贸易产业链。

Ricento(2015: 12)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国际通用语地位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重视英语。东南亚与南亚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英语在中亚与西亚大多数国家中地位重要，甚至被作为统一教学语言使用。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消费市场，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交流主要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媒介，如何以“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建设为契机，破除英语霸权，助推汉语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提升其使用率和国际影响力，是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要务之一。语言先行方能人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反制英语霸权，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和实施语言战略：

第一，加强宏观政策引领，基于需求调研制定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和跨境语言人才培养规划，推进语言智库与语言服务平台建设，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语言服务与保障工作。第二，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互联互通，增强双向语言服务能力。合作国应扩大政府间和教育领域合作，增加留学与访学项目，充分发挥政府与民间组织力量，搭建好研究与人才联合培养平台，与沿线国家互相定向培养熟悉对方政治、经贸、法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第三，坚定语言文化自信，大力培养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翻译人才。翻译教学机构应按照沿线国家语言区域分布特征研究并制定精准的翻译人才培养方案，做好特殊翻译人才的就业保障工作，不仅要培养外贸翻译，还要重视培养文化翻译人才，用不同语种向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第四，重视利用网络空间与新兴媒体，推广汉语海外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新媒体领域的优势，搭建具有咨询、培训和在线学习功能的语言公共服务平台，以科技手段助推中华文化传播，推出适合在网络空间推广的多语种文化产品。同时利用好英语的工具性，借助国际社交平台，加强对外文化宣传，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菲律宾与中国同属多语言多民族国家，全方位地审视英语帝国主义对菲律宾造成的影响，借鉴其反制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经验对我国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汉语推广传播和对外话语能力建构有重要启示。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大国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的语言态度和观点在反制语言帝国主义、保护全球语言资源与环境上的作用备受关注。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英语在我国对外贸易、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国际交流中至关重要。我们既需要重视英语的经济与工具价值，也应坚持语言和文化自信，将“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定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尊重并保护国内外多元化语言环境与生态，反对语言霸权，提倡语言平等，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与各国以平等友好的姿态相互合作，同心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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